邓小平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这次革命的果实——国家政权，却落入了北洋军阀的手中。中国的基本矛盾仍未解决，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攘夺，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现实的黑暗，积极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渴望从西方获得新思想、新文化作为精神武器。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活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缘起

从1890年到1904年，英、法、日、美诸国先后在四川成都和重庆设立了领事馆，帝国主义在对我国实行民族侵略的同时，还进行政治、文化的侵略，民族危机加深，国势阽危。面对我中华古国濒临灭亡的严峻时刻，一些有识之士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之所以遭受列强欺侮，实由于国家贫弱，科技落后，教育落后。为了挽救危亡，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因此，留学运动应时而生。在四川近代史上，有两次规模较大的留学运动：一次是始于1901年的留日运动，这次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如邹容、喻云纪、熊克武等，为辛亥革命作了干部和组织准备。另一次即留法运动，从1909年起分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四川学生共约500余人，是在全国中仅次于湖南省的人数最多的省份。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历程

留法勤工俭学首倡于民国元年（1912年），由于李石曾、吴玉章、蔡元培等发起，首先在北京创立留法预备学校。同年，吴玉章、黄复生等又发起四川俭学会，设预备学校于少城公园。其宗旨为“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成都留法预备学校办了两届。到1919年初，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成立，招生对象为中学毕业生和同等学力青年，其中就有广安学生邓希贤（即邓小平）在内。1920年夏，共有84人领取了出国护照，其中46名由重庆开明士绅资助全部旅费，其余由重庆市商会会长汪云松捐助一部分，自筹一部分。另有少数学生，如周贡植、邓希贤，唐世丞等，是自费赴法的。9月初，赴法学生启程赴沪，转乘法国邮轮“昂得莱蓬”号出海，航行30余日抵达马赛港。

在漫长的旅途中，留法学生坐的是条件恶劣的四等舱，生活极其艰苦，许多人患了湿热呕吐、腹泻等疾病，全身浮肿，面无人色。抵巴黎后，陈毅、罗士棻等几人还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才告康复。

在法国的艰苦生活

到巴黎后，经华法教育会介绍，学生们分别或进学校就读，或进工厂打工。赵世炎、陈毅、邓小平、周钦岳等，进入克鲁邹工厂做徒工。工厂设备简陋，工作繁重，常在露天作业，学生们无钱买雨衣，往往汗水和着雨水湿透衣裤，苦不堪言。川生周光炜曾用法文写下一首幽默的散工曲：作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音译：散工），“舍夹”（工头）光喊“郎德舅”（非上帝的善类），“加湟”（赚得）不过“德桑苏”（十个法郎）。这首顺口溜，概括了勤工俭学生的艰苦生活。据留法生唐世丞后来回忆说：当时邓小平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大家都把他当做小弟弟，爱和他开玩笑，因他常穿一件花格子衬衫，大家便管他叫“花衬衫”，又因他个子矮小，体态丰肥，便又昵称他“小胖子”。邓小平生性开朗，对此并不介意，并善于关心、团结同学，业余时间，常和众人讨论时事，研究祖国前途，年纪虽小却显出过人抱负。有时，他也组织大家打打桥牌，苦中作乐，使大家的生活得到一些调剂。还因他牌技超群，得到个“桥牌圣手”的美誉呢。

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

1921年3月，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把一些留法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团结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赵世炎又受组织委托，积极筹建旅欧共青团。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广场，召开了旅欧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将团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邓小平、刘伯坚等，都为“少共”做了大量工作。邓小平还负责少共机关刊物《赤光》的编排、油印，工作非常出色，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同时，他经常为《赤光》撰稿，连续发表了《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在旅欧华人中产生了强烈影响，称赞《赤光》是我们奋斗的先锋。

为适应国内斗争形势的需要，旅欧党团组织于1925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分批输送骨干分子赴莫斯科学习。邓小平、傅钟、陈家齐、邓绍圣、李卓然等20人，于1926年1月离法赴苏，分别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及其他军事院校深造，养精蓄锐，准备迎接大革命暴风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