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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者

《游击队歌》手稿，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

《游击队歌》：“人民批准的作品”

中国艺术报实习记者  王 钰

1964年，在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曾有人对一首歌的入选提出异议，认为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有些过于轻松。当时周恩来总理力主保留这首歌，认为它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当时动员年轻人参加革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许多青年人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是“人民批准的作品”。在周总理的坚持下，这首歌在《东方红》里保留了应有的位置⋯⋯

这段历史往事中所说的歌曲就是1937年由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游击队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 - 世纪歌典·三四十年代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游击队歌》无可争议地在诸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中成为经典保留节目。当人们再次高唱这首明快、活泼、激昂的歌曲时，就会联想起当年八路军战士在高山密林中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英勇奋战的景象。

诞生于抗战一线，揭示游击战真谛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民众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当时正在学习、三年前因《牧童短笛》一举成名的贺绿汀，没有躲避现实。曾在1927年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贺绿汀，再一次背上小提琴，加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一队，成为抗日大军中的一名文艺战士。8月21日，抗日救亡演剧队从徐家汇南站出发，一路奔赴前线。由于途中遭遇大轰炸，铁路和桥梁被炸断，贺绿汀和同行的宋之的、王苹、欧阳山尊、崔嵬、塞克等人又坐船到武汉，在船上紧张地排演抗日戏剧。这支抗日演剧队一路跋涉，一路宣传革命，途经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并于1937年年底辗转到达山西临汾。沿途经历血与火、生与死的种种考验，使贺绿汀难以平静。

抗战演剧队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后，受到了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的亲自接待。彭雪枫向他们介绍了许多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情况，还给他们送来一批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贺绿汀第一次听到游击战的故事，觉得十分新鲜生动。他去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炮兵团访问，战士们告诉他，部队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炮兵，是通过缴获日军的炮和收集阎锡山部队南逃时丢弃的大炮成立的。贺绿汀脑中犹如电光石火，一串串音乐旋律闪现出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防空洞里听到敌机的扫射，“嗒嗒嗒”激烈的机关枪声，突然化作小鼓的节奏，又一串串音乐旋律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连词带曲几乎在一夜之间一气呵成。

贺绿汀的女儿贺元元谈到父亲曾经和他谈起这首歌的创作情境，非常有画面感，她说：“父亲说当初写《游击队歌》是想象有一队游击队员踏着进行曲的步伐从远处走来，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英勇、机智、乐观。队伍渐渐走近，歌声也嘹亮起来。除了进行曲的旋律还有个副旋律在唱，表现出游击队员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随着队伍一点点走远，歌声也渐渐轻下来了。”

民族精神与音乐技巧高度结合，

跳荡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战争是残酷的，是有流血和牺牲的，但从贺绿汀笔下写出的音符却跳荡着英勇、顽强、机智、乐观的情感。他认为在日军大肆进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更需要用热烈的音乐来感染和激励抗日将士，使大家能树立起大无畏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贺绿汀生前在回忆自己当年创作这首《游击队歌》的情景时曾表示：“我自一开始就定下了明确的创作意图：要通过音乐的刻画，反映出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的游击战士乐观的情绪、昂扬的斗志和革命的自豪感。”

贺元元回忆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情景感慨万千。当时她还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名学生，有一天她听学校广播里一直放《游击队歌》，她听了两遍就记住了旋律，后来才知道是父亲写的。“那些语调、韵律、音调是结合在一起的，既要把八路军战略战术的东西表现出来，又要塑造游击队员鲜活的形象，还要考虑到语句的通俗、简洁、严整。所以我父亲写这首歌是很严谨的，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沿途几个月在抗战一线宣传演出，这些都是他生活的积累。另外他是农民出身，民间音乐的调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所以他创作出来的作品非常符合老百姓的歌唱习惯。”贺元元称。

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诗原看来，这首歌曲揭示了游击战的真谛，阐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游击战的宣传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游击队歌》的旋律十分流畅，很好听，尤其是它刻画出了游击队员的形象，很明快，不晦涩，有趣味性，甚至还有几分幽默感。全曲几乎是一字一音，所以也相对易唱易学”。

这首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源于将民族精神和音乐技巧的巧妙结合。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心得，贺绿汀生前曾在一次采访中自述：“从《游击队歌》本身就可以看到，歌词与音乐结合得很密切，把许多政治内容变成艺术形象，是经过很实际的考虑的。节奏、词与曲的关系、曲的组织也都是经过比较详细的考虑的。《游击队歌》的词、曲几乎是同时写的。但我总是先有音乐，根据音乐再写歌词。写歌词时也和演剧队的队员商量过的。这个曲子的结构是AABA，很方整，同时又有变化。”

《游击队歌》第一次公演是1938年新年，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在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的晚会上首次为八路军将士演唱这首歌。当时没有乐器伴奏，也不是后来的四声部混合大合唱，只有欧阳山尊的口哨充当伴奏。贺绿汀有力地挥动双臂打着拍子，全体演剧队成员齐声高唱，大家都被这首歌愉快、活泼的旋律和歌词深深打动。一曲终了，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晚会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与演剧队成员亲切握手，称赞这首歌“写得好”，说战士们需要这样的歌，希望抗日演剧队抓紧到部队去教唱这首歌。当时从平型关战役来此休整的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即将向前线开拔。他急切地邀请贺绿汀和演剧队到部队去教唱这首歌，并且告诉战士们：“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

接下来，贺绿汀和抗日演剧队去前线部队专门普及这首歌，但是发现在他们到来之前很多战士已经会唱了。为了学习这首歌，战士们跑十几里路来抄歌谱。仅仅半年时间，这首歌便风靡全国，很多年轻人唱着这首歌参加了八路军，战士们唱着这首歌奔赴艰苦的战场。“当时的战士们就是唱着《游击队歌》上战场杀敌的，音乐是一种特殊的武器，好的音乐和艺术作品对传承国家意志起到很大的作用。”贺元元说。1943年，贺绿汀随身携带《游击队歌》原稿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教师。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接见贺绿汀时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真正的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贺绿汀坐火车从北平前往上海履职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途遇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随身衣物和乐谱都失散了，只有《游击队歌》的原稿被他贴身珍藏而幸运地躲过了劫难，可以看出《游击队歌》在贺绿汀心目中有着不寻常的位置。“我父亲多次给我讲，《游击队歌》承载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精神，对我国抗日战争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它洋溢着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它是充满信心的、特别乐观的。而且这首歌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意义，今天我们的国家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样需要树立信心应对各种挑战。”贺元元说。贺绿汀生前也曾表示：“《游击队歌》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创作之一。这首歌对我自己的教育也非常之大，它使我深刻认识到，一个音乐工作者的神圣责任和一部音乐作品的崇高价值究竟在哪里。”

应该看到，《游击队歌》中蕴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创作者贺绿汀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贺元元回忆起父亲生前对自己的教诲，“我父亲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到去世，在任何困难下，他都告诉我们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他一辈子的信念就是6个字‘讲真话、办实事’。中国共产党也正是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全身心奉献的党员，才取得了胜利”。

如今在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的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游击队歌》的手稿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成为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历程的重要见证。手稿由贺绿汀于1961年捐赠给该馆，使得今天的人们有幸可以透过这份泛黄的手稿，体会到在抗日战争这样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人民不甘做亡国奴的反抗精神，以及音乐如何积极地鼓舞着人民的斗志取得来之不易的胜利，同时激励着年轻一代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要坚定信念、保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仿佛回荡在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