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招工难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很多年轻人选择做快递、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以至于沿海一些制造业重镇的老板们站街两公里等着工人挑。

相关的一些宏观数据也折射了制造业的尴尬处境。前不久，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新进排行的28个职业中，有19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接近7成。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制造业从业者的主要群体之一——农民工比重为27.3%，比上年降0.1个百分点，而这一负增长的趋势已持续多年。与之对比，从事三产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上升0.5个百分点。　

而且，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也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从2011年的32.1%下降到2019年的27.2%。

这种趋势当然不是中国独有，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符合产业规律，不必过度紧张。

但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工业化未完成，实体基础尚不牢固，就业还需“蓄水池”，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以制造业为主的二产比重下降显得早了些、快了些。

那问题出在了哪里？流行的说法是，制造业成本上升过快，挤压了企业利润。但全行业成本其实都在上升，“成本说”这个解释不免有些牵强。

事实上，这背后情况迥异，有的制造企业不是订单不够，而是订单太多了、工人不够，难以扩大产能；有的是疫情带来短期外需大增，但企业不愿意永久性扩大产能，以防日后的闲置；还有企业出于景气度和回报率的考虑，不愿意投资……这种种现象其实都是理性人计算的结果。

究其根本，低端过剩、高端不足。从成本、价格到订单、产能，中低端制造业受外部波动的影响大，面临着“两头挤压”，上游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下游被渠道、平台、外企“卡脖子”。日子过得“憋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人随产业走。在人口红利期，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没有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动力；在人才红利期，付不起新兴服务业所给的较高工资，行业吸引力下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逃离”制造业现象的背后，主要原因不是人变懒了，恰恰是出于人不甘于挣“性价比低”的辛苦钱这样的理性盘算。

对个体来说，唯有收入提高了，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技能，才能不断给自己增值；对企业而言，付出更高的工资，获得更高水平的人才，才能打造更高质量的产品；对国家而言，实现在国际价值链条中的向上攀爬，增强竞争力，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