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鲁帕·贝古姆(Rupa Begum)右侧的脸颊上有一块圆形瘀伤，她正在努力掩盖它。她轻轻地用指尖在脸上抹上淡淡的遮瑕膏，然后把它和皮肤融合在一起。

她在一面绿松石色的小镜子里看着自己的面庞，突然笑了起来。“现在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说着，坐回了褪色的花床罩上，“当下一位顾客来的时候，他就看不到上一位顾客对我做了什么。”

星期二早上九点半，在鲁帕没有窗户的卧室外，孟加拉妓院走廊里已经弥漫着香料和汗水的味道。男性们在浅色的混凝土小巷和狭窄的街道寻找他们所选择的女孩，只需200塔卡(约15元)便可进行十分钟的性活动。坎迪帕拉是孟加拉国约20个合法妓院“村庄”之一，大约400名性工作者在发霉的粉色和绿色混凝土墙内工作。

根据孟加拉国的法律，妓院雇佣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年满18岁，并且拥有州政府颁发的执照，证明她们完全准备好从事卖淫工作。但当你看见妓院墙内睁大眼睛的女孩们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接受调查的375名性工作者中，47%是前童养媳，被贩卖至妓院卖淫。

一旦进了妓院，她们就会被囚禁起来，直到她们攒够钱买回自由为止，而且很容易受到暴力、感染疾病和遭受心理虐待。鲁帕在她的卧室里紧张地等待着，心不在焉地切换着在角落里的便携式电视频道。一个小时前，她的手机屏幕被她的一位常客的一个未接来电点亮，这一私人信号表明他已经在路上了。

“这一次没有暴力，”她说着，撩起袖子，露出一排隆起的伤疤和香烟烧伤痕迹：有些是自己造成的，有些不是。“当男人开始强迫我做我不愿意的事情时，我感到害怕，”她说，“他们说自己付了钱，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开心。”

鲁帕想使用避孕套，但她每天见到的10-12名顾客往往反对。与此同时，2014年，由于资金削减，最后一家非政府组织经营的医疗诊所关闭了。自此之后，鲁帕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性传播疾病的检测。

鲁帕被贩卖到妓院已经五年了。11岁时，她嫁给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两人从未谋面。婚礼当天，她和表兄妹们在泥地里玩捉迷藏。她回忆说:“为了给我的洋娃娃做一件小婚纱，我扯下了我的沙丽。”“那天晚上我丈夫强奸了我，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只感到痛苦。”

不久之后，她怀孕了，但她的丈夫在一次工作事故中丧生，只有13岁的她饥寒交迫，独自一人乘火车来到达卡，希望能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一份工作，却被火车站一个陌生女人卖到了妓院，而孟加拉国全国有着成千上万少女与鲁帕的经历相似。

这是一个非常父权制的社会，一个女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找到丈夫的潜力。不幸的是，在那么小的年龄结婚使女孩们更容易受到虐待和贩卖。在许多情况下，她们逃离丈夫，直接落入人贩子之手，但也有些女孩的丈夫直接把她们卖到妓院。

在孟加拉国，人口贩卖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但坎迪帕拉、迈门辛格、杜拉蒂亚和杰索尔妓院的老鸨们都坚称，他们的行为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在鲁帕到达坎迪帕拉后的三天里，都被锁在一个房间里，每当她想离开的时候都会挨打。

鲁帕被喂食Oradexon——一种牛类固醇——迫使她的身体发育，并使她的体重增加，使她看起来更成熟。最终她被送到警察局去取得营业执照，说自己18岁了，还有一些违心的话。而警方每处理一张许可证，就会得到大约1万塔卡(约757元)的报酬。

如此模糊的性工作合法化，正是孟加拉国许多人将买卖未成年女孩视为“生意”，一名化名AMA的人贩子表示，在过去8年里，他至少把27名女孩拐卖到了坎迪帕拉——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穿越印度，前往达卡和吉大港收集女孩，然后把她们带回来。

阿兹哈鲁尔·伊斯拉姆(Azharul Islam)是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杰索尔权利”(Rights Jessore)的项目经理。杰索尔是一家由国际社会资助的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打击跨越孟加拉-印度边境和孟加拉国境内的儿童贩卖活动。

伊斯拉姆说:“这个国家的童养媳越多，女孩就越容易被贩卖和从事性工作。”“但从妓院老板到当地执法人员，所有人都沆瀣一气，这意味着我们作为非政府组织进入妓院的渠道受到了限制。”

35岁的穆罕默德·阿什拉·富兰(Mohammad Ashra Fulalan)是一名警官，他表示决心改变这一现状。作为印度北部城市迈门辛格的镇副督察，他负责管理该镇有着350名性工作者的妓院——每当妓院里许多独立经营的酒吧发生大规模斗殴时，他都会介入。他说:“如果一个未成年女孩来找我，说她想回家，我会给她买一张回家的汽车票，并和司机交谈，确保她能回家。但是没有女孩向我求助，我真的感到很无助。”

回到自己的房间，鲁帕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到了晚上10点就可以休息了。经过漫长的一天，她的身体因为劳累而疼痛，地上放着一瓶半空的伏特加。“有时候其他女孩会问我，我离开这里后要做什么，”她说，“我喜欢编造一些答案，比如‘我要攒够钱在什么地方买块地，给我儿子买栋房子，然后永远离开妓院’。我喜欢梦想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我知道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