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寿殿书》（赵构）图源：IC Photo）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公元十二世纪二十年代末，北宋皇家遭到洗劫。

金朝有画院

金人南下，掳掠徽钦二宗以及皇室所属的一切，但土地和人民，金人无法全部搬走作为胜利者，他们几乎把整个北宋的绝代文华都运到了上京会宁府，还提出“中华一统”，即使会宁府位于黑龙江阿城，依然无法隔阻他们要一统大宋繁华的强烈愿望。

1149年正月，金国第三代皇帝金熙宗，拿出府库所藏的司马光画像再配些珠宝珍玩，送给完颜亮，作为他27岁的生日礼物，送完又后悔了，立马派人追回，想必这些都是二十多年前从北宋掳掠来的珍品。不料，风水轮流转到年底，完颜亮就把整个金朝变成囊中之物了，而金熙宗祸起萧墙的祸种正是这批追回的生日礼物，完颜亮因此而得知金熙宗对他的不信任，开始筹谋血腥的篡位。

王朝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是一座越接近塔尖越不能另作他想的坟墓，赢者只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奔向顶端，在完颜亮的霹雳手段下，没等过年，金熙宗便死于皇宫床榻之下。

1153年，已登基四年的第四代金帝完颜亮，将首都南迁至北京，金人称之为中都燕京，完颜亮想在制度上加快汉化。

1161年，他撕毁“绍兴议和”，对南宋全线进攻，想在长江流域重演“靖康之变”，欲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入囊中，可还未看到“望海楼”的实景，就在扬州身死兵变了。此后，宋金两国，仍然僵持在东起淮河流域西至秦岭大散关一线上。

第五任金帝金世宗完颜雍开始守成，致力于内修，金朝出现了治世局面，到他的孙子金章宗完颜璟，这位第六代皇帝，已被熏陶为一位风雅的君主了。他住在北京的宫殿里，享受着“世章之治”带来的繁荣，他最热衷的，便是自比宋徽宗，于诗词书画无所不好，书法则直接临摹“瘦金体”，但多了些扭捏，少了些贵气。

可这并不妨碍我们来欣赏他，虽难免历史的时差和艺术“倒挂”，但他对宋徽宗艺术成就的膜拜，以及对艺术的执着，在动用国家力量为艺术服务这一点上，他与宋徽宗几乎如出一辙。在秘书监下面，他设了个书画局，作为金朝皇家画院，整理皇家库藏品，使得历代的艺术珍品得到了传承和保护。

宋代宣和艺术，为金朝画院兴起打好了底子，皇家爱艺术，带动了上流社会追捧，好画不愁卖，可溢价卖回南宋。

在金朝书画局主持鉴定工作的王庭筠，虽生于渤海，却是米芾外甥，被金章宗召入馆阁，与秘书郎张汝芳一起，整理宫廷旧藏，其鉴品以掠来北宋内府藏品为主，加上民间搜集，定出品第，编辑成550卷，由金章宗以“瘦金体”题签，再仿效宋徽宗，在整理好的书画上钤印。其中，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自叙帖》，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尉迟乙僧《天王像》等，还有李思训、张萱、王维、董源等的画卷，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墨迹。“世章之治”自十二世纪中叶始，将近半个世纪，正是南宋第二任皇帝孝宗以及光宗和宁宗祖孙三代稳居江南半壁时。

南宋无画院

靖康之变后，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庙号高宗，建立南宋，被金人追逐，渡江南下。

高宗，跨越南北两宋，登基时20岁，应该熟悉父皇的朝政艺术风格，子如其父，他自己也是一位艺术家、艺术皇帝。

1129年，金人攻陷临安府时，宋高宗以及朝官、皇亲国戚四散奔窜，皇太后携六宫避往洪州（南昌），高宗奔定海，遁入温州，臣僚窜逃四散。1130年，金兵受阻撤离，逃亡四年之久，高宗回到越州，能喘口气，歇歇脚定定神，想想以后怎么办了。

一般来说，皇帝要想干点什么，通常都要从改年号入手，年号的仪式感非常重要，它预设的寓意，应该就是皇帝对未来的预期，他下了一道诏书，宣布明年即建炎五年改年号为绍兴元年。

这是他的第二个年号，期望着“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不要指望宋高宗开启一个新时代，天水一朝累世宏业、百年皇统圈定了他的想象，诗意的毛驴，拉着理想国的磨盘，从脚下起步，比如改越州名为绍兴，升杭州为临安府——临时安顿的都城。

他用“绍兴”自励，开启了一个自我的文艺复兴。

但，一切并没那么顺遂。直到1138年绍兴八年，定都杭州之前，南宋王朝还在惊魂未定中，高宗首先考虑，要将散藏于各地的祖宗神像、牌位以及象征王朝合法性的钟鼎礼器等迎回安奉。还有那些东躲西藏的书画文物，要运回临安库藏。

而这一切，都得在修建宫殿、城池、府库等以后，这个过程很漫长，如1131年，高宗就想重建秘书省，以便修国史实录，但真正在杭州天井巷之东划地施工，已延宕至十二年以后了。

即便如此，那也是用牺牲换来的，1141年主战派大将岳飞被杀，宋金签订了“绍兴议和”，至此，两国息兵，回汴京无望，复国大势已去，朝廷这才终于落定建都临安的决心，开始大兴土木，营建大社、大稷和太庙，还有三省六部及其下辖机构的官设厅舍。

从1143年到1148年这段时间，朝廷把重点放在了重建礼仪教化机构上，如国子监、太学、秘书省、教坊部、律学、小学、算学、御书院、武学等，诏书名单上还有书学，唯独不见画院。

既然如此，那么“南宋画院”之称，又是怎么来的？

最早有“御前画院”一说，出自《武林旧事》，作者周密，为南宋遗民，不仕元朝，怀抱丧国之痛，隐居在杭州的小巷子里，追忆前朝旧事，但对照南宋彼时政府文件，却不见“御前画院”。

而在目前各种谈及南宋绘画史或绘画艺术的著作中，对“南宋画院”，基本上都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多不求甚解，大都延续《武林旧事》旧说，如清初厉鹗著《南宋院画录》，其史料多半来自《武林旧事》、《梦梁录》、《图绘宝鉴》以及《画史会要》等。

南宋画院，究竟兴建于何时？画院地址何在？隶属于中央治下哪一个部门？美国籍艺术史学者彭慧萍，在《虚拟的殿堂——南宋画院之省舍职制与后世想象》一书中，做了详尽的史料考证。作者认为，从1141年到1162年，这二十多年里，是高宗开始抓礼仪教化的时期，但他却没有重建南宋画院的打算。

北宋宣和画院盛况灼灼域内，食君之奉的画家彬彬丽天，皇家藏品仅《宣和画谱》收录魏晋以来、包括当代画家的绘画作品就有6396件，更何况宋徽宗还是宣和画院的总设计师，奖掖艺术，历史上没有人能比得上宋朝，而宋朝，没有能比得上宣和年的。

想必高宗及其臣僚应该都不会忘记，一个处于艺术巅峰的王朝，收藏上千年的文物风华，顷刻间被人抢走，说没就没了。谁愿提起这个话头呢？哪怕一个念头，都如惊鸿一瞥，掠过噩梦，挥之不去，闪烁于人们的眼神间，引发了南宋初年的一种普遍情绪，认为大宋亡了半壁江山，就是由于徽宗沉湎绘画的结果。

一时，南宋君臣，喘息未定，还缓不过这口哀伤之气，更何况政治五味杂陈，彼此心照不宣，哪里还会提什么重设画院？“绍兴裱”的“小动作”，想必就来自于这一朝野上下的集体无意识，宣和年的艺术存照，就不得不为这一潜意识买单。

大宋艺术瑰宝被抢掠至金地，那还只是宝物归属的转移，除战火运输损失外，基本能得到珍存。而“绍兴裱”对“宣和裱”大刀阔斧的裁撤，则是自己人蔽于家国情怀的集体作恶，再一次给仅存的遗锦留下阉割性的伤口。但凡见到落款有“宣和”以及与赵佶有关的诸多款式，必欲除之而后安心。人们的情绪被裹挟，包括高宗本人，尽管有很多文字记载，他常常拿着父皇的一把折扇以泪洗面，还下旨大规模搜寻散佚民间的皇家书画藏品，尤其是一听说哪里有父皇徽宗的真迹浮现，立即高价回收以填补他的情感深渊，同时，朝廷招收拢陆续南来的艺术家，广征绘画人才，但唯独不见画院重建。

画家去了哪里

虽然有时对于一种痛失，或对再也无法超越者，阙如是最好的纪念。可没有画院，南宋朝廷把画家们安顿到哪里去呢？

赵构一干君臣，毕竟经历过宣和年的艺术熏染，一出手就是大写意，将回流的画家们像泼墨一样，分散到不同的有司。

其时，有“画家十三科”的说法，出自赵升撰《朝野类要》一书，书中有“院体”一条，记载很简洁，曰：“今画家亦称十三科，亦是京师翰林子局，如德寿宫置省智堂，故有李从训之徒。”

德寿宫，在南宋诸宫殿中，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儿？据载，原为秦桧故居，位于今天杭州西湖柳浪闻莺西边河坊街附近，1155年，秦桧去世后，收归朝廷所有，1161年，完颜亮大举南侵之后，宋高宗萌生退意，禅位给养子赵昚，他住进德寿宫颐养天年。

而省智堂，则应该是安顿御前各种“待诏”的居所，除了“画家十三科”的画家之外，应该还有医官、乐官等诸艺之官，因此，与其他御前侍奉一样，“画家十三科”，不是画院类机构，而是按绘画题材分类的画科，如佛、道、儒造像，山水、花鸟、走兽动物、楼台界画、耕织民生等分科，如李从训善画佛道、人物、花鸟。

李从训，应该是南宋初年画家生存状态的一个典型。作为杭州人，他在北宋京城汴梁任宣和画院待诏，南宋绍兴年间又回流到杭州临安行在恢复官职，补承直郎，赐金带。承直郎在宋代属秩比八九品，是个散官，虽赐金带，也要等待召唤，直到高宗逊位，作为北宋遗老，他仍被派往德寿宫“待诏”。李从训应该是追随高宗回杭州的，他由北宋的画院待诏变成南宋的杂役待诏。

李唐被画评界公认为南宋院体画的前辈和奠基者，他的遭遇，比李从训更富传奇。作为宣和画院的待诏，他从被金人掳掠的队伍中逃脱，又在山中遇劫，幸亏劫者萧照改辙，追随他到了临安。初始，投门无路，靠卖画自给，以摆摊为生，经人发现后，被举荐“复宫”，官阶为“成忠郎”，低至九品，九品之外，即是“不入流”的官了。李唐与李从训熟稔，同为宣和画院待诏，又都到了杭州。

还有宣和待诏成忠郎刘宗古，靖康之乱中流落江左，绍兴二年进了车辂院，负责车路式绘图，提供皇家乘辇的礼仪规制。

不管怎么说，有画家十三科，就有不少画家散见于各宫各殿、以及皇宫以外的中央各部，应该还有不少退休后住到宫外的太上宾妃们，也要配给各色“待诏”，其中不乏画家待诏。尤其秉承热爱艺术传统的宋王朝，无论多艰难，哪怕皇家画院再也无法恢复，画家“待诏”绝不能减持。有需求就有艺术的生存之地，就这样，南宋画家们的人生际遇若写意般被打散，又如泼墨般被流散到各个部门。

宋高宗举重若轻挥一挥手，将画家们都打散了，再通过命题作画，将他们羁縻在皇室周围；既回避了南宋君臣讳莫如深的情感难题，又给画家们一个散官闲位，“待诏”之余，可以自由创作，这应该是画家比较好的状态了。甚至，高宗开始大兴土木，重启宫殿时，也没有“诏唤”他们为当时正在兴建的宫观、官署之墙壁、屏风等做画的打算，而是宁愿再从宫外招聘画匠或画工，由工部直接办理。

北宋画院隶属翰林院下辖，南宋翰林院不复画院，但有“画苑”、“画作”、“画坊”等匠作子局，非常明确归工部管。

翰林院，本是王朝国家礼遇大儒的殿堂，成为引天下士人翘首的精英俱乐部，在这里，诗词书画是士大夫技能的标配。

北宋皇家画院，全称为“翰林图画院”，可见画院在北宋的地位，而工部，则是为宫廷服务的大管家，管理各种工匠作坊，朝廷的宫观壁画要请画匠来完成，表明南宋时，宫廷壁画多为宣教手段，已不再有北宋郭熙创作画壁时那种对光影的独特艺术体验了。

还想有个画院

没有画院，何来“南宋画院”、“御前画院”、“院画”、“院体”诸说呢？我想，这恐怕是南宋人还有着画院的光荣与梦想。

南宋定都临安，意味“临时安顿”。这意味，暗示了汴京才是正宗，但是一个偌大王朝的运行不能将就，所以，所有在临安的布局，皆按老章法“萧规曹随”，临安是开封的翻版，正如从《东京梦华录》到《梦粱录》，一个京城体例，只是到了临安就不见画院。

不过，南宋人似乎并没有纠结有无画院实体，也许基于前朝记忆，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赵佶的儿子赵构登基了，北宋有的，南宋自然就有，因此，赵构理应就是赵佶时代“院体”的直接继承人。

作为皇帝，其艺术造诣虽不及父亲徽宗，但他对书画的鉴赏品位以及使命感，亦可告慰父亲而引领南宋宫廷艺术，只是他不敢沉溺，生怕重蹈父皇的覆辙。总之，他对绘画的评估或兴趣，直接影响并形成了南宋“院体”画风。他就像一位精神领袖，矗立于精神画院之巅，培养并领导了南宋绘画的“院体”风格及其艺术群体。

南来的画家们，自带宣和院体的画风，即便被宋高宗的泼墨精神化整为零，但依然同朝为官，食君之禄，听君调遣，无论御前奉旨所绘，还是雇主订单所命，抑或命题之余各自的创作，院体画风顺理成章。他们上接北宋翰林图画院之遗续，下开南宋“院体”风气，因此，南宋虽无画院，确有“院体”画，而且“院体”画就来自于这批分散隐蔽的画家群体，只不过他们创作的绘画作品，不再有北宋那种人物画的娴雅风趣、山水画在立轴或长卷上追求“全景式”的宏大叙事等。他们流落在“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暮雨中，寻找柳永的“烟柳画桥”，在“吟赏烟霞”的小景小样上浅斟低唱，将涕泗滂沱化为烟雨，为救赎自惭形秽的病态，去感染“自古钱塘繁华”的古来丰胰，渲染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国精神。

画家被化整为零，他们的画眼也多半化整为零，聚焦局部，在团扇或册页间“内卷”，君臣同戚，举国同悲，造就了终宋一代的院体氛围和半壁江山的院体风格，形成一种无形的画院院体意味，传递出集体悲情味的美学，加上南宋画家多被冠以“御前”，于是“殿下”与“御前”两厢朦胧，氤氲而衍生出“南宋画院”的错觉。

南宋虽无画院，却因北宋画院遗续的“院体”或“院画”风格，形成了一个主流画派，或者叫宫廷画派更为恰当，以宋高宗为首，引天下画家马首是瞻。按照儒家理想国的设计，圣人治理天下，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做天下人的老师，去行教化，天下就会大治。

南宋初年，各种不安却带给宋高宗赵构无尽的灵感，他开始下诏给“御前待诏”，命题作画，将他吉祥高照的命运曲线画出来，诸如据说出自萧照的连环画《中兴瑞应图》、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马和之主持、由画工们集体完成的《毛诗》三百篇等皇家绘画工程，至少上述三类院体画，成为宋高宗教化天下的最优质的教具，达成最具凝聚力的“临安”共识，以至于绘画史上总以为南宋中央依然设置画院这一艺术机构，且皆引颈书之。

皇家画院从后蜀南唐肇始到暂止于南宋近两百年间，以它酝酿的审美能量，如春雨润物潜入宋人的集体审美意识，昭示了它不可被忽视的化育人心的角色。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