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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文

岸本美绪的《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由一系列论文组成，试图通过明清时代钱粮百货物价数据的起伏与波动，去理解帝制晚期的中国经济的面貌、结构与性质。这样的研究，说起来置诸中国古代，也就这两个时代尤其是清朝有可能实现，再往前学者们只能从海客谈瀛洲的传奇故事和前人笔记不经意间的边角料里，找出一两条大概率彼此龃龉的信息，来反推当时的经济变化，其难度不亚于“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得近伊”。

这么一说可能违背大众直觉，毕竟中国有着非常漫长的官修史书的传统，集结成清朝的“二十四史”或者说算上清史稿的“二十五史”。这点不假，而且有着两千年以上不断档的官修历史记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但问题在于这些史书主要记录的是王朝兴废与权力斗争，属于政治军事史范畴，虽然其实没有梁启超所言“二十四姓之家谱”那么严重，但对于经济和社会史所关注的物价波动、社会结构与文化风貌确实言之甚少，往往只会在描述历史大事的时候顺带地谈上一笔，后人只能靠这有限的几句话建构一个空中楼阁的世界。

而且即使有数据，也并不精确，充满了“十万大军”、“一诺千金”、“家财万贯”式的文学修辞。中国古人缺乏经济史的自觉，当然这一点是全世界的通病，只不过对于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发源地西欧来说，由于它们的社区保存比较完整，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很少出现人口大灭绝式动乱，像账簿、契约、文书、书信等第一手资料保存完整，可以从中世纪盛期一路不间断的追溯到今天劳动工资的变化。

但在中国，因为平均两百年一次的改朝换代总是会带来大量社区的毁灭，导致这些直接反映当时人生活的记录消逝于历史的烟尘中。中国历史虽然悠久，其社区却非常新。而这些朝代里，只有清朝，因为离我们最近，所以保存了相对浩瀚的数据，但其可信度也是从沿海向内陆一路递减。

早年的学界预设了中国明清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认为农民的商品生产本质上是朝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并将无法形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归为种种抑制力量的打断，包括来自国内的高利贷资本盘剥和来自国外的欧美资本干涉。

但现在的学者更倾向于以江南农村手工业为代表的小农经济一直处于内卷化状态，即随着人口资源的膨胀和土地资源相对不变，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投入更多的劳动以养活自己。

于是在小农经济中，劳动不是可变要素而是不变要素，其动机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作为不变要素的劳动力，尽量得到哪怕只有一丁点也好的更多收入。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即使低于生存成本，生产也得以继续，这是作为家庭副业的产品为什么价格低廉，相对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工业更具竞争力的秘密所在：除了原料费以外劳力成本几乎可以省略不计。

由于劳动价格的低廉，使得投资技术进步变得毫无必要，不仅如此，在很多方面反而出现技术的大倒退，宋代就有的农具和技术在明清逐步被淡忘。这一历史进路，与人工高昂依靠技术进步来削减成本，建立在高水平生产力上的近代资本主义可以说南辕北辙。

但另一方面，这种因生存而非利润为驱动力的经济模式，其实非常仰仗长途商贸的发展，因为本地绝大多数人都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赤贫小农，缺乏购买力，无力消费商品，与英国、荷兰本地市场开发完毕，大工业生产出的商品自然而然溢出又有本质上的不同——也正由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缺乏购买力，使得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由大工业生产的棉布一时无力涌入中国市场——于是这种高度自给的小农经济反而在明清时期深深地卷入国内(内陆到沿海)和国外(沿海到海外)的长途贸易，这是早年学界误以为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缘由。

在这里，不存在全国规模紧密相依的分工体系和统一国民经济，但各地域也不具备不与其他地域交流也能存立的封闭的经济结构，各地域的经济深深依赖于外部的动向。用本书作者的话讲，明清中国市场构造类同通过水路链接、有落差的小贮水池群，各贮水池仰赖更上一级的贮水池供水。因为同级的贮水池之间并不具备充足的水路网，每个贮水池的底都很浅，所以需要上一级贮水池时刻供给的货币流。海外贸易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这个贮水池群最大水源。

反过来，外界的一丁点风吹雨打，就能使脆弱的挣扎在生存线经不起一丝波动的小农经济纷纷破产，像十七世纪起从马尼拉涌入的西班牙白银数目的减少，同明末江南地区小农经济的破产，以及与明清易代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本书对贸易与明清易代的关系亦有讨论，并且个人认为是本书最精彩的篇章。不过由于贸易与物价的相关性，我们或许需要先了解作者勾勒出来的这一时期的物价波动和经济走势，限于篇幅，具体的数字在此不予罗列：

以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地区而言，谷物价格大体呈现为万历末年(1620年左右)的渐涨——崇祯十一、十二年(1638、1639)以后的暴涨——顺治(1644－1661)前期的高价格——顺治后期到康熙(1662－1722)初年的下跌——康熙前期的低价——康熙后期以后的渐涨——乾隆(1736－1795)前期的暴涨——乾隆中期的渐涨。

除谷物之外的物价，包括棉布、生丝、田产、工资等，在宏观、长期上，也与米价一样呈现出从明末到顺治前半期的上升——康熙到雍正年间的下跌——乾隆时期高涨的趋势。

从世界史的角度讲，16至18世纪中国物价的长期动向与同时期欧洲的物价大体一致，鉴于中国明清经济对海外贸易，尤其是作为货币的白银的严重依赖，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已经卷入由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当中，而不是更晚近的鸦片战争。

这与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波动是吻合的，我们可以看到本书作者将两个世纪间的中国对外经贸划分为四个时期：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30年代的繁荣期；二、17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明清交替，清政府实行海禁，海贸急速衰退期；三、17世纪80年代后期至1750年前后，海禁解除，外贸恢复时期；四、18世纪50年代以后，对外贸易急速增长期。

在第一期，由于16世纪初，与蒙古紧张的军事对峙，大量的税银被吸纳至北方前线，导致缺乏货币的全国农村产生了对海外银的强烈需求。然而因为明政府禁止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使得大量武装走私集团与东南沿海权贵相勾结，以倭寇的名义横行海上，用暴力的非法手段，以满足饥渴的国内市场。迫于内困外患，明朝于1567年明智地选择缓和海禁，在1572年与蒙古媾和互市，企图通过削减北边的军事开支、促使海外贸易活跃化以摆脱国家财政及民间经济的窘境。

然而一方面由于万历三大征，军事开支和流向边疆的银只增不减。另一方面，从全国征收运往边境的税银即使回流到内地，也只是集中在权贵手中，并没有使农村经济充分受益。

这使得虽然海禁缓和后银的流入量进一步增大，导致第一期的经济繁荣，但民间还是感到货币不足，并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广大农村的穷乏与都市权贵的富裕形成鲜明对比，广大的食不果腹的农民为谋求生路及保护，纷纷投奔于世家大族之门。相比东南亚各国在这一时期因为商业繁荣，增强了国家的向心力与集权水平，东亚的商业热潮对明朝来说反而起到了离心力的作用，许许多多的半独立势力出现在明朝白银流通最多商贸最繁荣的东南沿海与北方边境，不断锈蚀着明朝的统治，为其灭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期可以理解为在以内地贫困农村为根基的流民军早早出局以后，满洲、三藩、郑氏这些借明末商业热潮成长起来，从而具备军事力量的半独立势力间霸权争夺的最后阶段。尽管农业帝国的记录者偏好将边疆的少数民族描述成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但满洲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内亚部族一样，是商业—军事共同体，仰仗贸易交换自身无法生产的商品，以及通过垄断贸易收入分肥，收买联盟的部族首领以维持一个集权国家。

在清军入关头十年，虽然饱受战争创伤，可市场还相当活跃。但为了切断以福建沿海为据点抵抗满清的郑氏势力的贸易，清政府在1656年强化了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并在1661年发布迁界令，把沿海之民移居内地，使海岸无人化。这一法令非常有效地切断了郑氏主要收入来源，但也使17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高涨的物价急剧下跌，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萧条。直到郑氏投降，清朝解除海禁为止的20多年间，因为缺乏货币，百业萧条，都市与农村共同衰退，证实了中国经济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

　　　　在1684年清朝解除禁海令时，亚洲东部的商业活动已经远不如50年前。曾经借第一期商贸繁荣形成的东南亚集权国家，在这时已经因为贸易的衰败而没落，但对于第三期的清朝来说，虽然贸易的利润减少，但边境、沿海的军事紧张得到缓和，半独立的势力消失，在官府管理下进行海外贸易的小商人及御用商人，取代了拥有能与官府匹敌力量的武装船队。

虽然1717年，清政府以担心出洋船只从事海盗活动为由，禁止中国帆船到南洋贸易。但一来这一政策只持续到1727年，二来禁令不适用于与日本和越南的贸易，欧洲船继续到达广州，对走私贸易的惩处，也没有清初海禁时那么严苛。与康熙初年的海禁不同，这一时期的米价与田价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下跌，银不足的问题在当时的经济议论中几乎不被视为问题。这一时期可以视为经济与贸易的恢复期。

在第三期的基础上，有了18世纪中叶起的经济繁荣，即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后半段。第四期无论是贸易总额，还是银的流入量，都再度恢复到一百多年前的水准。但在作者看来，清代中期的经济状况与明末相比有相当大的差异。

第一，相比明末经济的繁荣以都市及军事、贸易据点为中心，而广大农村普遍萧条，清代中期是以农村为中心的繁荣。在粮食问题紧迫与城市贫民穷困的同时，资金因米价急速上涨和土地投资过热而流向农村。

第二，相比康熙年间货币紧缺的问题，银的流通量有了大量的增加，但在东南沿海地带，铜钱的利用反而升高，且铜钱对银的比价保持在较高水准。作者指出，这是在主要使用银的大宗远距离交易和主要使用铜钱的当地市场的双层结构中，当地市场方面交易的发展更加快速，因此对铜钱的需求增加了。

第三，作者认为，因为包括农村在内的经济繁荣促使国内商品流通活跃化，使得外国贸易的利润能顺利流向内地的经济结构。明末的商业发展是以军事上的紧张为背景，与农村的贫困相表里。而清代中期的商业发展是在之前百多年间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消灭内外大大小小各种敌人，建立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伴随农村的繁荣而推进的。

最后让我们结合四个不同时期，经济变动与政治后果的长远影响来看，明清中国的经济结构始终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水源的水供给停止，或者水的外流，比如明末西班牙因三十年战争陷入经济危机，从马尼拉流入的白银减少，导致我们此前提到的江南经济的破产。二、各个贮水池拥有独自的水龙头，贮水池相互之间的关联被切断，国家对其失去控制，比如明末各地半独立势力的形成。

到了清末，中国又重演了明末的危机：鸦片的流入导致白银的流出；太平天国以后汉人督抚离心离德，最终在辛亥年事实独立。由于西方武力的到来，它比此前更加屈从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但另一方面，一种新的经济体系也开始移植于东亚，发挥着马克思论及印度时所提到的创造与毁灭并存的效果，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