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了曾云巢论画的一段文字：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可有传之法哉！

隔着一道笼子毕竟看不清草虫的真实面貌，画家舍弃笼中之草虫，而观察草地之草虫，不舍昼夜，最终达到与草虫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画家下笔前，先要认真观察所画之物，体会其中的每个细节，有了这个积累过程，才能拿出好的作品。然而，笼中之虫与草地之虫，两者均是草虫，但其所处环境不同，呈现出迥然不同之态，因此而得到的画作也是大不相同。可以料想：笼中之虫的形态必定是拘束、僵硬的，甚至是扭曲、不完整的，以此为绘画对象，得到的作品很容易脱离实际生活，难以表达出虫子的真实状态。相比而言，观察草地之虫而后作画，耗费的精力和时间都要更大，不仅要耐得住飞虫叮咬，而且要经常与泥土为伴，追逐草虫过程中甚至不免有些狼狈。然而，只有这样的画作才能呈现出草虫之真实情状，才能打动观者。

打破牢笼，追求本真，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很多名家毕生的艺术追求。

创作《神骏图》的唐代画家韩干，先师从名家，后拜马为师，经常去马厩里观察马的习性，寻找马的动作规律并记录在案，他画的马重在神似，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五代时期山水画大师荆浩，常年居住于太行山洪谷，得以看到古松“挂岸盘溪，披苔裂石”之景致，画作中表现出高深回环、大山堂堂的气势，创造了笔墨并重的北派山水画；北宋范宽早年师从荆浩、李成等大家，其后感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遂舍其旧习，卜居于终南、太华岩隈林麓之间，长期观摩写生，将山川气势尽收胸臆，终成一代绘画名家；等等。

可以说，历史上的绘画名家无一不是亲近自然的高手，也都视大自然为己师，勤加训练、研习。

作画如此，诸事皆然，如果不能摆脱各式牢笼之羁绊，或是囿于某些固有范式、观念和思想，便无法领略事物之真实模样。就如同山水、虫鸟画大师，没有人能够仅靠着临摹他人的画作，而创立独成一家的画风画派，同样，也没有哪个人能够不深入一线就窥探行业、领域内的门道，更不要说纷繁复杂的种种社会现象。

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历时32天，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情况，他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考察县城以及乡下，他发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与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从此坚定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诚然，地位、权力以及经验、声望等，在多数情况下是种优势，然而如果不能恰当运用的话，反倒会成为一道无形的藩篱，阻隔前进的道路。在这方面，共产党人一直弘扬深入前线、亲身调研的工作作风。

有“布衣元帅”之称的徐向前，红军时期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即使后来职务升高了，也是每战必亲临前线观察敌情，以便选取最恰当的进攻方式。

1977年，61岁的万里刚到安徽，便组织进行农村调查，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一行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面对宝钢建设中的问题，陈云同志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赶赴上海调研，一方面听取市委和工程指挥部汇报，另一方面派人到宝钢工地现场考察，还与有关负责同志以及生产专家座谈。

在很多人看来，返璞归真、复归自然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常常将其视作文人隐士所特有的品性，其实这也是一种应然的工作理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凡时凡事，只有扑下身子、眼睛向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方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一旦拘泥于所谓成例、经验甚至是偏见、传闻，便会离着真理的道路越来越远。倘若不能回归本真，不能摆脱心外或是心内的诸多羁绊，非但看不到草地之虫而只识得笼中之虫，甚至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笼中之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