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看到短史记陈慕谭的文章，《清代为何会流行增广贤文这种东西》。写得很好，主要说了两个观点：一，《增广贤文》非常油腻非常丧；二，《增广贤文》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唐宋的蒙学读物大体还正，清代就不行了，《增广贤文》的丧，是清代社会油腻的折射。

我很同意文章观点。让我感慨的是，看到靠前的两条评论。其一说：“教育的最大失败与悲哀就是教人做圣人”。其二说：“油腻才实用，性善是鸡汤”。

唉，难怪《增广贤文》现在还这么流行。

我前天文章《斜杠、天赋与领域》里说，“流行见解中对宋儒的极大误解就是以为宋儒只知道讲道德。宋儒从来没有把道德和智慧（才干）割裂，后人把道德和智慧（才干）剥离为二，把离开了智慧（才干）的道德空壳贴到宋儒身上，可谓荒谬至极。”

最近翻《汴京之围》，看到几句话：“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著名的道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他们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实务一窍不通。后一派（实务派）在宋仁宗时期的代表则是著名的改革家范仲淹。宋仁宗之后，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这种见解，也是很流行的吧。

把道学和实务对立，未免轻率机械。二程和朱熹，是最著名的道学家，相比同时代的人，恐怕他们对王安石的认可还要多些。

朱熹时代，宰相赵汝愚等大都不认可王安石。魏掞之曾说：“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溺人心，驯致祸乱，不应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绝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上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

而朱熹说：

“今日偶见韩持国庙议，都不成文字！元祐诸贤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乱讨得一二浮辞引证，便将来立议论，抵当他人。似此样议论，如何当得王介甫！所以当时只被介甫出，便挥动一世，更无人敢当其锋。只看王介甫庙议是甚么样文字！他只是数句便说尽，更移动不得，是甚么样精神！这几个如何当得他！伊川最说得公道，云：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

伊川，就是程颐。介甫，是王安石。相比司马光、苏轼，恐怕程颐更能理解王安石的高明。

苏轼和王安石政见不同，朱熹说，如果把苏轼放在王安石的位置上，事情只会更糟。

苏轼和苏学不同。朱熹对苏轼本人没有太大意见，但对苏学有很大意见，他说：“苏氏学术不正，其险谲慢易之习，入人心深。今乃大觉其害。”

苏学和程学，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苏学更受欢迎，程学不太受待见。哪怕程学被官方钦定的时代，在老百姓那儿，还是苏学拥趸多。

就像两条评论说的：“教育的最大失败与悲哀就是教人做圣人”；“油腻才实用，性善是鸡汤”。

什么是苏学？这两句，就是苏学流亚。

认为板起面孔教人学道德、学做圣人是迂腐的，滑稽的，荒谬的。认为要灵活，要flexible，要smart，这是苏学。那种壁立万仞的气象，在苏学这里是没有的。要把黄老的一套，杨墨的一套，苏张的一套，羼杂到孔孟那里，搞个大拼盘。哪一招用着顺，来哪一招。

照这个路数下去，不就是油腻吗？

大叔多半是油腻的，但如果大叔有点才华，有点幽默，那他的油腻就被才华和幽默遮住了，一般迷妹发现不了，硬往上靠。好比狐臭的人身上涂了极重的香水，味道一盖，就闻不见狐臭了。但狐臭还是有啊。香水一洗，不还是狐臭吗？

没有苏东坡的天才，去学苏东坡，要搞有趣的灵魂，只会变得圆滑、油腻、讨巧、陋俗。苏东坡可爱，苏学却有毛病。最怕的是，天生不可爱的人去学人家天生可爱。苏学就是学可爱，学有趣；而程学是学老实，学笃直。就算没有才华，学老实笃直也没毛病，总比学有趣学成油腻，以油腻为有趣好吧！

李白当街撒尿，且容忍他是李白；学他当街撒尿，不就不文明了吗！因为李白别的学不来，只能学他这些。苏东坡别的也学不来，只能学他爱吃肘子和荔枝。吃货多了，苏东坡有几个？

教人做圣人，绝大多数人也做不到。纵然做不到，还是去教，仍然不肯放弃努力，这就是教化的意义，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猪狗会干的事，一看就会，不仅会，还上瘾，总不能教人做猪狗吧！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其说是见解，毋宁说是对事实的领悟。常人视力只能看见百十米，目力强的人，指着数里之外景致说给他听，他觉得吹毛求疵，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看不见，就以为别人也看不见。

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至少有人知道，没有圣人，自己就是个瞎子。到了李贽时代，这帮人倒好，觉得就自己牛，别人都瞎。像《增广贤文》这种玩意儿的流行，恐怕得给李贽那帮人记一笔不小的功。

程朱学说虽然明清两朝被钦定，还是挡不住民间“以油腻为成熟，以缩头为精明”的三观大行其道呀。

应该说程朱是看见了端倪的，但也没有办法阻挡。朱熹对苏学的批评，对陆学的批评，对陈亮的批评，乃至对至交好友吕祖谦的批评，都体现出了对抗这种端倪的努力。

朱熹批评苏学，说：“苏氏之学以雄浑深湛机敏巧妙的文笔，煽动那倾危变幻的习性，因此中了毒的人，毒侵浸到肌肤骨髓都不能自知。今日正当拔本塞源，一正学者听闻，庶几可以力挽狂澜而令其归东。”

朱熹批评陈亮，说：“陈同父读书，好比看盗窃公案，人家看，是要断他的罪，防备禁制他，好让自己不干。陈同父看，不是要断他的罪，也不是要防备禁制，倒是要搞清楚盗窃怎么干，好学他干！”

连吕祖谦他都批评，因为吕祖谦太温和圆润。张栻也批评吕祖谦，说：“尊兄资质固然美好，但恐怕略显颓堕，少些精神。”

朱熹的批评更激烈：“浙中有种说法，劝人不要矫激，以至凡事回互，专拣避风躲箭的地方立脚，还笑人家慷慨奋发，说那是矫激。严子陵分明矫激，吕伯恭写《祠记》，硬说他不是矫激。光武帝读书识道理，便去尊敬严子陵。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严子陵祠记》：‘先生之风，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 真说得好！议论多么正大！李太伯《袁州学记》，文字虽然粗，但振厉，使人读之森然，可以矫懦夫之气。近来浙中文字，虽然细腻，只是回互，不奋发。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狂士虽不得中，却还奋发有为。若一向萎靡，济什么事！矫激固然不对，但不愿矫激之心，也是私意。关键看道理该不该做，该做，岂能怕矫激之名而不做！”

朱熹、张栻、吕祖谦都是道学家。很多人见不到那么细，喜欢拿个标签往一帮人身上贴。鲁迅偶然说过“道学家看见淫”，不过是随便举个例子证明各人所见不同，就被许多人记住，提到道学家就想到“淫”，想到迂阔可笑不切实际的形象。认为吃喝拉撒才是真谛，才是生活，才是现实。以庸俗的价值观为成熟，以对抗庸俗为不切实际，不通实务，殊不知许多道学家的见识比流俗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姑且略举两例：

南宋时，建阳有个妇女，丈夫养不起她，父母来接她回家，要离婚。丈夫不同意，告到衙门，官府判了离婚。有人认为判决不当，说夫妇有义，哪能因为贫穷就离弃。朱熹说，这事不能单看一边，妻子养不活自己，丈夫又不能养她，不离怎么办？不能拿大义去拘泥，只怕还有别的曲折。

另一件是，有继母对前妻留下的孩子不好，孩子总受虐待，到官府告状。官府说，做子女的告父母，没这个道理，劝回去了。朱熹听说，说官府处理不对，应该好好教育警告继母，如果还虐待孩子，定要严厉惩处。

这种见解，放到今天，恐怕也还是得说他是对的吧。一个人有无思想，见地是否正确，不在于他是道学家还是实干家，不在于他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在于他能否冲破时代的牢笼，冲破流俗的樊篱，看到更深远、更精微的地方。

像司马迁，一般都说他伟大，朱熹却对他有批评：“司马迁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但他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看司马迁《伯夷列传》，从头到尾都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史记》有不该说的地方，（伯恭）也都要说他好。像《货殖列传》，硬要说他有讽谏的意思，何苦呢！世间诸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决不可易。就算孔子的话，如果有不对，那也还是不对，怎么能硬去穿凿！”

朱熹没说错。今天还有人想通过《货殖列传》去研究炒股投资，认为“老祖宗的东西有好多智慧”，不知道老祖宗跟老祖宗也不一样。有些老祖宗还要指着鼻子批评另一些老祖宗呢。

吕祖谦说《货殖列传》的机巧是讽谏，确实有失穿凿。就好比说，《三言二拍》里的通奸故事，只是为了警告读者不要去干。这未免不诚实。

因此朱熹批评吕祖谦：“伯恭解说文字太尖巧。他《大事记》辨司马迁、班固异同辨得最好。但像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的地方，都说得羞愧人。他年轻时曾被人家说不晓事，所以才做这等文字出来，抉发人之情伪，说我也能看见这些。这意思不好。我只爱看人大体大节，磊磊落落之处，琐碎处懒得看。伯恭爱看，爱引忍耻的说法，最害义。只因他资质弱，跟这些相合。忠臣义士死节的事，他都不爱。他还写诗说张巡、许远那时候不该出来。唉！伯恭是个宽厚的人，不知怎么做文章却像个轻浮狡猾的人！”

虽然批评很激烈，但朱熹还是把吕祖谦当很好的朋友。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写祭文说：

“上天对斯文降下的灾祸何其残酷！去年已经夺走了我的敬夫，现在为何又让伯恭遭逢此难！道学将靠谁来振起？君德将凭谁来复兴？后生还有谁来教诲？黎民要靠谁来福佑？经传的绝学谁来继承？史事的典章谁来赓续？我这样愚鲁的人，有了病痛谁来箴砭？有了过失谁来规劝？伯恭的离去，如何不令我失声惊呼，号天痛哭！”

想来，对道学家的误解，只因从来没有走近那个世界。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见地。《增广贤文》说“人善被人欺”，被欺实在不是因为善，只是因为蠢。蠢人见不到自己的蠢，就把平生挫败归结到善上，给油腻、肤浅和陋俗找个借口，还振振有词地以为成熟、机智、高明。

真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