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大宋处于史无前例的繁荣与富庶之中。

 

那些偶尔的边患，那些朝中的党争，以及，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权贵的腐化，都不足以让人们相信，都城东京即将被北方蛮族的铁蹄践踏并劫掠成一座空城。

 

北宋是在繁荣富庶中猝死的，其实也是在繁荣富庶之中作死的。

 

关于徽宗一朝是如何“作”的，历史记载比较丰富，这里就不说了。总之，no zuo no die。

 

仅仅1125到1126这两年，即从宣和七年到靖康元年，从宋徽宗到宋钦宗，这俩父子皇帝，就把大宋江山“作”掉了一半。同时“作”掉的，还有无数人的生命。

 

这两年是东京从天堂坠入地狱的过程，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本文只讲这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那就是金兵兵临城下都城东京岌岌之际，发生在东京的一场群体性事件，即，数百太学生到皇宫门口跪地向朝廷请愿，并引发数万百姓围观游行，最终流血并影响了朝廷的决策……

 

先说一下这场群体性事件的背景——

 

1125年，宋徽宗的愚蠢外交策略（此处省略3000字），最终引发了金国的南下侵略。

 

金兵两路大军南下，分别途经山西和河北，欲合围东京。西路军在太原遭到大宋军民的坚强抵抗，南下失败。东路军顺利渡过黄河，于1125年岁末杀到东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金銮殿上的宋徽宗——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画家之一赵佶同志，面对是战是和，被大臣被吵得脑袋疼。

宋徽宗赵佶

 

这个艺术天才和军事白痴，没有能力分辨哪一方的策略更好，打算逃亡南方。出逃之前，在部分大臣的软硬兼施之下，赵佶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赵桓，即宋钦宗。

 

赵桓全面继承了他爸爸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无能，独自面对朝堂上争吵的两派。

 宋钦宗赵桓

朝廷大臣从来就分为两派，这是古代帝王常用的权谋所致——便于帝王对大臣制衡。面对外敌叩门，北宋朝堂上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吵得不可开交。

 

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不希望对方的意见被采纳。如果对方的意见被采纳一旦成功获得和平，对方就会获得巨大的功劳。朝廷大员从政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对手一方的功劳别超过自己。

 

所以，关键要看宋钦宗选择那一派的策略。

 

然而，关键的关键是，赵桓和他爸爸一样不知所措。

 

赵桓的表现是，一会儿主和，一会儿主战。一会儿主战，一会儿主和；甚至一边打着，一边谈着，左右摇摆。

 

先是打。在主战派李纲的领导之下，金军一度被击退。这鼓舞了东京的百姓，却也让主和派焦虑——担心李纲这个政坛新星功劳过大。

 

主和派游说赵桓，继续打下去不知道谁胜谁输，不如见好就收，及时求和。赵桓觉得不错，于是谈判。

 

谈判就是谈送给金兵多少钱，割给金国多少地。

 

谈好了价码之后，朝廷发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搜刮遍东京的官员、富豪、百姓、寺庙以及红灯区的金银，最后，卖官的办法也用上了，以反腐的名义抄家筹款的方法也用上了，距离承诺的数字还有很远。

 

和谈的过程中，主战派也没有闲着，也在影响着皇帝。

 

当谈判双方正在为金银数量扯皮的时候，在皇帝知情的情况下，一股宋军向金兵发动了突袭。因为各地勤王兵马陆续赶到了东京附近，赵桓又想挺起腰板了。

 

北宋的时而跪地求和时而突然袭击，让金兵很懵逼。作为“头脑单纯”的侵略军和抢劫犯，金兵无法理解北宋朝廷的行事逻辑。在愤怒和贪婪的情绪作用下，金兵把东京城外皇家的坟墓给挖了，搜刮了陪葬品。

 

坟墓被挖，增加了赵桓的屈辱感，又打。

 

打的过程中，有胜有败。主和派乘机游说赵桓，应该见好就收。然后，这个奇葩皇帝就又主和了，把主战的李纲给罢免了。

 

面对外敌入侵的巨大危机，总结赵桓的做事风格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打仗没胆量，和谈没诚信。

 

这10个字的行事风格之下，主战派不爽，主和派不爽，金兵恼火，百姓心寒。总之，没有一方对皇帝摇摆满意。

 

主战派李纲当然是最不满意的一个。

 

李纲在皇帝眼里像个夜壶，尿急的时候用一下，然后就扔一边了。为了表现和谈的诚意，皇帝剥夺了李纲的兵权。

 

赵桓没有想到，李纲已经是东京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对李纲的罢免，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体性事件”，也将本文的主角陈东载入史册。

 

对，本文的主角到这个时候才出场，他叫陈东，当时是太学生，也就是就是皇家大学里的学生。

 

太学生不是官员，但享受财政补贴，是朝廷的人才储备，通过复杂的考核，有可能直接做官，可谓天之骄子。

 陈东

陈东不是一般的太学生，是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在宋徽宗刚刚退位的时候，就上书宋钦宗，要求清理朝中的奸党，因而成为学生领袖。在他的带领下，太学生成为一派政治力量。

 

得知朝廷罢免李纲，陈东坐不住了。

 

1126年，靖康元年，二月初五，陈东带领数百太学生来到皇宫大门口，集体跪在地上，请求皇帝接受他们的意见——重用李纲，清理奸党。跪在宫门口给皇帝提建议，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伏阙上书”。

 

东京老百姓得知数百太学生跪在皇宫门外，也逐渐聚集了过来，达数万之众。

 

知识分子聚集在皇宫门外要求朝廷撤换某些官员，要求皇帝抵抗侵略——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800多年后，好像蒋介石在南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皇帝面对宫门外的汹涌民意，左右为难。如果听从民意，意味着民间竟然可以左右朝政，如果拒绝民意，意味着随时发生暴乱。

 

由于迟迟得不到明确的答复，人们在皇宫门外擂鼓、高喊口号。请愿变成了示威，谏言变成了胁迫。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就是，原本软弱的个体组成了群体之后，很容易突然变得激进、勇敢。

 

对国事从来没有话语权的民间力量，一旦掌握了喊话的机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为，人们知道这种力量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必须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便有了飞蛾扑火的勇气——极端，激进，不妥协，不给朝廷台阶，不给自己退路。

 

所以，大规模群体事件一旦发生，难免非理性，难免流血。

 

太监朱某，带着皇帝的口谕傲慢地来到群众面前，表示皇上很快就会让李纲复职，要求大家散去。朱某的傲慢激发了人们对整个太监群体厌恶。大家你一拳我一脚，把朱某给弄死了。流血让人们兴奋，既然弄死了一个那就顺便再弄死几个。宫门口的十几个太监被大家瞬间吞噬，脑袋都被砍了下来。

 

直到李纲出现在民众面前，告诉大家他已经被复职，这场暴乱才没有继续下去。

 

从请愿到暴乱，从擂鼓到杀人，作为这场运动领袖的太学生陈东没有意识到，他给朝廷办了一个极大的难堪——朝廷大员的任免，怎么可以让平民百姓左右？民众今天成功胁迫皇帝给李纲复职，也意味着明天可以胁迫皇帝干其他事。

 

被爱国热情“冲昏头脑”的陈东没有意识到，他领导的群体事件是在用民意消解皇权。皇权至上的年代，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两个月前，年轻的宋钦宗之前曾经接受陈东在这场群体事件之前“诛杀奸党”的建言。因为诛杀奸党，既顺应了民间的呼声，又给赵桓清理他爸爸遗留下来的权臣营造了舆论。

 

换句话说，之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赵桓利用了陈东制造的舆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朝廷可以容忍被群体事件所胁迫——当群体事件有利于巩固皇权时，可以暂时被利用一下，当群体事件想要胁迫皇权时，皇权岂能容忍。

 

基于这个逻辑，在朝廷眼里，有些群体事件是“进步的”，而有些则是“反动的”。

 

回到前面的故事。陈东没有想到，尽管在他的努力下李纲被复职了，但是他将李纲放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李纲的复职来自民意而不是来自皇帝。

 

这样的人，赵桓还怎么能放心些使用？万一哪天你顺应民意振臂一呼干点不可描述的事情，赵桓还当不当皇帝？

 

所以，陈东看上去挽救了李纲的仕途，其实是断送了李纲的仕途。

 

李纲有苦说不出。奈何，民间“爱国者”，往往不懂政治。

 

总之，在确信不能搜刮更多金银且勤王兵马逐渐汇集到东京的情况下，金兵暂时退去了。朝廷很快就对这场群体事件进行了秋后算账，数十人被当做暴乱分子诛杀了。鉴于宋朝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被杀的里面没有太学生，陈东安然无恙。

 

赵桓在这件事情上的不爽很快就被更大的不爽给替代了，因为金兵又一次南下了。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金兵攻破了方圆80里的东京城，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赵桓和他的爸爸赵佶一起，作为俘虏被带走了。

 

北宋灭亡。

 

北宋虽然被断送，但陈东引领的“伏阙上书”这种群体事件的参政方式没有被断送。

 

赵佶赵桓父子皇帝被俘不久，陈东再次引领数万人伏阙上书，要求新皇帝赵构重用主战派，跟金国干，以解救赵构的爸爸和哥哥。

 赵构

陈东无疑是爱赵宋的，但赵宋并不爱他。

 

事实上，陈东是个“政治白痴”，他没有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正是因为哥哥爸爸被俘，赵构才能成为皇帝，换个角度说，赵构的皇位是金人给的。对于赵构而言，与金人打仗，败了当不成皇帝，胜了呢，哥哥爸爸回来他也当不成皇帝。那他为啥要打这个仗呢？

 

这正是赵构时代主战派悲剧的根源。也因此，坚持抗金的宗泽、陈东、李纲、岳飞注定成为悲剧。

 

显然，文人陈东的悲剧与武人岳飞等武将悲剧相比多了一层原因，那就是前文所说的，民间“意见领袖”和“群体事件”不可能被皇权体制所接纳。以民意胁迫皇帝的行为，与皇权体制严重冲突，这注定了陈东不会有“好下场”。

 

赵桓没有机会收拾陈东就被俘了，收拾陈东的任务留给了赵构。

 

1127年，当陈东引领数万人向赵构下跪主战，他便被抓捕并杀害了——赵构宁愿违背祖宗“不杀上书言事之人”之承诺，也要除掉陈东。

 

赵构当然知道陈东不是坏人，也一定知道他是坚定的“爱国者”，但是作为皇帝，赵构怎么能允许民间分享他的权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