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比较喜自省的类型。虽然这样会导致容易把很多无关的责任都拽到自己身上，无端增加压力，但好处是“时时勤拂拭”，能保持头脑的整洁避免掉坑。

最近在反思是否自己太过享受。尤其是当我坐在舒服的咖啡馆里工作的下午，喝掉一瓶冷萃，又忍不住吃一个千层或巴旦木可颂，还对海盐胡椒面包虎视眈眈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需要创意的我，曾经一度认为“首先成为一名深度生活者，才能提供外界所谓的创意。”但深度生活很多时候，成为了享乐的幌子，付出与得到比失调。

直到有一天看一位作家写：

“你去看韩良露、舒非义、蔡珠儿的文，再去对比张爱玲，就会发现其中的技术落差是很大的。那几个港台作家，写的全是吃喝玩乐，而且远远超过日常所需，都是短小的千字文，理念和文字都是快餐性质，无法深究，另外附带店家地址，有绝对的操作性，图片很精美，没有任何对世态人性的探讨。我看叶怡兰的家居访谈，光是咖啡杯就有几百个之多，而张爱玲呢，去某处住了半年，连餐具包都没有打开，就靠一个小勺子吃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文字越精致的人呢，生活就越粗陋（当然也有例外），这其实是个最简单的利比多原理，人的精力有限，每个人的分配都不一样。你看我如上所举的作家，个个都穿着精致，精于享乐，而她们的文字，都粗糙简陋，反之，伍尔芙成天穿粗布衣服，尤瑟纳尔落伍得让学生捂嘴嗤笑，再回头看她们文章的精细缜密，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里，是绝对看得出来的。”

这段话是不同“作家”的真实状况分析。但，抛开“文字技术”层面的东西，这些作家也确有可取之处，因只负责提供“见识”与“消费资讯”，这类说明书无需文采和技巧。他们被市场包装成“生活方式博主/作家”，现实生活中，不在少数，且他们也是丰厚的既得利益者，虽然大部分是垃圾。

这段话还让我想起两个人。一位是香港作家西西。她在香港蜗居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为了照顾母亲与她同住。房间太小，她只能在厨房用凳子做书桌，还要等母亲看完电视去休息的短暂安静时间里写作。写出了《我城》、《看房子》、《哀悼乳房》一系列能触摸到人情里的叫座作品。

另一个人是音乐人。去年冬天我到北京时，去她家做客。家里很杂乱，她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制作一张新的唱片上。我帮她去混音师工作室取demo，因为对高碑店地区不熟我打了一辆车，她怪我浪费钱，说坐公交车也很方便；我们晚餐时在工作室附近吃了简餐，因为天冷我觉得彼此都很饿，就多点一份菜，她觉得有点多了，会浪费，并且执意要埋单。她是那种生活里很粗糙的人，但生命力都爆发在音乐里了，钱也都花在修理吉他、买音乐软件、制作唱片上了。她舍得。

听说最好的食记书，是两种人写的：一是清苦文人，想吃又不得，只能任馋虫在笔端活跃，梁实秋、周作人、汪曾祺属于此类；第二类是落魄世家，张岱、曹雪芹、唐鲁孙、王世襄，要么在物质匮乏、晚景凄凉中忆当年锦衣玉食，要么经历改朝换代背井离乡，裹回忆取暖。我倒觉得，反而是这些人，有了积淀和阅历并参透着人生，像日夜盘着的一块玉，通透、灵动，自有主人的一番感悟，才能表达出来——那么用来思考、反省、总结、摩挲的语言和文字，自然是生动精细的，你看蔡澜就是个反例，有太多时间做节目、叹生活、做生意，只能写粗线条、快节奏的文章，一把年纪，有点白白浪费了吃过的那些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