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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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说起这类“毁三观”的历史典故，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古代史上一群看上去“三观很正”的人：明代的言官们。

明朝政治制度的一大创举，就是“言官制度”。这些有着“言官”身份的六科给事中与御史们，官职小工资低权力却大，掌管监督弹劾大权，只要发现不法行为，哪怕对方是位高权重的柱国大臣，照样能汹涌开骂，不把对方画皮剥干净绝不罢休。所以自明朝开国以来，“言官”这个身份不止叫多少贪官打哆嗦，更成了老百姓眼里的“正义化身”。多少“平冤案”“斗贪官”题材的野史戏曲演义，都常见以“铁面御史”为主角。

可待到明王朝日益腐化衰败，曾是“正义化身”的言官们，也不知不觉变质，到了明朝中后期，还常做出些“毁三观”的事情。典型一桩，就是他们在明朝“双屿岛战役”后的所为。

明朝嘉靖年间，大明海防危机日益深重，长期侵扰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与窜犯亚洲的葡萄牙船队勾搭连环，一群中国沿海海盗团伙也纷纷跟风，终于叫“倭寇侵扰”进入了新模式：他们霸占了浙江沿海的双屿岛，在岛上建成集市与炮台，不但大搞走私贸易。一批批倭寇团伙更以此为基地，在东南沿海大肆烧杀抢掠。这么个“倭寇基地”，今天还常被许多“海外精英学者”唱赞歌，某些“海外精英”还给双屿岛起了个别名：十六世纪的上海。

但这么个红火热闹的“贸易基地”，不但是对中国海防主权的践踏，更是多少沿海灾难的策源地。不夸张地说，双屿岛当时已成了一颗毒瘤，岛上倭寇赚到的每一分钱上，更有多少沿海百姓的鲜血。对这“毒瘤”，明王朝也终于下了决心：1548年，明朝名将朱纨调集重兵，将双屿岛一战铲平，歼灭多股倭寇团伙，是为明朝抗倭战争里的一场大捷。但朱纨没想到，大捷之后，“正义的言官”们，却开始了一通毁三观的表演。

就是在朱纨打胜仗后不久，北京城里弹劾朱纨的奏疏，竟然如雪片般砸来，其内容更让人瞠目结舌：比如兵科给事中杜汝桢和御史陈宗夔，就无视基本事实，胡说什么被朱纨歼灭的葡萄牙侵略者是“满剌加国和平商人”，至于什么“滥杀无辜”“杀良冒功”之类的脏水，更是一盆盆朝着朱纨泼。奸淫掳掠的倭寇，成了“和平商人”，作恶多端的海盗走私团伙，成了“无辜良民”。如此论调虽然荒唐，效果却十分致命：百口莫辩的朱纨，愤然自杀表清白，留下一句痛彻心扉的遗言：去外国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如此颠倒黑白的行径，哪怕比起当代某些质问“警方为何击毙歹徒，为何不给歹徒陈诉机会”的“理智人士”，都可以说无耻百倍。

那么，这些看上去“三观正”的言官们，又为何心甘情愿做“中国衣冠之盗”？这其实就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双屿岛的闹剧里，“主角”可不止是倭寇海盗，更有东南沿海的豪门大族。他们常年给海盗团伙提供支持，在走私劫掠等“生意”里敲金分肥，用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聚敛自家的巨额财富。朱纨为国浴血的战功，掐断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就指示朝廷里“亲信”的言官们，一盆盆脏水泼过来，直到把人泼死。

悲愤的朱纨去世了，从此好些年里，迫于这些“三观正”的言官们，明朝多少有识之士都选择了缄默不言。于是“豪门”的财越发越大，“言官”们的好处越来越多，东南的倭患越演越烈，终于演变成震撼东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乱”。虽然明代的“倭乱”，最终被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们平定。但明朝言官在双屿岛之战后的荒唐表演，却成了明代吏治败坏的重要缩影，“去中国衣冠之盗难”的怒吼，更是至今不过时的教训。

而比起古代史上这“毁三观”一幕，晚清年间的一位“清流名臣”，也给了我们“三观即碎”的既视感——晚清“清流领袖”潘祖荫。

大清如酱缸一般的权力场上，潘祖荫算是个少见的“干净人”。此人不但学问出众，在诗文书法等方面都有极深造诣，为官也是不贪不占，公认的晚清清流里的领军人物。就连代表着大清“官场净土”，做事相对公正的科举考试，也多是由他来主持。但就在这块“净土”上，身为主考的潘祖荫，也上演了雷人一幕：每次选拔考生时，都在袖子里放一红一绿两个鼻烟壶。看卷子时就往里摸，摸到红鼻烟壶就录取，摸到绿鼻烟壶就黜落，几次充任主考，不知造就了多少“幸运儿”和“倒霉蛋”。

关乎着大清千秋大业的科场选拔，竟然就由着潘祖荫，一次次上演这儿戏般的操作。

如此“儿戏”，潘祖荫自己还理直气壮。以他驳斥同僚的话说：“你我入官以后，久不读书，荒疏已极，还真看得出这卷子的优劣？”既然我看不出，那就用这法子“问老天爷”嘛，总算还公平公正。如此辩解，其背后的信息也让人瞠目结舌：在大清朝廷里做官做久了，不但学问不长，居然连“看好赖人”的本事也没了。所谓“净土”的科考，每年选拔出来的都是啥人？如此看来，这让人三观碎的“清流领袖”潘祖荫，还算其中好人。

但好人都要如此，更何况其他人？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晚清“洋务运动”“新政图强”一拨拨搞，可一代代官员们却是贪得贪懒得懒，要么是贪得无厌的蛀虫，要么是高分低能的清流——连潘祖荫做官，都是混日子到“荒疏已极”，这大清官场的逆淘汰下，剩下的当然就剩了渣滓。

最后一段要讲的“三观尽毁”的历史，发生在1931年的民国时代。说到1931年，大家会下意识想起“九一八事变”。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同年另一桩大事，更暴露了国民政府里，各位“精英”的丑恶嘴脸——长江大水。

说到1931年这个年头，如果不提九一八，好些“民国粉丝”会充满自豪的讲起“黄金十年”，仿佛这是一个如某些电视剧里那样，充满“情深深雨蒙蒙”般优雅的风情年代。可就是在这年夏天，一场空前的大水席卷了长江流域：长江各省受灾民众2500多万人，受灾国土六万五千平方英里以上，仅一个湖北省，受灾人口就在五百五十万人以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死于水灾的灾民在十四万人以上，长江沿线十六省灾民人数更有五千万人。甚至今天近代史学者公认，这是当时“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大灾。

但比这场天灾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在灾难里毁三观的表现。

比如受灾严重的湖北省，当汉口决堤在即，成千上万民众生命财产面临严重威胁时，当时的湖北省主席何成俊竟然在和属下们通宵打麻将。听到十万火急的灾情报告，打麻将打红眼的何主席也只是淡淡一句“不要紧，看着办吧”。随后灾情越演越烈，何主席却是大手一挥，就把大笔赈灾款划走，用于做自己“心肝宝贝”似的鸦片买卖。

上演这“毁三观”表演的，又何止一位“何主席”，那位出身“近代名门”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大灾后的一番话更让人跌碎眼镜：“所费金钱，纵无限量，所铸堤坝，纵极强固，亦无术抗此洪疏”。意思是我国民政府已经不惜血本兴修水利，水灾闹这样没办法。但实际情况呢？长江沿线的堤坝，多处年久失修。甚至当武汉被洪水围城时，本该用于加固堤坝的备用资金都不翼而飞。仅国民党中原大战时，一次挪用的水利经费，就在1000万元以上……

以往好些“民国粉丝”说起“黄金十年”，常常振振有词：别看南京国民政府打仗不大行，军工行业不大行，可毕竟民生经济好啊。可是，看看这1931年长江大水里，这些毁三观的天灾人祸，恐怕就更能看懂南京国民政府的“好”。“黄金十年”的背后，分明是一群不知民生疾苦的“精英嘴脸”。看懂这样的嘴脸，也看懂了十八年后，中国大地的那场山河巨变——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参考资料：高中华《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启示录》、李异鸣《非常道，非常事，非常人》、梁晓天《倭寇战争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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