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348篇推送

米勒名作《拾穗者》

（图片来源网络）

19世纪上半叶起，描绘农村景象或农业生活的画作，一时兴盛于法国。一方面，包括《拾穗者》等名作在内，此类题材画作的数目增加。另一方面，即便是“巴黎沙龙”这一态度相对保守的顶尖画展，也改变了钟情于历史类画作的偏好，逐渐选入涉农作品。1830年时，一年约有30幅涉及农村或农业的作品入选；1880年前后，这一数字上升至100左右。

如何解释这一变化，长期困扰着艺术史学者。假说不止一种。譬如，有学者归因于同期法国发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交通“侵入”乡镇，污染“浸没”田野，对昔日牧歌的眷恋怀旧，促使画家将目光转向农村与农人。然而，同样以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出发点，亦可推导完全不同的路径：兴许，画家放眼乡村的原因，仅仅是道路畅通后，下乡采风更加容易了。

各种假说都有一定证据，从中裁断，需要量化。在刚刚发表于Economic History Review的研究中，基于对巴黎沙龙19世纪间展出画作的定量分析及案例研究，Greenwald得到以下结论：后一假说更为贴近历史事实。交通发展之后，画家“进可攻，退可守”：他们住在距离巴黎等大城市不远的城镇，距绘画对象近，距都市里的艺术精英网络也不远。

原文数据基于Whitley的整理工作。具言之，Whitley整理了1673-1881年间巴黎沙龙接受的148000幅画作，并依据内容打上标签。由此，若画作包含诸如“挤奶”、“集市”、“干草堆”、“丰收”等标签，即可说明这是一幅描绘农业或农村景象的著作。以下会提到：作者同时收集了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的数据。受后一类数据限制，研究时段限于1831-1881年。

作者首先总结了农业题材画作入选沙龙展的趋势。如开篇所述，绝对数目上，涉农作品的确有明显增加；不过，放眼比例，传统学者所持的“农业类作品猛增”叙事可能有所夸张。如图1所示，50年间，入选画作中描绘农业或农村景象者，比例确实翻了一倍，但趋势并非始终直线上升。作者还研究了农业画作在展览中获奖的比例，上升趋势同样不明显。

接下来，作者以区为单位，做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一方面，原文确定了所有涉农作品描绘的地区；另一方面，同样以区为单位，原文获取了当地多种社会经济状况数据。相应数据包括：旅行到巴黎的价格、是否有铁路、人口大于15000人的城市数目、人口中受雇于农业的比例、劳工骚乱或罢工的事件频率、主要旅游景点数目、艺术家聚集地数目，等等。

结论与传统的“怀旧”观点并不一致。铁路、城市数目、农业人口比例、劳工骚乱罢工等变量，在基础回归中即多不显著；即便有程度较低的显著性，一旦加入时间及区域固定变量，或展开滞后分析，显著性立刻消失。与之相反，在不同设定下，旅行至巴黎的价格及当地艺术家聚集地数量，均保持相当程度的显著性。因此，“进可攻，退可守”解释更贴合事实。

作者还分析了主要农村画家的私人通讯资料。以前述《拾穗者》作者为例，在他留下的604封书信中，几乎没有“眷恋田园”、“反对城市化”的内容。米勒所关注的大多是些琐事：如何赚钱抚养孩子，在作画的乡村驻地与开展交际、交易的城市艺术圈聚会间往返，等等。与图2所示的出生地历时变化一道，这些定性分析进一步佐证了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

总之，作者的量化分析有力弥补了已有论著中的罅隙：其一，对“农业热”的估计，先前有所夸大；其二，工业化和城市化确实与“农业热”有关，但并不是因为人们哀叹农村衰败，而是因为艺术家由此能更好在城市与乡村间“转圜”。这一文献也再次展现了量化历史研究的威力：对各自均“似有道理”但有难以决断的多种假说，量化分析可承担“筛选”、“仲裁”的角色。

文献来源: Greenwald, Diana Seave.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imagery at the Paris Sal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rt."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2.2 (2019): 53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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