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大宋处于史无前例的繁荣与富庶之中。
 那些偶尔的边患，那些朝中的党争，以及，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权贵的腐化，都不足以让人们相信，都城东京即将被北方蛮族的铁蹄践踏并劫掠成一座空城。 北宋是在繁荣富庶中猝死的，其实也是在繁荣富庶之中作死的。 关于徽宗一朝是如何“作”的，历史记载比较丰富，这里就不说了。总之，no zuo no die。 仅仅1125到1126这两年，即从宣和七年到靖康元年，从宋徽宗到宋钦宗，这俩父子皇帝，就把大宋江山“作”掉了一半。同时“作”掉的，还有无数人的生命。 这两年是东京从天堂坠入地狱的过程，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本文只讲这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那就是金兵兵临城下都城东京岌岌之际，发生在东京的一场群体性事件，即，数百太学生到皇宫门口跪地向朝廷请愿，并引发数万百姓围观游行，最终流血并影响了朝廷的决策…… 先说一下这场群体性事件的背景—— 1125年，宋徽宗的愚蠢外交策略（此处省略3000字），最终引发了金国的南下侵略。 宋徽宗赵佶 这个艺术天才和军事白痴，没有能力分辨哪一方的策略更好，打算逃亡南方。出逃之前，在部分大臣的软硬兼施之下，赵佶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赵桓，即宋钦宗。 赵桓全面继承了他爸爸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无能，独自面对朝堂上争吵的两派。
 陈东
陈东不是一般的太学生，是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在宋徽宗刚刚退位的时候，就上书宋钦宗，要求清理朝中的奸党，因而成为学生领袖。在他的带领下，太学生成为一派政治力量。 得知朝廷罢免李纲，陈东坐不住了。 1126年，靖康元年，二月初五，陈东带领数百太学生来到皇宫大门口，集体跪在地上，请求皇帝接受他们的意见——重用李纲，清理奸党。跪在宫门口给皇帝提建议，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伏阙上书”。 东京老百姓得知数百太学生跪在皇宫门外，也逐渐聚集了过来，达数万之众。 知识分子聚集在皇宫门外要求朝廷撤换某些官员，要求皇帝抵抗侵略——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800多年后，好像蒋介石在南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皇帝面对宫门外的汹涌民意，左右为难。如果听从民意，意味着民间竟然可以左右朝政，如果拒绝民意，意味着随时发生暴乱。 由于迟迟得不到明确的答复，人们在皇宫门外擂鼓、高喊口号。请愿变成了示威，谏言变成了胁迫。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就是，原本软弱的个体组成了群体之后，很容易突然变得激进、勇敢。 对国事从来没有话语权的民间力量，一旦掌握了喊话的机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为，人们知道这种力量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必须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便有了飞蛾扑火的勇气——极端，激进，不妥协，不给朝廷台阶，不给自己退路。 所以，大规模群体事件一旦发生，难免非理性，难免流血。 太监朱某，带着皇帝的口谕傲慢地来到群众面前，表示皇上很快就会让李纲复职，要求大家散去。朱某的傲慢激发了人们对整个太监群体厌恶。大家你一拳我一脚，把朱某给弄死了。流血让人们兴奋，既然弄死了一个那就顺便再弄死几个。宫门口的十几个太监被大家瞬间吞噬，脑袋都被砍了下来。 直到李纲出现在民众面前，告诉大家他已经被复职，这场暴乱才没有继续下去。 从请愿到暴乱，从擂鼓到杀人，作为这场运动领袖的太学生陈东没有意识到，他给朝廷办了一个极大的难堪——朝廷大员的任免，怎么可以让平民百姓左右？民众今天成功胁迫皇帝给李纲复职，也意味着明天可以胁迫皇帝干其他事。 被爱国热情“冲昏头脑”的陈东没有意识到，他领导的群体事件是在用民意消解皇权。皇权至上的年代，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两个月前，年轻的宋钦宗之前曾经接受陈东在这场群体事件之前“诛杀奸党”的建言。因为诛杀奸党，既顺应了民间的呼声，又给赵桓清理他爸爸遗留下来的权臣营造了舆论。 换句话说，之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赵桓利用了陈东制造的舆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朝廷可以容忍被群体事件所胁迫——当群体事件有利于巩固皇权时，可以暂时被利用一下，当群体事件想要胁迫皇权时，皇权岂能容忍。 基于这个逻辑，在朝廷眼里，有些群体事件是“进步的”，而有些则是“反动的”。 回到前面的故事。陈东没有想到，尽管在他的努力下李纲被复职了，但是他将李纲放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李纲的复职来自民意而不是来自皇帝。 这样的人，赵桓还怎么能放心些使用？万一哪天你顺应民意振臂一呼干点不可描述的事情，赵桓还当不当皇帝？ 所以，陈东看上去挽救了李纲的仕途，其实是断送了李纲的仕途。 李纲有苦说不出。奈何，民间“爱国者”，往往不懂政治。 总之，在确信不能搜刮更多金银且勤王兵马逐渐汇集到东京的情况下，金兵暂时退去了。朝廷很快就对这场群体事件进行了秋后算账，数十人被当做暴乱分子诛杀了。鉴于宋朝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被杀的里面没有太学生，陈东安然无恙。 赵桓在这件事情上的不爽很快就被更大的不爽给替代了，因为金兵又一次南下了。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金兵攻破了方圆80里的东京城，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赵桓和他的爸爸赵佶一起，作为俘虏被带走了。 北宋灭亡。 北宋虽然被断送，但陈东引领的“伏阙上书”这种群体事件的参政方式没有被断送。 赵佶赵桓父子皇帝被俘不久，陈东再次引领数万人伏阙上书，要求新皇帝赵构重用主战派，跟金国干，以解救赵构的爸爸和哥哥。
 赵构
陈东无疑是爱赵宋的，但赵宋并不爱他。 事实上，陈东是个“政治白痴”，他没有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正是因为哥哥爸爸被俘，赵构才能成为皇帝，换个角度说，赵构的皇位是金人给的。对于赵构而言，与金人打仗，败了当不成皇帝，胜了呢，哥哥爸爸回来他也当不成皇帝。那他为啥要打这个仗呢？ 这正是赵构时代主战派悲剧的根源。也因此，坚持抗金的宗泽、陈东、李纲、岳飞注定成为悲剧。 显然，文人陈东的悲剧与武人岳飞等武将悲剧相比多了一层原因，那就是前文所说的，民间“意见领袖”和“群体事件”不可能被皇权体制所接纳。以民意胁迫皇帝的行为，与皇权体制严重冲突，这注定了陈东不会有“好下场”。 赵桓没有机会收拾陈东就被俘了，收拾陈东的任务留给了赵构。 1127年，当陈东引领数万人向赵构下跪主战，他便被抓捕并杀害了——赵构宁愿违背祖宗“不杀上书言事之人”之承诺，也要除掉陈东。 赵构当然知道陈东不是坏人，也一定知道他是坚定的“爱国者”，但是作为皇帝，赵构怎么能允许民间分享他的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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