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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媒体的社会。如果媒体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全是坏媒体的社会肯定比没有媒体还要坏，这是肯定的。但我相信武汉大学从事媒体工作的校友，绝大多数还是内心有担待、有情怀、有良知、有理想。而这些品质对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有巨大价值。”

2018年12月20日，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传媒分会系列分享沙龙“珈人有约”第一期在北京举行。分享嘉宾、84级校友、经济观察报社社长刘坚校友这样表达自己对武大传媒人的定义与期望。以下为刘坚的分享：

各位学友，各位师弟师妹，作为你们当中最老的一个，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媒体和健康的感受。

我刚入行的时候，钦佩或者崇敬的一个媒体是《南方周末》。

到什么程度？因为《南方周末》是周报，每周上摊儿上去买，我也不订报，那是第一时间可以拿到报纸。

那时候感情很特殊，是我心目当中理想的媒体，那是真正有情怀的媒体，大家应该都记得那句话“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后来看的比较多的是《新京报》，也成了我心目当中比较有情怀的媒体。

一个月前我看了新京报记者陈杰的演讲，讲到了很多例子，也是我从报纸上读到过的，天津爆炸、四川悬崖村，真的不是说技术上好，而是他们真的有情怀。

我记得视频里面陈杰说了一句话，当我们把悬崖村的片子发到报纸上，跃春总编说了一句话：我们所有人欠这些孩子一条路。这是多么有情怀啊。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从业经历时间比较长，的确是这样，我1988年毕业，开始没当记者。

阴差阳错第一份职业是教师，经贸大学出版社，干了三年，后来去了《中华工商时报》， 1991年我开始做记者，到现在还一直在一线，二十七年了。

我在做了近三十年新闻工作以后，越来越发现其实新闻工作是一份良心活。

因为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多种复杂的可以表达的空间，有不同的维度去观察。

我自己感觉越是优秀的记者，对于事实的选择就有越多的技巧，从而表达出你完全想不到的一面。

如果这种技术用于做恶，那完完全全可以把天使写成魔鬼，也可以把魔鬼变成天使，而都是真实。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这份工作虽然有技术的基础，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对一个人的良知。

还有一点，确实是跟自己的生理或者心理上的调整有关，熟悉我的师弟师妹知道我2011年曾经生过一场大病，什么病，癌症，胃癌。

我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抗争的经验，也许对大家有帮助，但愿你们没有借鉴的意义，不希望大家碰到这样的事件。

记得特别清楚，那是2011年4月13日，应几个朋友的邀请去韩国体检。

离开韩国的时候，那边的大夫说刘先生你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不能确诊，最初的结果得先等我们出来结果以后，你可以先回中国。

三天后的16日，也就是《经济观察报》创刊10周年庆典的前一天，我接到韩国发来的文件，英文和韩文写的，英文第一句就是你的胃癌已经被确认。

实话说，当时我有2分钟的空白，觉得不可能是自己，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尽管医生跟我说你可能有问题，但是也没有做好准备。

接下来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人到底如何从惊慌当中获得平静，这跟健康也有关。

两分钟过后，我迅速恢复了理智和冷静。

我内心告诉自己，你这种慌乱对于你即将要面对的问题有价值吗？如果对你将要面对的现实毫无帮助，甚至是副作用，那你慌乱干吗呢？这个慌乱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接下来，我就网上去查，如果我是最坏、最严重的那个成员，我会是个什么情况，查的结果就是胃癌的晚期生存率，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在五年之内死掉。

我想着如果我是中间的一员，我怎么对待余下的生命？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很少会有人像我这样，我做了一个Excel表，把要解决的事情列到了表中间。

人在那个时候要处理的事不多，大概我看了看也就五六件事情，绝大部分都是跟孩子的教育、财务上的处理有关。

我看了看处理这些事不会超过两个月就可以做完，那个时候特别踏实，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又做了一件让自己也都觉得奇葩的事情。

第二天报社的十周年年会，我依旧上台演讲，台下好多我们自己的同事以及嘉宾，没有一个人知道，台上那个人刚刚在昨天确诊了，他是胃癌患者。

接下来，我又做了第三件自认为奇葩的事情。

医院告诉我你“五一”以后安排手术，我就想“五一”以后也有可能是刘某人最后一个“五一”节，我得干点什么。

我就去了巴黎，去之前还做了一个所谓的“攻略”，就是把博物馆、餐厅一一匹配在一起。

大概每天去一个博物馆，从文化或者精神上享受人类文明，出来就去很好的餐厅吃美食，饱口福之欲，过了一周回北京做手术。

最后想说的奇葩的事，是关于酒的事情。

给我做手术的医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他当年可能42岁，他说他已经做了有5000例的胃癌手术，病变的部位他不需要拿去送诊，他正常用手一摸就可以感知出来。

等到出院一个多月了，我给医生打电话，我说请你吃个饭吧。

他说应该的，你找一个好一点的餐厅，带了一瓶跟今天差不多好一点的酒。

去了以后我就跟这个医生说，我带了一瓶好酒，不能陪你喝，今天你自己喝。

结果他跟我说什么，说只要他在，我就能喝酒。

所以，一个癌症手术病人在术后40天就开始喝酒了，从医学上来说未必是合理，但是我相信他在精神上对你的治疗其实远大于生理上，他让你真的忘掉了你自己是一个病人，我觉得这个医生是大医生，是真正的好医生。

其实对待疾病是这样，对待好多事情也是一样的，你想明白了，想开了，就会少一些的焦虑、郁闷。

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加主动、有弹性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挑战，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的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情。

接下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我很乐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谢谢大家！

1、提问：代表大家问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问的，想过转行吗？为什么不转？什么阻碍了你做这样的决定。。

刘坚：我不能说我从来没想过转行，但是刚刚入行的时候肯定是没想，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发自内心想当好一个记者。

我父母特别反对我搞新闻系，可是我特别想去当好一个记者。

我们马上开年会，我会宣布（媒体）将是我最后一个职业，我不会再换了，就干这个吧。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热爱。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当记者，尽管我们家特别反对我搞新闻系，我还是阴差阳错违背了父母之命。

我在报社跟HR说希望找一些高水平的编辑过来，但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找到发自内心热爱这个行业，水平不一定很高，因为水平高低可以学习，如果不热爱，在这个行业是干不好的。

大概三五年前，整个社会对于传统媒体穷途末路的评价比较多，但是最近一年有所回暖，为什么？

该淘汰的淘汰了，产业集中度提高了，能够活下来的都是还不错的。

像今年我们《经济观察报》的营收指标，到今天为止已经完成了，而且还超了百分之十几。

在今天的环境下，挺不容易了，我觉得很好了。所以最后存活下来的媒体的价值会提升，的确是这样，我完全同意跃春会长的判断。

2、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现在媒体对社会还有用吗？还有多少用？

刘坚：我觉得当然有用，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媒体的社会。

当然如果媒体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全是坏媒体的社会肯定比没有媒体还要坏，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相信武汉大学的学生从事媒体工作的校友，我相信绝大多数还是内心有担待、有情怀、有良知、有理想。

而这些品质对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有巨大价值，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媒体的社会。

3、提问：作为媒体来说我是新人，我本身是学计算机的，2002年的计算机学院，2006级软件学院，2009级经管学院，现在在光明网。感觉，我们现在都在讲人工智能，真正到原创每个人很少。就想问您一句，未来我们做媒体的人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刘坚：我从来不觉得这个职业会完全被人工智能替代，要让人工智能发展到人类的心智水平，目前来说还远没有实现。

其实媒体内容到底是由机器选择，还是人工选择，在当下起码不是问题，人的价值判断很重要，要让机器要学会良知，这个东西很困难。

我们现在面临的其实是“信息泛滥”，而不是“信息短缺”。

可是这么多泛滥的信息当中到底有多少有价值的内容，很多时候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市场调查，看看自己就知道。

你把自己作为一个样本，你每天会选择哪些东西看，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判断，你自己都不感兴趣的内容，你怎么要求你的客户、你的读者感兴趣，这是最基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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