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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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别说对一个刘德，哪怕对待那些明朝开国后越发跋扈的“淮西勋贵”们，朱元璋也曾有过“幸福畅想”：他下令在家乡营建“中都”，盼着将来与“勋贵功臣”们一起荣归故里，手拉手欢度晚年。虽然这个美好愿望，随着胡蓝党案的血雨腥风化为泡影，却也足以说明：“家乡”这两个字，就是朱元璋坚如铁石的心灵里，最柔软的一处。

而比“家乡感情”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多年世事的残酷考验浮沉，朱元璋早已明白——自己当年那刻骨铭心的苦难，岂是一个刘德造成的？为什么只是个“村级地主”的刘德，会对朱元璋那样“呼叱昂昂”。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时是元朝。

虽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地主盘剥农民”是常态，但要论农民被“盘剥到最惨”的年代，元朝的呼声必然很高。在所以早年还曾拥有土地的朱元璋一家，才会在朱元璋青少年时代里一而再“破产”“夺佃”，最终沦为佃农。而元代的佃农处境更是悲惨：在元朝的法律里，地主哪怕打死佃农，也只需要赔偿五十两白银，日常更可将佃农随意驱使甚至买卖，其地位“直追”奴隶。

外加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加剧，农民乃至佃农的生活，必然会加倍贫困化。朱元璋少年时的苦难，只是这一切的缩影。而所有这些乱象，也终于变成火药桶，最终“引爆”了轰轰烈烈的元末大起义。把曾坐拥“中国历史最大版图”的元王朝，活活“炸”回到草原上。

所以，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放下了与刘德的恩怨，“放不下”的却正是这恩怨背后的历史教训。他一辈子从未忘记的，正是包括“少年时的自己”在内，大明境内千千万万农民的寒苦生活。所以就连他的皇宫里，都画满了农家劳作的图画，宫里的空地全种上了粮食蔬菜，闲暇时的朱元璋也会亲自下地劳作，还有时带着年幼的太子朱标去乡间劳作吃住。以他给大臣胡惟庸的话说：每次想起早年“目击小民之苦”，他都会“心常恻凄”。

他可以放下刘德给自己的伤害，但放不下的，是他曾亲身经历的触目惊心的贫困。他知道，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建立在元朝废墟上的大明王朝，很快就要步元朝的后尘。

所以，在整个洪武时代，朱元璋一直不遗余力去解决的，正是“农民问题”。特别是当年“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淹三尺，奠何肴浆”的痛心一幕，促成他不遗余力，全国推广“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福利机构，确保每一个治下百姓“孤寡无助”时可以得到收养与医疗救助，甚至能在“漏泽园”（国家公墓）安葬。单是被养济院收容的孤寡百姓，每月就可以获得三斗米和二十斤柴，放在明初经济条件下，这几乎是不惜血本。

甚至在这些“福利国策”上，朱元璋下的是硬指标：以明初的法律，官员赈灾动作慢了就要论罪，甚至有磨洋工的尚书为此被砍了头。地方的府县不但要“盖足”养济院，甚至倘若发现治下有未被救助的孤寡老人，地方官最轻也要被“杖六十”。在对民生“心常凄恻”这事儿上，朱元璋确实是动真格的。

而比起“轻徭薄赋”“强力反贪”等后人耳熟能详的国策来，朱元璋相对鲜为人知的，是他对旧有封建土地制度的挑战。比如明初的“地权”问题：元末战乱年代，大批地主曾扔下土地逃命，待到明朝立国后，这帮做了“还乡团”的“地主老爷”，又舔着脸回来争地。朱元璋却毅然抛出重磅政策：不管这地原来属于谁，只要现在有人耕作成熟，就归现在的耕作者。想要地？就从当地荒田里“验数拨付耕作”——自己垦荒去吧！

此外唐宋元官僚贵族享受的大量特权，也在朱元璋编订的《大明律》里被大量废除。甚至元代时大量的“驱口”“奴婢”也重获自由。甚至庶民之家只要“存养奴婢”，就要被“杖一百”。曾经的“佃农经历”与屈辱，更让他做出了封建法律史上的重要改革：佃农与田主之间“并如少事长之礼”。甚至“打死佃农不用偿命只赔钱”的法律，也被尽数废除。生活在明初的“刘德们”，就算依然是“地主老爷”，也无法再“呼叱昂昂”。

朝文社

原《我们爱历史》，由多名中国作协会员组成，作品数百次上榜《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官微及内参。获2015年度网易最佳自媒体奖，2016年度头条号奖，2017网易媒体合伙人，2020年网易最佳签约自媒体，头条号优质作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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