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沈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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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部聘教授评选
1939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根据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第十三项“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应即设立以提高学术标准”规定，着手设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并制定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次年3月呈准，随即由教育部公布施行。
1940年12月6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一次常会，通过“设置部聘教授由部迳聘曾任教授职十五年以上对于学术文化有特殊贡献者担任以奖励学术文化之研究而予优良教授以保障”一案。随之，教育部提交了《规定部聘教授办法要点案》，由1941年2月14-16日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次大会审议讨论，“经修正通过”。关键“修正”是将教授任职十五年改为十年，部聘名额三十人，并确立了具体可操作细则及实施规程。
据二史馆五-1349（2）《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及会议纪录》中存录“常会提”《规定部聘教授办法要点案》所示，最初要点为八项：
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十五年以上，声闻卓著并对所任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得由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
二、部聘教授之人选，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出席会员三分之二以上之通过，送请教育部聘请之。
三、上项人选之候选人，除由教育部直接提出外，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或具有全国性之学会得就各该学校或学会人员中，合于前条规定者，向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推荐。
四、部聘教授任期自受聘之日起至退休之时为止。
五、部聘教授薪俸以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第八条规定之专任教员薪俸表教授月薪第三级为最低级薪，由教育部直接拨付。
六、部聘教授由教育部于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特设讲座，从事讲学及研究，其服务条件依照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之规定办理。
七、部聘教授讲座设置处所得由教育部根据需要随时调动之。
八、部聘教授讲座暂在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设置之，其名额暂定三十人，以后得逐年扩充之。
1941年6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517次会议，通过《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十条，宣布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在十条具体办法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中三项自身条件：
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十年以上者。
二、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
三、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者。
这显示部聘教授在“教学”成绩与“著作”贡献两者间，有一项“声誉卓著”或“ 特殊贡献”都可能入选。后来的事实证明，楼光来就是没有专门著作和学术论文，仅靠教学成绩当选的。
第五条规定“部聘教授任期五年，期满后经教育部提出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续聘者得续聘之”。第九条为“部聘教授名额暂定三十人”。
1941年11月20日下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在教育部陈立夫部长室召开，陈立夫为主席。在多项议题中，其中第五项“关于遴荐部聘教授候选人事项”，商定部聘教授名额暂定三十人，经部决定分为：三民主义、经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心理、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商学、农学、林学、土木水利、电机、机械航空、矿冶、生理解剖、内科医学、外科医学三十科，每科设置一人。并决定程序上分为三个步骤。
这三十个学科的人选分类中，设立“三民主义”部聘教授，显然是陈立夫的政治导向，但在随后举荐和评选中没有实施。“经学”更是莫名其妙，因为在现有大学学科分类中没有“经学”一科，传统“经学”被分解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了。1942年2月13日下午，在陈立夫主持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审议部聘教授候选人时，三民主义、艺术、地质、气象、商学、外科医学等六个学科还没有举荐出候选人。
1942年4月16-17日，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第三次大会的讨论事项中，有“请审议部聘教授人选并讨论部聘教授服务细则草案案”等。决议部聘教授各科名额分配、人选程序、服务细则、薪酬、考核等，并形成《部聘教授服务细则草案修正如次》十四条。
参与遴荐部聘教授候选人的国立学院及学术团体，共有28个单位，所荐候选人121人。教育部根据1942年2月13日学术审议委员会第六次常会决议，直接提出候选人35人，两者共156人。
各科候选人为：
中国文学科9人、英国文学科9人、史学科6人、哲学科6人、教育科9人、数学科14人、物理科6人、化学科13人、生物科14人、心理科7人、地理科2人、地质科2人、政治科3人、法律科6人、经济科4人、社会科2人、农科9人、林科5人、土木水利科9人、机械航空科4人、电机科4人、矿冶科3人、医科6人、生理解剖科4人
这个数据显示当时各学科竞争实况，以及诸位教授对这一荣誉的期待。
二十七人问题的出现
二史馆五-1349（2）《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及会议纪录》中所存录《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显示，1942年8月24日下午，陈立夫主持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出席者为陈立夫、邹树文、陈大齐、王世杰、余井塘、吴俊升，讨论“请审查三十年度部聘教授人选案”，议决：（一）根据第三次大会决议按应设部聘教授名额以部聘教授荐举结果统计表所列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中被荐举票数最多者为部聘教授请部核定。（二）七月十五日以后收到之荐举名单应照部令规定作为无效。（三）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中被荐举票数最多者如遇有二人或二人以上票数相同时，抽签决定。（四）依照上列各项决议，以左列三十人为三十年度部聘教授：这份《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中，还有“临时动议”一项：“为崇奖师道起见，部聘教授名单定本年教师节公布，其中在战区者之姓名暂不公布，以昭慎重案。决议通过。”这是随后在教师节公布部聘教授为何只有27人的缘由。因为胡敦复、秉志、孟宪承正在沦陷区上海。胡敦复为私立大同大学校长兼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秉志困居上海，更名换姓，蓄须潜隐；浙江大学教育学教授孟宪承此时也在上海，但随后去了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又回浙大。政府为了保护他们三人，没有公布其获得部聘教授的殊荣。虽然没有公布这三人名字，但他们都可以从私人渠道获得相关信息。1942年8月秉志当选部聘教授而未被公示名字，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专门致函西迁重庆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催促秉志填写教员资格审查履历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10月12日及时回复，说正在积极联系秉志，“因特殊情形予以宽限为荷”。
第一批部聘教授名单、公报时间及暂不公布三位名字的理由早在1932年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国风》杂志第3号，出了纪念孔子的“圣诞特刊”。这是用公历（格里高利历）历法确立孔子生日，属于学界行为，并没有被官方认可。值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定每年8月27日（夏历）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启用公历9月28日为教师节），1940年8月27日，重庆各界第一次公开举行先师孔子诞辰暨教师节纪念大会。1942年3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共同签署《国民政府训令》，明令公布固定纪念日日期表。其中有8月27日孔子诞辰。
查三大报纸《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1942年8月27日《中央日报 扫荡报》合版、《大公报》两报都刊出了27位部聘教授名单。其中《大公报》的题目为《部聘教授各科共三十名教育部发表人选》，内容主要是27位部聘教授的名字和专业，相对简单。《中央日报 扫荡报》合版刊出《部聘教授人选教育部已完全核定今日教师节发表》，内容丰富：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一案，前曾拟定办法，呈奉行政院核准实施。此项教授人选之决定，极为审慎，先由部令饬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暨具有全国性质学术团体遴荐合格候选人，再由该部分科制成候选人名单，先后发交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务长或主任、学院院长、各科主任，及任教十年以上之教授荐举。荐举结果，并交由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及本月二十四日该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审议。该会已就荐举结果，决定人选，现此项人选，并已由教育部完全核定。计分为中国文学、史学、哲学、英国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理、地质、教育、政治、法律、社会学、农学、林学、土木水利工程、机械航空工程、电机工程、矿冶工程、医学生理、解剖学，各科共三十名，崇奖师道起见，特于本年教师节发表。其在后方各院校任教或已来后方之各部聘教授姓名、标志如下：杨树达、黎锦熙（中国文学）、陈寅恪、萧一山（史学）、汤用彤（哲学）、吴宓（英国文学）、苏步青（数学）、吴有训、饶毓泰（物理学）、曾昭抡、王琎（化学）、张景钺（生物学）、艾伟（心理学）、胡焕庸（地理学）、李四光（地质学）、周鲠生（政治学）、胡元义（法律学）、杨端六（经济学）、孙本文（社会学）、吴耕民（农学）、梁希（林学）、茅以升（土木水利工程）、庄前鼎（机械航空工程）、余谦六（电机工程）、何杰（矿冶工程）、洪式闾（医学）、蔡翘（生理解剖学）。这份新闻稿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供的，档案中还留有此文底稿。这里特意强调“其在后方各院校任教或已来后方之各部聘教授”，话中有话，暗含有三位滞留在战区。但《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三年工作概况》中是称公示28人，说两人在战区，有误。据五年后续聘名录可知孟宪承、秉志在随后获得聘任。只有胡敦复一人未获聘。又据《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记录》显示，孟宪承和其他二十三人先期获得聘任，开始服务。秉志不在后方，但“已填送履历来，并已由部聘任”。“胡敦复在上海，情形不明，暂未予聘任”。
待遇问题
荣誉与待遇，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部聘教授个人而言，荣誉是一方面，待遇更重要，因为战时教授多困顿，增加一些待遇，犹如雪中送炭。当时中国是人多落后，军事实力更是无法抵挡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以及海上的航母。放弃东北、华北及东南沿海，向大西南撤退，寻求持久战和外援，是当局的战略决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大片沦陷，政府的主要财政税收断崖式塌陷。特殊的战时状态，一粒粮食和一粒子弹，都是珍贵的东西。如何解决教授的温饱，让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延续文化血脉的同时，又能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也是至关紧要的大事。1937年8月21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电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说将平津高效撤离后，在长沙、西安建立临时大学，需要一百万元，提议由朱家骅主持管理的中英庚款中拨出若干成，并盼能分两期拨款。国统区国立大专院校教授的月薪，也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标准、统一确认任职资格、统一支付的。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在1940年5月11日-13日，就“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办法要点”暨大学教师薪额上，为等别、级别、月俸制定了明确标准：
这是抗战最艰苦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给大学教师的基本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在后方坚守讲台，保住文化火种，并与前方将士一同抗战。战时特殊环境下，由教育部统一制定薪额标准，也便于管理。教师薪俸只是战时国民政府教育投入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读书种子，各级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对流亡学生的生活补贴，对大西南、大西北高校学生由贷金制到全部公费制的实际投入，在战时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占很大份额。抗战八年，有七年时间出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晚年回忆说，抗战时期政府在教育上实际支出仅次于军费。教授的薪俸，因级别、时间、地域不同，可比的实际意义不大。但战时因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所导致教授的生活困难却是实情。既然陈立夫说到“军费”，这里就特别提一下置身军界的郭沫若。教授级别不等，著名教授领取到的实际薪俸，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相比，抗战最初三年间，领取的薪俸要高（郭沫若的办公费不计入）。1939年5月26日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指令郭沫若，政治部人员的薪饷自四月份一律改照国难饷章支给，“该部长暨所属人员，自动减低薪饷”。政治部通报的将士“借支标准八折薪饷给与表”显示，上将320元、中将240元、少将179元。郭沫若为中将，可领取的八折薪饷领应是240元。之前他的中将薪饷为300元。1940年2月15日，第三厅收到军委政治部总务处下发的通报及所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经常各费支付暂行程序》后，郭沫若16日签有“存查”，并签章。其中《借支标准八折薪饷破月计算表》显示，中将仍是240元。1940年6月，著名报人黄少谷（曾任《世界日报》总编、《扫荡报》社长）接替郭沫若中将出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2年7月、8月、9月的月薪俸都是500元，略低于教授第三级。少将副厅长向理润是陈铨四川同乡（陈为富顺人，向为金堂人）、清华同学，此时为320元，只相当于副教授第三级。但他们每月另有一份特别办公费，黄少谷800元，向理润500元。1941年2月14日至16日，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举行。部长陈立夫在大会致辞中特别强调说：各校教职员生活亦甚清苦，部中已订定教职员及其眷属膳食补助办法，并自本年一月起十足发薪。惟各机关公务员之薪俸多较教职员待遇为优，有一部分教职员因感生活之压迫不免另谋他就，甚至有于学期中途辞职情事。此于学生功课之进行学校纪律之维持俱有妨碍。部中对于此点，亦已设法补救。如规定七年以上之教授以休假进修之机会，十年以上之教授，择优改由部聘，以资鼓励等事皆所以使教员能安心教学并继续研究。正因如此，在大会上朱家骅的临时动议得到大会通过，他提议：各校教员薪资较之各机关公务员及实业界职工之薪水甚低，生活维艰，无法安心教学，有碍教育之进展。应请由教育部设法，提高教员薪水，至少与公务员之待遇相等，以安定其生活而增进教学之效率案。但是，各大学实际情况却存在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是地区物价问题，更有各大学本身实力和条件的限制，出现了教授薪俸上的差异。一份1942年4月国立湖南大学呈报教育部《国立湖南大学职教员俸薪比较表》显示，当时校长1人最高俸薪额为600元（这个600元是校长作为简任三级月薪。另一份档案中显示校长胡庶华1940年简任二级，月薪640元；1943年变为简任一级，离职时月薪为680元）；4位庚款讲座教授最高俸薪额为425元，最低俸薪额为400元；49位教授最高俸薪额为390元，最低俸薪额为300元；13位副教授最高俸薪额为300元，最低俸薪额为230元；19位讲师最高俸薪额为240元，最低俸薪额为150元；37位助教最高俸薪额为140元，最低俸薪额为80元。相对于教育部制定的薪额标准，湖南大学选择执行的是教授最高取第六、七级之间标准；副教授最高取第四级标准；讲师最高取第二级标准；助教最高取第二级标准。这是民国大学的自主行为。各大学间，教授的月俸差距很大。例如，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给吴宓开出的教授、系主任月薪为300元，但他应梅光迪之约，参与反新文化联盟“学衡社”，到南京东南大学只能得到160元的教授月薪。次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筹划聘请王国维为讲授词曲的国文系教授时，开出的月薪为200元。部聘教授得到教育部聘任后，月薪600元，同时加发研究补助费400元。面对战时物价不断上涨，600元是当时教授第一级最高月薪，部聘教授荣誉另带来400元研究补助费是最为实惠的一份收入。在当时文官体制中，部聘教授600元月薪等同于官员简任三级月薪。相对于1917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和重要教授可得300元月薪(陈独秀致函胡适：“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当时校长蔡元培月薪为600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薪为120元，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月薪为8元)，和1925年王国维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时400元月薪，部聘教授这600元最高薪俸和400元研究补助费，是增加了许多，但物价持续高涨，教授的实际购买力却是下降了。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薪俸（自湖南第一师范旧址纪念馆拍摄）
清华研究院时期王国维的聘书及薪俸（选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在当时文官体制中，部聘教授600元月薪等同于官员简任三级月薪。而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月薪为650元，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常务次长余井塘月薪为554元。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章益、高教司司长吴俊升月薪是378元，教育部秘书、科长月薪为298元。第一届部聘教授名单发布、聘任当年（1942），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的月薪是560元，公费200元，自当年7月公费增至1000元；张充和在教育部作为编辑月薪为220元，相当于讲师三级。第二届部聘教授当年7月（1944），吴俊升月薪是630元。仅从此档案文书看，当时教授和部聘教授的基本月薪收入，只是低于部长。抗战时期特殊的国情，表现为大中华区域割据下经济相对自治。东北伪“满洲国”一个物价体系；华北、华中、华东、华南汪伪政权“维持”下沦陷区一个物价体系；大西南、大西北国统区一个物价体系；陕甘宁边区共产党控制区域一个物价体系。因为养兵抗战的缘故，加上政府机关、高校西迁，国统区的物价上涨最快，生活艰难程度更为突出。政府没有多余的税收，只能靠不停地印钞，导致正常月俸之外，逐月加升特别补贴，越加越高，终成乱象。
不同意见
文人相轻，且话多事多。大学的故事，多出自文科师生的事后言说。中国文学科两个名额，都落在湖南人头上，却引起湖南人自己不满。“部聘教授”名单公布后，湖南大学教授杨树达在8月29日日记中写道：“曾星笠落选而黎锦熙得之，其为不公昭昭然也。”曾星笠（运乾）、黎锦熙都是湖南人，前者研究古汉语音韵学，后者研究白话国语。曾星笠是在书斋里，做故纸堆学问，而黎锦熙是“读音统一会”-“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重要成员，是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和操盘手，其社会影响力和学术贡献远在曾星笠之上。1902年，吴汝纶、严修日本之行，受日本教育家启发（以“东京语”为“国语”），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被他们有意识地确立为 “国语”。1912年，中华民国确立新“国语”，随后教育部将白话文纳入国民教育体制，进而使得白话新文学获得了文学的正统地位，白话新文学作家也顺势掌握了文学话语权。时值1935年7月18日，教育部改“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为“国语推行委员会”。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内，“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口同声”。民国的文化教育、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与“国语”密切相关，“国语”逐步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民思想和日常生活的工具。因为从晚清白话文到民国国家话语“国语”形成，国语成为国民思想行为最为重要的工具，“国语推行委员会”逐步完成了统一语音、规范汉字、明晰语法、普查方言、编纂词典、识字扫盲、审定教科书和规范出版印刷字模的基本工作，并在规划与推行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问。相伴共生的是，白话新文学-国语文学-现代文学新概念的替代性确立。1949年以后，在大陆被学科定型为大学中文系的两个新专业：现代汉语、现代文学。这自然也是一代有一代之新学问。而黎锦熙正是国语推行过程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教授。吴宓说他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主编《学衡》杂志，挑战、批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及新文学。1942年8月27日吴宓得知此事，他对自己当选部聘教授的反应是：“知宓被任为西洋文学部聘教授。F.T.首来函（英文）道贺。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已！”吴宓、陈寅恪、汤用彤是哈佛大学同学。吴宓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他此前在日记中曾写到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的学问，特别外国古典语言和中国古代历史知识不如陈寅恪。陈寅恪的历史研究与汤用彤的哲学史研究为民国学界的典范之作。F.T.为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短长，不可将道德与学问纠缠在一起看人。文学欣赏和研究通常是看重人性本真的自然法则，回避道德判断的。在公德与私情面前，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的轻重取舍，最人性的东西也是最真实的。站在政治、学术、文学或道德的不同位置直面人性，会有善恶、真假、美丑及高下的不同感知。新文化运动给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但在个人承担上，许多作家、教授却是接受新文化，坚守旧道德；传播新思想，维护旧伦理，所以蒋介石称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同时，也有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的践行者如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更有反对新文化，守护旧文化，践行新道德、新伦理的梅光迪、吴宓。吴宓因婚外情而离婚，他说这是对爱情的尊重，同自己的道德理想相符；同是“学衡派”成员的郭斌龢，就认为吴宓因婚外情离婚，与他自己提倡新人文主义主张相背离，陷入他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境地。这时，吴宓如实招来，说他内心十分痛苦，因为是自己是一个生性浪漫的个体，却提倡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节制、纪律。浪漫与古典二者将自己撕裂。两个“学衡派”成员之间思想-行为有差异，却在个人交往上有私利。1927年7月19日，本年度庚款留学美国学生考试在清华学校举行，西洋文学门类中，有范存忠、郭斌龢两人考取。范存忠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郭斌龢是1918年7月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谭家湛、沈祎、朱复、胡稷咸、童致旋一起，以肄业生身份，被选送到香港大学学习，1922年6月毕业后回南京一中任教，他和胡稷咸为《学衡》写文章，成为“学衡派”成员。郭斌龢在考试前专门拜访命题考官吴宓，吴宓透漏了“希腊文” 一门“如何出题”。这样，吴宓对郭斌龢的考中尤为高兴，他在日记写道：“而宓对于郭斌龢之录取，尤为喜幸，以吾党同志中，更多一有力之人矣。” 郭斌龢抗战期间在浙江大学曾任训导长及代理校长，1949年以后，长期遭受打压。“文革”期间审查郭斌龢与吴宓关系的“外调人员”专程到重庆找到吴宓。事后，吴宓在1969年12月24日致郭斌龢信中说：“兄到北京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宓时在清华主持考事。来查询之人员曰:‘郭已承认：汝曾给予逾格之私助，俾郭得考取。’宓据实答曰：‘宓仅告以希腊文一门，如何出题而已——即是由长篇希腊文译成英文，另作希腊文短句而已。’”这是发生在“学衡派”成员内部的私情。
部聘教授候选人公示期间，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自江西泰和致信教育部长陈立夫，说：“钧部设立部聘教授，自是逐渐统制大学之道，惟人选方面尚希郑重。日前奉到所颁部聘国文教授候补人名单，则殊令人失望，厕身其列者多不知名之人，苟其他学科之候补人皆如此类，则人将不以部聘为荣矣。本校以政教合一为目标，故特注重政治经济教席，甚望能指派有名之部聘政治学、经济学教授各一人来泰讲学。对于他校亦宜多用指派讲学之权，庶使学术空气得以流通，而无偏枯之病。”胡先骕认为这“实为目前革新大学教育之道”的方法之一。他所说的让部聘教授流动讲学一事，在战时很难行得通。本身为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成员的冯友兰，是参加第一次评议（第二次评议时，冯没能得到自昆明去重庆的机票，缺席）的当事人，他看到“部聘教授”公示之后，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5期发表《论部聘教授》一文，对教育部设立并评选“部聘教授”的意图提出质疑。他说教育部意图之一：“优以名位，以示尊崇。藉以鼓励教授们在研究方面，力求上进。”这是正确的。但第二个意图：“部聘教授，可以由部分派到各大学任职，并且可以随时调动，如此则各大学均得到有好教授的利益，因而可以平均发展。”冯友兰认为这第二个意图是“弊多于利”，并提出五条商榷意见。冯友兰意见正好与胡先骕相反，他认为“随时调动”的意图不可行。这与两人此时立身之地有直接关系。因为“随时调动”只能是官方行为，不适合大学教授与学校双向互选任职特性。国民政府教育部从无行使过对教授“随时调动”的职权，也没有这一行政权利。教授去留，是校方和教授之间的事，教育部无权干涉。这是现代大学制度属性所决定的，是大学自主性与教授独立性的体现。民国大学对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接受，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教育部部长与大学校长、院长，几乎都是在国外现代大学接受过制度和学术的教化。虽有“党化教育”的特殊国情，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民国大学对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移植和精神的认同。
第二届部聘教授评选
1943年10月7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1943年度拟增部聘教授十五人，分十五个学科设置事项。据二史馆五-2487《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及送审合格教员名单》中，《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所示，第二批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由教育部依照部聘教授设置办法第三条规定，并参照各教授荐举之结果，就每科较多之前两名中提出一名，交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审选。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投票，过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无异议者当选。刘文典12、胡光炜8、朱自清5、闻一多4、卢 前4、罗 庸5、谢六逸3、 朱世溱3、向 楚3、曾运乾4、魏建功4、邵祖平2、王 易1、刘 赜1、王 力2、林思进1、罗根泽1、 汪国垣、赵世忠、刘永济、沈兼士 （沈按：没有票数的，是未得本学科人员荐举，但有非本学科人员荐举票，不计入。下同）楼光来12、梅光迪10、方 重5、潘家洵3、温 德2、商承祖3、范存忠5 、陈福田1、 罗文柏1、徐仲年柳诒徵14、缪凤林9 、雷海宗6、陆懋德4、沈刚伯3、朱谦之2、郑天挺2、 陈安仁冯友兰5、 金岳霖4、 方东美4、宗之櫆3、李翊灼3、贺 麟1、吴 康、汪奠基常道直15、邱 椿14、李建勋10、袁敦礼7、汪懋祖7、崔载阳3、马约翰2、 黄思敬4、 吴蕴瑞3、邓胥功2、郑宗海何 鲁9、胡坤陞5、 孙 鎕5、何衍璿5、杨武之3、黄际遇3、萧君绛2、 江泽涵2、 汤璪真1、陈建功1胡刚复17、周培源10、郑 愈2、熊正理3、朱物华1、赵忠尧高济宇12、张江树11、黄子卿11、丁绪贤9、高崇煕6、张贻侗6、邬保良6、 郑兰华9、 虞宏正5、杜长明4、杨秀夫1、葛祖良1、陈之霖1、曾昭抡1戴修瓒13、余群宗5、赵之远4、杨兰荪2、赵凤喈1、蒋思道1、薛祀光1刘秉麟4、 萧 遽3、陶 因2、陈 总1、李光忠2、周炳林1、赵迺抟邓植仪15、丁 颖15、贾成章10、汪厥明10、张巨伯9、周 祯10、王 正8、姚 鋈8、 罗清生7、 彭家元7、陈方剂6、曾 省6、冯肇传7、 曾济宽4、 齐敬鑫5、邹锺琳6、 蔡邦华4、杨邦杰3、侯 过3、李寅恭5、 王先佺6、 顾 鎣2、 林 镕5、温文元2、陈之长3、 毛宗良1、 周承鑰1、汪思章2、 张福延、 殷良弼□、戴芳澜1、 金善宝2、 张 辳1、 彭师勤1、 汤佩松□、俞大绂□、 卢子耕1刘仙洲8、李熙谋7、陆志鸿7、施嘉焬7、蔡方荫5、杨家瑜6、陶葆階4、陈 章5、余炽昌3、王裕光3、王国松2、陈大爕3、程千云2、衛梓松2、张 □3、章名涛2、张泽熙2、俞 忽1、崔有濂1、顾宜孙1梁伯强12、谷镜汧8、陈友浩6、梁燦英5、颜守民2、朱恒璧1、应元岳1、 张 凝2
随之，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召开大会，在以下各学科前三名中，投票选出一位：1943年12月15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大会开幕。16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15人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每个学科一位：胡小石（国文）、楼光来（外文）、柳翼谋（历史）、冯友兰（哲学）、常道直（教育）、何鲁（数学）、胡刚复（物理）、萧公权（政治）、戴修瓒（法律）、刘秉麟（经济）、邓植仪（农学）、刘仙洲（机械）、高济宇（化学）、梁伯强（医学）、徐悲鸿（艺术）。十五位当选者，除胡小石外，都是本学科最初得举荐票第一名，这说明审议会委员在最后表决时，除有特殊原因，绝对遵从学界口碑和学者意见。据参与投票的竺可桢在日记中所记，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差一票输给了中央大学楼光来。西南联大刘文典被推荐票数很高，最后落选，被中央大学胡小石（光炜）替代，不是学术水平问题，是因他“有嗜好”，即他个人品行有瑕疵（瘾君子）。二史馆五-2487《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及送审合格教员名单》中，《部聘教授荐举名单》显示，刘文典在本学科中国文学科得向楚、陈子展、蒋天枢、罗常培、冯沅君、陆侃如、霍玉厚、汪国垣、魏建功、台静农、王佩芬、陈鐘凡12人推荐，得票最高，高出得8票的第二名胡小石（荐举人为杨树达、蒋天枢、王力、朱自清、冯沅君、陆侃如、魏建功、台静农）4票。应当说，部聘教授评选，一方面彰显了教授学术实力和个人修为，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各大学竞争实力。此时，虽不是以修齐治平来评判士大夫的时代，但教授个人修为，还是被看重的。私德、私行对于为人师表的教授来说，显得特别重要。中国文学科刘文典与胡小石竞争，胡小石胜出。他俩都是有故事的人。
刘文典的事情主要与吸食、倒卖鸦片有关。这里引随后刘文典参评院士时，遭傅斯年举报信中的一段话：“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胡小石是抗战前南京中央大学内唯一一位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他早年从李瑞清精研金石碑学，李瑞清去世后，经同学陈鐘凡（中凡）推荐，1920-1922年到北京女高师任教，并出任国文部主任。北京生活得以接触到方兴的新学问甲骨学，于是放下正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钻研甲骨文，遂成《甲骨文例》一书，得此学科之“预流”。1947年8月，胡小石出任中央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在新学年教师聘任时，他解聘了从重庆复校来南京的教授九人：王扶生、王玉章、徐英（澄宇）、孙为霆（雨霆）、乔曾劬（大壮）、朱世溱（东润）、杨慧修（晦）、唐圭璋、徐震（哲东）；副教授三人：李长之、吴组缃、王仲荦；讲师一人：蒋礼鸿。当年在重庆时，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有国文系，师资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北京大学毕业生伍叔傥任系主任；文学院也有国文系，系主任是汪辟疆，师资则多为两江师范-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毕业生。文学院国文系老底子是胡小石、汪辟疆等从南京带过来的。1943年师范学院国文系与文学院国文系合并，伍叔傥任系主任。伍叔傥带来的师资人多，在合并后的国文系占上风。南京复校后胡小石掌权，对原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痛下杀手，成为轰动学界的胡小石一次解聘十二位教授、副教授“事件”。此事在日后还继续发酵。这批被解聘的十几位教授中，朱东润晚年在自传中，对“胡教授”（胡小石）作法颇有微词，《朱东润自传》中记载一段当年两系合并后，北京大学毕业生丁山的遭遇:“国文系的丁山教授来了，要开龟甲文的课，这个消息给胡教授知道了，他立刻用文学研究室的名义把图书馆全部有关龟甲文的书借个精光；丁山只有对着图书馆的空书架白瞪眼。”而出身北大的杨晦，出身清华的李长之、吴组缃都是新文学作家。1943年自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毕业的钱谷融（国荣）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这是自1922年《学衡》创刊及后继“学衡派”刊物《国学丛刊》、《文哲学报》、《东南论衡》、《国风》等绝不允许白话新诗出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也不允许新文学进入课堂的延续。是“学衡派”与“新青年派”对立的进一步体现。历史会戏剧性重演。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中央大学改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与教会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三系合并。此时被政治符号化的“伪中央大学”帽子，由1949年以前一直称呼汪伪政权下“伪中央大学”，移戴到国民政府的国立中央大学头上。原“伪中央大学”被称作“汪伪中央大学”。作为“伪中央大学”教授胡小石，被政治势力逼出南京大学中文系，到图书馆任职。他原有的所谓“伪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力阵容，被迅速瓦解，他所倚重的左膀右臂段熙仲、张世禄先后被调离。特别是段熙仲，抗战时在重庆一度为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秘书，有行政经验和办事能力，后来一直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张世禄调到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被彻底洗牌，曾留学日本、法国的“创造社”成员，语言学教授方光焘和北京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教授陈鐘凡先后主政。据陈中凡（鐘凡）《悼念胡小石学长》一文所示，胡在1950年代的政治高压下有过一次检讨。陈中凡回忆说：“在一次送杨咏祁同志到北大学习的集会上，他不胜感慨地作自我批判，说：‘我今天愿以《红楼梦》中焦大的身份说话，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事后回忆，中大这种风气是沿袭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系的，我也应当负重大的责任，哪能完全由他负责呢？”“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是有所指，抗战时仅在当时重庆教育部任职，就有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多位毕业生如吴俊升、张廷休、段熙仲、卢前。陈中凡所引述胡小石的话，还另有隐情。被胡小石解聘的新文学作家杨晦，曾是文学社团“沉钟社”发起人，此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而胡小石所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要送青年教师到杨晦那里进修学习。以创作白话新诗、戏剧出道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杨晦，在1955年9月中文系新生入学的大会上，说出“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正好相对胡小石“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或可理解为胡小石之言，是对杨晦讲话的回应。中央大学楼光来，毕生没有学术著作，连论文也不写，但政府的外交条约，多次由他最后审定英文文字。他是属于符合“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这一条件的。
楼光来和吴宓同是庚款留学考试英文命题考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1924年，钱基博与楼光来同在清华学校短期任教。1927年8月，钱基博受聘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但他到南京半个月后即辞职，改由汪东出任国文系主任。次年，第四中山大学经短期江苏大学之名后，改名为中央大学。楼光来自清华转回中大任教。1935年4月初，钱锺书到南京参加第三届中英庚款（中英文教基金会董事会）留学考试，考试前，他拜访了父亲的几位朋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教授楼光来（石庵）、郭斌龢（洽周）、范存忠（雪桥）等。而楼光来正是本年的中英庚款考试英文命题教授，钱锺书英文考试得了历年最高分87.95。随后，钱锺书就这次拜访，专门写有诗作《连日随石庵洽周雪桥诸先生谭讌甚乐洽公谓予今知鬷蔑之心矣幸甚至哉新都小住此为最快》，刊于5月《国风》第6卷第9、10号。但事后，钱锺书为避嫌，未将此诗收入诗集《槐聚诗存》。考试前拜访命题教授，瓜田李下，自然是说不清的大忌。钱锺书高调地将此事写进诗中，又刊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办的刊物上，自然是一种特殊的答谢方式。钱锺书人中骄子，其中文、英文皆有他人所不及的实力。这里没有以道德考评其考前行为之意，只是客观陈述事实。考取英国留学的学生中，学习英国文学的很少，第一届中，学习英国文学的是李祁；第二届中，是俞大絪；第三届中，是钱锺书。
新一轮待遇问题
自1940年5月11日-13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确定了大学教师薪额标准，至1947年8月，教授基本薪水标准没有变，最高月薪一直是600元。只是因物价上涨，另外给教授有一份不同的临时性补贴。就部聘教授实际收入来说，基本收入就是1942年规定的每月600元，自1947年7月始，将原来加发的学术研究费补助400元，增加为1000元。第二批部聘教授公示上岗后的1944年9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月薪800元，属于特任薪俸，次长朱经农月薪680元，常务次长赖琏月薪是680元。此前8月离任的政务次长顾毓琇、常务次长余井塘2月、4月、5月、6月、7月的月薪都是680元。这是简任一级薪俸。总务司司长蒋志澄、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国民教育司司长顾树森月薪均为630元。资历浅或新任司长的月薪要低一些。1945年9月，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伍俶、中文部主任胡小石、外语学系主任柳无忌、外语部主任范存忠、哲学系主任李翊灼、哲学部主任方东美、历史系主任张贵永、教授汪国垣（辟疆）、徐仲年、宗白华、何兆清、沈刚伯、缪凤林的月薪都是600元。是教授中最高等次。原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此时为国立礼乐馆馆长，1945年6月的俸额为680元，简任一级，等同教育部次长或国立大学校长最高薪俸，另有5000元特别公费数额。礼制组主任卢前俸额为560元，为教授第二级，另有3000元特别公费数额。1946年1月至3月，中央大学教授每月可领取政府学术研究补助费2000法币；副教授1500法币；讲师1000法币。4月至6月研究补助费教授每月25000法币；副教授20000法币，讲师15000法币。7月至12月研究补助费教授每月50000法币；副教授每月40000法币；讲师每月30000法币。此时法币的购买力每天都会有变化，年初大致是600元买一块肥皂，到了夏季半块肥皂也买不到。但1947年的物价已经上涨很多，教育部只能在研究经费上随之浮动。这一年下半年教育部给部聘教教授发的薪水为7月份600元，8月份开始为620元，研究经费每月1000元。下半年7至12月，6个月每位部聘教授从教育部获得9700元。1948年7月，部聘教授每月最高薪水为660元，其他非部聘资深教授也可以得到这数额的月薪。如中央大学文学院伍俶、汪国垣、徐颂年（仲年）、范存忠、张贵永、徐光、缪凤林、李翊灼、宗白华、方东美、何兆清、龙志泽的月薪都有660元。
浙江大学此时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文学院长梅光迪没能入选部聘教授，尽管他拿的是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但他在1945年3月20的日记中写道：“遵义物价高于重庆，而待遇反低，未免吃亏。”他在当天日记中，记录了他当时的每月所得：薪水600元，校中加成410元（加成360元，加薪50元）白菜 每斤$20至50 百元以上（阴历年底至三四百元）
上述梅光迪日记中显示，此时，重庆白米每斤100元，遵义白米每斤120元。梅光迪每月所得米贴可买100斤白米。四日后，他日记中所记，一老斗约（15斤）的上等米已经上涨到三千六七百元，即每斤上等米价位在240元以上。教授薪水虽然每月都可能以特殊补贴的方式略有些涨幅，但抵不住物价猛涨。梅光迪生命最后一年留下有十个月的日记，其中，感叹最多的是物价上涨。1945年7月20日日记显示，遵义物价较去年此时高出六七至十倍以上。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16日领得月薪为46000余元法币。而他前一天在华侨店购买五磅一瓶的美军所用奶粉，就花去28000元。1945年8月18日，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学校秘书长郑天挺在日记中记录有当月昆明物价：付羊肉一斤六〇〇元，鸡蛋十个一四〇〇元，西红柿一斤三〇〇元，烧饼三个三〇〇元。物价高涨，生活艰难，不是梅光迪一个人的问题。此时大学教授，大都面临这样的困境。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多封信中，许多处都是在叫穷，说钱不够用，请傅斯年帮他找钱。在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时，谈教授的尊严，有些难堪。据《竺可桢日记》所示，梅光迪在去世前，要求学校在他死后，补发给他一年应得的教授休假年薪，也真是贫穷之下的无奈之举。他这主要考虑到自己死后子女的生活没有着落。这事，让竺可桢校长十分作难，感叹人死了，怎么还能要再拿一年休假的年薪？但念及同学、老友的实际困难，竺可桢还是给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写信，请求酌情解决梅光迪去世后子女面临的实际生活困难。还都南京后，1947年10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月薪是800元，和抗战期间陈立夫1944年9月的月薪800元一样。政务次长杭立武（原政务次长顾毓琇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杭立武改任次职）、常务次长田培林（由河南大学校长改任此职）都是680元，和1944年9月朱经农、赖琏两位次长月薪一样。司长贺师俊是630元，和1944年9月吴俊升月薪同。不同的是物价飞涨，他们都得靠生活补助费生活。而领到的这笔钱，是每月都在不停贬值的、以万计数的法币。
中央大学部聘教授胡小石、楼光来、胡焕庸、高济宇、戴修瓒、吴有训、孙本文、梁希、秉志、蔡翘、常道直1947年7月份每人从中央大学还能领到“学术研究补助费”法币250000元，这是每一位中央大学教授都有的同样数目，比教育部次长的办公费略高。而此时的大米价格为每市斤法币2300元，并且每天都在上涨。中央大学教授这份“学术研究补助费”大约相当于109斤大米。当时，教授夫人多没有工作，一个教授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人，如果孩子较多，生活相对更加艰难。1947年8月开学，教育部实行新的教授薪水制度。教授最高薪水统一上涨20元，最高薪水由1940年5月制定的600元，上涨为620元。这坚持到年底。1948年教授十四级级别薪水分别为660元、640元、620元、600元、580元、560元、540元、520元、500元、480元、460元、440元、420元、400元。副教授最高薪水为420元。这个教授薪水标准一直坚持到南京国民政府垮台。以中央大学文学院为例。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伍俶、胡光炜、汪国垣、柳无忌、范存忠、楼光来、徐颂年（仲年）、李翊灼、宗之櫆（白华）、方东美、何兆清、张贵永、沈刚伯、缪凤林有600元薪俸。1948年，中央大学文学院有九位教授的最高薪水为660元。能够获得这份薪水的是范存忠、胡光炜、伍俶、汪国垣、楼光来、徐颂年、缪凤林、宗之櫆、何兆清。这个数据与前面所引述的名单不同，是出自两份档案，但最高薪水数目一致。在1948年7月，每位教授可以领到2000000法币的补助金额。这份补助金在当年7月1日的上海，只能买到限价的政府储备米30市斤（两斗米，每斗15市斤，每斤16两）。而7月4日后，这份补助金只能买到12.5市斤米。前线的军事实力与后方的金融经济同时在崩溃。
续聘及高校分布
部聘教授，五年一个聘期，1947年7月第一届部聘教授聘任到期。1947年7月24日下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的讨论事项中，有“请讨论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等三十员应否续聘五年案”。上会具体提案为《请讨论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等二十九员应否续聘五年案》：（案由）查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黎锦熙、吴宓、陈寅恪、萧一山、汤用彤、孟宪承、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王琎、秉志、张景钺、艾伟、胡焕庸、李四光、周鲠生、胡元义、杨端六、孙本文、吴耕民、梁希、茅以升、庄前鼎、余谦六、何杰、洪式闾、蔡翘等廿九员，任期系自三十一年八月至三十六年七月。本月底即届任满之期，复查设置部聘教授办法第五条规定：“部聘教授任期五年，期满后经教育部提出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续聘者得续聘之。”该教授等服务成绩尚优良，拟一律续聘五年，自三十六年八月至四十一年七月，是否有当敬请
7月25日，《申报》刊出《学术审议会昨常会通过 部聘教授杨树达等廿九人续聘五年》：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黎锦熙、吴宓、陈寅恪、萧一山、汤用彤、孟宪承、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王琎、秉志、张景钺、艾伟、胡焕庸、李四光、周鲠生、胡元义、杨端六、孙本文、吴耕民、梁希、茅以升、庄前鼎、余谦六、何杰、洪式闾、蔡翘等廿九人，续聘五年。这份29人名单，就是1942年8月公示的27人，加上当时在上海沦陷区的秉志、孟宪承。后来，因为1949年天地翻覆，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续聘五年”政策，在新政府自然消亡。第二批部聘教授五年任期还不到，南京国民政府就迁往广州，继之迁台。除始终没有受聘的胡敦复外，1947年共44位部聘教授的任职单位是：国立中央大学 胡小石、楼光来、柳翼谋、胡焕庸、高济宇、 戴修瓒、吴有训、孙本文、梁 希、秉 志、蔡 翘、常道直国立浙江大学 苏步青、胡刚复、王 琎、吴耕民、孟宪承中央大学当选部聘教授最多（12人），占总数四分之一还多，这与其1928年以后，借助所在南京首都地利优势，迅速壮大有关。抗战期间，又西迁陪读重庆，再得地缘优势。但中央大学的弱势在比较中也很明显。这么多部聘教授，六次教育部评奖却无一人获得一等奖；首届院士选举只有4人当选，不及北京大学（10人）、清华大学（9人）一半。艾伟在中央大学任教多年，曾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47年第一学期调到北平师范学院；何杰原在重庆大学任教，此时为广西大学教务长兼矿冶系系主任。胡元义原在同济大学任教，此时为暨南大学教授。先后两批45位部聘教授，受聘44位，在1948年有杨树达、陈寅恪、汤用彤、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秉志、张景钺、李四光、周鲠生、茅以升、蔡翘、柳翼谋、冯友兰、胡刚复、萧公权17人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院士与部聘教授不同，部聘教授是“优以名位，以示尊崇”；院士是“不拿钱”的“名誉职”，也就是中央研究院秘书长翁文灏在院士大会上所说：“院士这个地位很清高，我们院士是名誉职，不但不拿钱，而且院士之产生非常慎重。”1949年历史大变局时，艾伟、萧一山离开大陆，去了台湾；萧公权去了美国。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41位部聘教授，受政治气候影响，都不敢以旧政权“部聘教授”为荣，甚至不愿提及。曾有“部聘教授”的学校也讳莫如深。直到1990年代“校庆热”、“校史热”后，在各高校争相将自己校史往前追溯的同时，曾经有过“部聘教授”的学校才敢以此炫耀。这以曾经受两顶“伪中央大学”大帽子遮压多年的南京大学为甚。压抑时间长了，反弹就更大。（本文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经作者及刊物授权，删除注释及部分内容，文字有部分改动）
沈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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