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作家西格斯 寥寥数言，流露出一种自豪感。事实上，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这是一件重要事件，因为他口中的两位德国友人并非无名之辈。 高长虹到德国后继续以中文写作，以文会友。他不谙德文，但懂英文，涉足过文学翻译，与德国作家或学者交流不会有太多困难。他首先结交的是读过汉语的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这是一位著名的女小说家，出生在犹太人家庭，年纪与高长虹相仿。20岁在海德堡大学求学时，曾经攻读汉语，一口气选修了语音、写作及阅读练习等11门课程。经过一年的认真学习，她明白对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汉语是一种困难的象形文字，不是一两年就能掌握，于是没有继续下去，但是她对中国历史、艺术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大学毕业，她以伦勃朗作品研究为题取得艺术史学位。1925年结婚后，开始文学写作。不过三年，一书成名，以小说《圣芭芭拉渔民的起义》（Aufstand der Fischer von St. Barbara）赢得著名的克莱斯特文学奖，这一年她才28岁。这位女作家思想激进，政治左倾，是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西方列强为了自身利益，导致自称维护国际秩序的国际联盟无所作为，日本肆无忌惮侵略中国，滥轰滥炸，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经过国际传媒的报道，引起西方民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西格斯因为曾习中文，因此产生了创作中国题材小说的念头，她对中国文化的知识和热爱让她毫无困难结识了一些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取得第一手资料。1932年和1933年可以说是她的中国年，接连发表了以中国人为主角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杨树浦的五一节》（1 Mai Yanschuhpou），对话录《来自我的工作作坊的小报告》（Kleiner Bericht aus meiner Werkstatt），短篇小说《马表》（Die Stoppuhr）、《重山》（Der Last-Berg）和《驾驶执照》（Der Führerschein），另外一本描写来自五个国家的革命者的长篇小说《伙伴》（Die Gefährten），其中两个人物是中国的廖氏兄弟。尽管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国会纵火案前是合法的政党，但周围的法西斯恐怖气氛让人感到高度风险，西格斯很小心处理与中国人的交往，不留下太多痕迹，尤其姓名身份，即使写到纸上，往往含糊不清，因此直到今天，研究者从她的作品和手稿中，只发现胡兰畦（1901—1994）一个人，西格斯儿子在回忆录《大河彼岸》（Au-delà du fleuve, avec Anna Seghers）提到她曾住在家里的往事。现在，研究者或者应该留意一下高长虹了。
德国女作家西格斯与聂鲁达参加巴黎反法西斯作家大会（1937年，原载巴黎《Ce Soir》）
高长虹和西格斯并非泛泛之交，相互间有过深入的互动接触，他在1940年6月的《书和前进》中有过生动的记录： 以中国的内容从事写作，在世界文坛上获有名誉的两个外国女作家，是斯迈得莱和布克。就两人著作的流行量来说，斯迈得莱是赶不上布克的。这不一定是说读者的多少，因为劳苦大众中的读者从图书馆借阅的人也很不少。德国的女作家安那塞格尔［安娜·西格斯］在一次谈话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我说：“为什么呢?”我当时觉得这是不大成问题的，特别是在塞克海尔［西格斯］。 不过，我也照例地答复她说：“把中国写得仿佛太好的书，外国人不喜欢看，这是第一。第二，有前进思想的人在现在还不是多数。还有第三个理由，布克的书是用小说体写的。”前两个理由，是她完全同意的。后一个理由，她初听得好像生疏一点，但也立刻同意了。当然，这些还只是说了道理的一面。像塞克海尔［西格斯］自己的小说，写得很生动，多独创手法，富诗意，读者却不很普遍。流行最广的书，有时候是最坏的书，这就在欧洲也是常见的事。书的好坏和读者的多少，能够成正比例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可是，就在苏联，截至目前为止，发生例外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 文内三位女作家名字，斯迈得莱今译史沫特莱，布克是赛珍珠原名，塞格尔或塞克海尔同是西格斯。同一篇文章出现两个不同译名，可见此文发表得相当仓促。 他的第二位“德友Witvogel”是著名汉学家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1933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他和西格斯是同道中人，比她更早参加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会员。他热心政治活动，支持中国革命，中国留学生对他很熟悉。1925年1月21日，法国《人道报》有一则报道，柏林共产党学生联合会举行集会，抗议发生在中国、摩洛哥和保加利亚的武力恐怖行为。集会地点在柏林体育馆，警方在门口贴上通告：“外国人禁止入场”。众多学生不顾禁令参加，魏复古是两位演讲者之一，散会时被警察逮捕，《人道报》说，同时“被捕的学生大约40名，大部分是中国人”。
日内瓦《东西文化》（1935—1936） 高长虹去瑞士只是权宜之计，前路不明，但他不改作家本色，一踏足瑞士，就在日内瓦和瞿里希（苏黎世）两地，写下三首感怀诗《日内瓦》《文西》和《来梦湖》，无论用字、韵律和意境，都富有创意。然后，他去德国钻图书馆： 前年的夏天，我在Frankfort中国学院看到Senica上有一篇文字讲。大意说，中国还没有新哲学原因是，中国人还没有消化了欧洲的学术上的滋养料。 这是他的文章《实验的国防科学》的几句话，1937年1月2日成文于巴黎，“前年”就是1935年。他去的地方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那里是法兰克福学派左倾哲学家的大本营。1924年该校设立汉学教授席位，聘请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德国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担任。传教士出身的卫礼贤是著名的汉学家，他翻译的《易经》被誉为最佳西方语言译本之一。他上任之后，在1925年创立“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中文官式称呼是“中国学社”，旨在促进中德文化交流。 高长虹读到的出版物Senica应为Sinica（拉丁文“中国的”），全名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研究所在1928年由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创建，同年开始出版集刊，从南京到台北，坚持数十载，直到如今，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相当名气。 高长虹从德国回到瑞士后，开始研究和写作中国文化的特点： 同年［1935年］夏秋旅行瑞士德国间，草《行动，科学与艺术》一书，分上下两部。上部论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下部为国防政策。后译入德文，西友见者，不无重视。惟因种种缘故，除一二篇英德译文零星发表外，全书终未公布。（高长虹《政治的新生·序》）
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馆长室（1937年，瑞士私人收藏） 瑞士是一个出名严格执法的国家，高长虹选择作为栖居地因为可去地方不多，剔除德国、荷兰和法国，只剩下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三国。比利时太近似法国，意大利语言不通，瑞士却可使用德法英语。国联选择在日内瓦设立总部后，这个城市在1930年代成为世界外交中心。1933年7月，由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倡议，中国政府在文化界人士支持下，在日内瓦开设了一间大型的中文图书馆，宣扬中国文化。1934年8月开始出版学术月刊《东西文化》（Orient et Occident），高长虹在1935年4月首次在该刊发表作品。这时他应该仍在法国，无论直接投稿，或是译者代庖，这家图书馆的存在和杂志的出版无疑影响了他对目的地的选择。在高长虹的海外日子里，无论在日本或欧洲，图书馆都占有特殊位置，除了写作，图书馆几乎就是他的全部生活。沈静在1941年11月的《记长虹》里写过：“回国以后，他告诉我，仅仅说大部分时间费在图书馆里。”
《东西文化》五次刊登高长虹和阎宗临的文章（1935—1936年，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收藏） 图书馆的全称叫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 Genève），主馆设在日内瓦，收藏和提供古今中文书籍，李石曾带头捐赠了一批中国古书。分馆位于中国上海，以介绍西方出版物为主。日内瓦主馆由留学德国的胡天石（1901—198？）主理，馆务表现活跃。除了提供中文图书阅读，还开设中文语言班，举办中国文化艺术展览和讲座，出版杂志和书籍。由于藏书不断增加，曾经两迁馆址以扩大面积。1937年日本侵华，上海分馆关闭，日内瓦馆继续运作，直至1948年结束。1950年，李石曾把藏书转移至南美乌拉圭国家图书馆，1991年由该国交还台湾中央图书馆。胡天石本人在1949年返回中国，在北京外语学院教授德语，1980年代中期去世。 该馆出版的杂志有两种，《东西文化》是文字刊物，面向西方读者，因此以外语出版，保留作者使用的不同语言，英、德、法三种文字混印。作者群源自中外学者和官员，以及中外大学的博士生，文章中不乏学位论文。杂志出版两年后停办，共得24期，因为馆方要集中力量，发展晚一年创刊的《中国画报》（La Chine illustrée）。这是一本以图片为主体的刊物，读者群比文字刊物更广泛，更有利传播中国文化。 高长虹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35年4月《东西文化》第1卷第9期上，这是一首诗歌的法译，诗题《给巴黎的中国学生》（Pour les étudiants chinois à Paris），回国后入集《政治的新生》，另立题《中国》。法译根据中文原诗翻译，两者相比，基本直译，质量相当好，忠实于原诗而且达意，偶有翻译中常见的小调整，另外诗中有两段的位置互换，但不影响全诗意思。现把中文原诗和根据法文版还原的中译如下列出： 中国 正义和牺牲，你们把着臂，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巡行了去吧！到小旅馆的小房间里，使有血的血热，使热的血沸腾，你们巡行了去吧！你们使沉默者言而言者行置旁观者于中路巡行了去吧！到饭馆和咖啡店里，散布不安到舒服的胃：这必须争一口气！你们巡行了去吧！别讨厌谨饬之士，怯懦是勇敢的未成阶段，是要苦行的时候，你们巡行了去吧！看！艺术家还在顾影自怜，给琴曲以奔腾的旋律，涂画布以肉搏的幻象，你们巡行了去吧！课堂上掀起爱国的篇页，睡眠中吹送捐躯的梦，变散步为进军的步伐，你们巡行了去吧！今天，明天到后天，你们将普受赞美，你正义和牺牲，巡行了去吧！到敌人绝迹的时候，到独立完成的时候.我们将要巡行着歌颂你，正义和牺牲的名字。 一九三五年，作于巴黎给巴黎的中国学生 正义和牺牲，你们可知中国人住处？你们把着手，巡行了去吧！走进小旅馆的陋室，把温血的人变得热烫,把热血的人变得沸腾,你们巡行了去吧！把犹豫者带上路中央，让沉默者开腔，让多言者行动，以羞耻的鞭子抽打正直的人，你们巡行了去吧！到饭馆去，到咖啡店去，让所有肠胃塞满不安，思想需要新鲜的空气！你们巡行了去吧！让冷漠谨饬的书生愈来愈害怕发抖,怯懦与勇敢不过一槛之隔,你们巡行了去吧！让课堂谈论中国的解放,让睡眠吹送捐躯的梦,让漫步变成进军的步伐,你们巡行了去吧！顾影自赏的艺术家何在？让他们把轻歌变成激荡的节奏,让他们把悸动的血肉涂满画布,你们巡行了去吧！今天，明天和后天，你们到处受到称颂，正义和牺牲，你们巡行了去吧！当敌人消声灭迹,当独立自主实现,我们其他人去巡行,歌颂你们的光荣：正义和牺牲！ 长虹 这是一首宣传救亡运动的诗歌，显然写于为旅法救国会工作期间，成诗日期不会晚于1935年2月。法译发表时，杂志的目录没有作者的名字，只有内文署名Tchan Houng。该年12月的总目录则署作者全名 Gao Tchan Houn，可见编辑是中国人，认识高长虹，知道他的姓氏。 这年秋天10月，《东西文化》第2卷第3期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行动与诗》（Activity and poetry），这是一篇英文文章，署名Changhung。无论标题或内容，都很像他同年完成的《行动，科学与艺术》的一个章节。如果属实，让人窥见此书不是长篇的理论研究，而是一本随笔文集。高长虹的文章强调从远古到当代，中国诗人一直积极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行动。“行动”是他从日本时期就开始探究的题目，1938年回国后，仍念念不忘。除了在文章中不时讨论行动与文化的关系，例如1939年9月在汉口作《中国文化的行动成分——从战时文化的发展到国防文化的建立》，又在1940年4月试图发起组织行动学社。他先写了一篇文章《行动学社缘起》，接着在6月间发表了《行动学》的第一章开头断片，但最终没有下文。 他的第三篇作品《中国绘画与行动》（Chinesische Malerei und Tat），刊登在1936年2月《东西文化》第2卷第7期。单看标题，就知道这是《行动与诗》的姐妹篇，论述范畴从诗歌移至国画。发表文字使用德文，署名高长空（Gao Chang-Kung）。校对不严是《东西文化》的弱点，Kung与Hung只相差一个字母，但是目录及内文使用同一拼写，无法确定是否误排，因为有另一个可能，这是德文译者自创的拼写。 高长虹在这本杂志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使用法语、英语和德语，证实了他本人和朱梅所说的话，在朋友帮助下，他的作品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这是任何旅欧中国作家或留学生都没有过的经历，经济条件不好不仅没有妨碍他的文学创作，也没有影响他与西方文学界的活跃交往。高长虹在瑞士的居留日期大约在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整整一年时间，这令人想起他在弗里堡的好朋友阎宗临。这个城市离日内瓦不远，140公里左右，有铁路相连，见面很方便。梁佩云女士跟随阎宗临在1934年返回瑞士读书，高长虹外甥言行二十世纪末访问她时，没有提及这个时期两人曾否见面。然而，阎守诚的《阎宗临传》有一段话与日内瓦图书馆有关： ［1934年］父亲回到弗里堡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主要是给学生讲中国近代思想史。期间，曾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做过两次学术报告，一次题为《中国文化概观》，另一次题为《老子的哲学》。 虽然没有提供这两次报告会的日期，但是《东西文化》刊登过阎宗临以法文撰写的两篇文章。第一篇《中国现代文学》（La Littérature moderne chinoise），在第2卷第1期和第2期连载，时为1935年8月及9月；第二篇《中国文明概观》（Aperçu général sur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发表在1935年11月的第2卷第4期。 两文中，《中国文明概观》与阎守诚所记载的报告会讲题之一《中国文化概观》一致，因此这两篇文章应当是两次报告会的讲稿。由此推算，阎宗临到日内瓦演讲的日期，与高长虹的居留时期交错，除非他刚好去了德国法兰克福，否则两人必定会见面。事实上，他们的交情十分深厚，在阎宗临第一篇文章《中国现代文学》里就能找到例子。文章的第四节列出新文学运动四位代表诗人，前三人是徐志摩、郭沫若和冰心，第四人就是高长虹： 长虹（Chang Hon）。他在1926年领导过一场诗歌运动。从各方面看，运动没有成功，因为读者看不懂不常用的词语。长虹的诗歌晦涩神秘。每个句子隐藏着一个特别意义，经常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这些黑色笔划下面有何奥秘。他抱怨读者缺乏深度，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诗歌虽然不通俗，但他的一些作品，例如《献给自然的女儿》和《给……》，却是最出色的作品。 阎宗临把高长虹列为中国四大诗人之一，不能不教人猜疑与私人交情有关，但是他持论公允，不偏不倚，十分学院式，不能说徇私作弊。
《欧洲》月刊发表的高长虹两篇文章（1937—1938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就在1938年3月高长虹离开欧洲的同时，罗曼·罗兰创办的《欧洲》月刊在第183期“艺术评论”栏目下，发表了他的文章《中国绘画中的象征主义》（Le symbolisme dans la peinture chinoise）。这是一篇法文稿，署名Changhung。作者引经据典，介绍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从唐代李思训，直到清朝诸家，然后分析山水画五大类别的象征功能：土壤、休闲、失意、阳刚和有生命的自然。 1939年2月，他回国已一年，又有一篇文章《中国新文化》（La nouvelle culture chinoise）刊登在《欧洲》第194期上，放在“中国来信”（Lettre de Chine）栏目下。文章在法国写成，返国前交给翻译者，中文原题是《中国新文化的个性》，在1937年1月写成的《实验的国防科学》，高长虹曾经提及：“为什么中国不需要新哲学，也不能有新哲学产生，我在《中国新文化的个性》一文中已约略讲过了。”在法译里不难找出这句话的来源段落，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中国新文化运动会产生新哲学吗？肯定不会。这不是一个搀杂或同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中国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已经逐步抛弃哲学。 在给罗曼·罗兰最后一封信中，高长虹询问过《欧洲》杂志的地址，可能希望得到大师推荐。因为他知道，在这本一流刊物发表文章是很多人的追求，因此选稿门槛很高，基本上只采用名家来稿或特约稿件，很少新人能通过投稿发表。在中国留学生中，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和另外两篇文章由罗曼·罗兰亲自护驾，盛成唯一的一篇也是通过同样的路径，梁宗岱两首诗由作家朋友普雷沃直接带到杂志社，他当时是杂志编辑。无论自行投稿或第三者推荐，首要条件是文章的水平。谢冰莹的《从军日记》也由罗曼·罗兰推荐过，但最后还是被编辑部放弃。 高长虹显然没有这几位留学生的运气，但他的写作才能不低于他们。他的第二篇文章署名Tchang-Hung，与前一篇所署的Changhung不同，可见法译者不是同一人。当年中文在西方并不流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名字有如天书，敬隐渔《阿Q正传》第一部分刊登时，鲁迅译名Lou-Siun在目录印成Lou-Tun。如果寄稿人不作说明，编辑部接到Tchang-Hung的稿件，很难猜出就是一年前的Changhung，他们只是凭作品本身作取舍。两篇文章连续发表显示出高长虹长年埋首图书馆，不仅研究有成，而且掌握了向西方人解释中国文化的技巧，写出的文章达到法国大刊的要求。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发表渠道是自行投稿，由本人寄出或者译者代劳，没有依靠第三者推荐。高长虹在欧洲艰苦地生活，在多个国家游荡，漫长的六年多时间，居无定所，但是他心中的文学探索火焰始终热烈燃烧。路不空行，时不空过，虽然这个时期的作品还未完全发掘出来，所知数量不及国内时期，但已十分丰富，而且刊登在主流杂志上。他重视向西方读者宣扬中国文化，面对语言屏障，仍千方百计把作品变成各国文字，并且坦然承认，不像某些人那样遮遮掩掩。这种进取精神和开阔的胸怀，让他在欧洲留下的文学印痕，不会轻易被时光抹掉。（本文刊《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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