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某些”新意识形态：

反加税；反移民；反同性婚姻；取消欧盟...

《冷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扣人心弦的年度非虚构作品，让我们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世界在毁灭边缘时的情形。这是你看过所有间谍恐怖小说的真相：为什么美国和苏联陷入高度僵持；我们曾经离核灾难有多近；当时的领导者们，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里根到戈尔巴乔夫，心里都做何打算；情报人员如何密谋，以及东德度假者如何推动了柏林墙的倒塌。

这是一个关于危机、借口、暴君和权力争斗——以及普通人改变历史进程的故事。

作者John Lewis Gaddis，耶鲁大学Robert A. Lovett历史教授。他最近的着作是“我们现在知道：重新思考冷战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一）

新的冷战历史

作者：John Lewis Gaddis

“在狗的外面，一本书是男人最好的朋友。在狗的内部，它太黑暗无法阅读”。

——格劳乔·马克思

我喜欢这个另一位马克思的引用，因为它表明我们对冷战的看法有限，直到最近，实际上已经存在。与大多数历史的写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历史学家在他们试图描述的事件之内而不是之后工作。

我们无法知道最终结果，我们可以确定只有一些 （但绝不是所有）主要参与者的动机。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我们处于那些困惑的位置，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以及它将如何发展。

我们现在知道了，至少，我们比以前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我们永远不会有完整的故事：无论过去多久，我们都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历史学家不能再重建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地图可以复制真正存在的东西。但我们可以代表过去，就像制图师近似地形一样。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至少部分开放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文件，我们的陈述与他们所描述的现实之间的契合度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接近。

那么这一切又是什么呢？什么是新的冷战历史 - 即冷战结束后写的冷战历史 - 关于什么？

首先，现在很清楚，与冷战开始时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所预期的相反，民主政府的整体表现比专制政府更为现实。通过现实主义，我的意思是能够将一个人的行为与一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冷战结束的事实 -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民主 - 强烈地表明，威权主义比有效政策更经常引起幻想。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幻想中的一些是什么。例如，斯大林相信他即将到来的日子，资本主义国家永远不会联合起来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为什么？因为列宁曾教导苏联人，“资本家过于贪婪而无法彼此合作”：这个想法让苏联领导人没有能力应对诸如马歇尔计划，北约以及德国和日本重新融入美国经营体制等联盟倡议。毛泽东也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将苏联视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盟友;那种观点，后来，他不得不及时地重新思考——指推动中国后来与美国的建交和关系改善。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62年在古巴投放导弹，冒着他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危险命运，荒谬地希望这能够以某种方式确保卡斯特罗在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蔓延。

这些错误的共同之处在于浪漫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一个人的头脑中有一个特定的想法，就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样，在威权体系中，没有人能够告诉最高领导者他的结论毫无意义。

民主政党的领袖往往不聪明。但民主制度至少提供了一些方法，可以在它们出现时挑战顶层的幻想，并最终消除那些坚持持有它们的领导者。那么，苏联，它的东欧卫星国作为绝对君主制运作多年，并不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它具有这种制度所带来的不切实际幻想的所有可能性。

其次，冷战历史学家比以往更加重视（甚至夸大了）思想（意识形态）在塑造冲突方面的作用。我们传统上把冷战视为大国的冲突的延续。

在18,19和20世纪初期间，国际关系具有特征的竞争。我们根据物质指数计算了能量，最大程度地强调了双方存在的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和苏联都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国家，但（以往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没有充分关注这些意识形态的比较内容，或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相应国家中人们的支持。

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尽管其军事实力仍未受损，但冷战超级大国之一 - 苏联 - 突然彻底崩溃。这强烈地表明，多年来研究过冷战的我们，忽视了权力的非军事成分，特别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观念，它反过来决定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组织他们的权力，政治，经济，以及最终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以及超越国界的人的呼吁。 正如1989  -  1991年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那些想法已经失去了合法性。

因此，冷战历史也是苏联及其盟友多年来如何设法挥霍其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故事，而西方民主国家则保留甚至扩大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最后，人们的想法比国家所能做的要多得多 - 这与我们之前认知的冷战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回想起来，这种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很明显了。资本主义复苏了，指挥经济的记录没有显示出与之匹配的迹象。随着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中苏分裂的爆发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的羞辱，马克思列宁主义遭受了毁灭性的挫折。当时德国和日本已经成功地重新融入了西方国防集团，西方在核武器方面遥遥领先。那么，为什么冷战结束呢？

这里还有第三个关于冷战历史的新见解：核武器稳定但可能也延长了这场冲突。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这些武器阻止了那种导致从冷战危机到热战的那种升级。冷战充满了危机，却没有一个升级为全面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核武器是有益的。

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可能已经将冷战扩展到了原本可能已经结束的程度。核武器如此可怕 - 世界显然已经非常接近于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使用它们 - 这种趋势发展到几乎完全以核能力衡量世界能力，并忽视其他方面的力量。似乎在评估一些伟大野兽的健康状况时，只能看到它的外部武器，不打算用它的大脑，心脏和肝脏的功能。这样的动物在外观上会保持强大，直到它突然翻倒并死亡的那一天。

那么，核武器的作用是掩盖了机体的老化，即强大武装但内部恶化状态的状况。随着机体的突然死亡，冷战突然结束了。

这引出了一个最终的，虽然有争议的观点：我们真的可以将冷战与苏联本身分开吗？这样的国家能否在其他任何环境中发挥作用？值得回顾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就是对当时国际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的冷战宣言。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否认最终在各地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之前，没有苏联领导人，无论这种前景如何遥远。因此，苏联是一个为冷战而独特配置的国家 - 现在冲突已经结束，现在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苏联本身已经从现场。

冷战历史正在成为最后的正常历史。我们终于设法绕到了Groucho的外面了，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容易得多。鉴于我们有争议的性格，历史学家仍然不会一致同意现在、或者未来几十年，关于精确细节和冷战的含义。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观点令人振奋。

（二）

冷战：美国与苏联的全面斗争

冷战（英语：Cold War，俄语：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是指1947年至1991年之间，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1991年华约解散，之后苏联解体，说明了苏联模式的失败，标志着冷战结束，同时也标志两极格局结束，前后共44年。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变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超多强”。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两国及其盟国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不动武力”，因此称之为“冷战”。

00001. 冷战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是世界长期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两大军事集团实力相当，谁都不敢轻易动用武力来结束对方与其的世界霸权争夺。两国都储存了大量核弹头，彼此相互保证毁灭。冷战结束后再加上经历了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

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铁幕演说

二战后，为了遏制苏联，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美国推行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根支柱，它们是在1947、1948、1949三年内相继出台的。这意味着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三管齐下，对苏联实行政治上的孤立打击、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其中“杜鲁门主义”是“冷战”政策的核心部分，出笼的由头是代替英国挽救希、土危机，镇压两国的共产党。由此推而广之，只要哪个地方有进步运动，美国就宣布这个地方有“共产主义威胁”，就立即提供经济、军事援助，乃至出兵干涉。

“杜鲁门主义”由此便成了对世界的干涉主义。“马歇尔计划”表面上是一项纯经济援助计划，但实际上同样是为了压制共产主义的发展，进而从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控制西欧的主导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完全由美国领导和控制的纯军事组织，美国将西欧防务掌握在自己手里，牢牢地确立了美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 

反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以及斯大林的偏执狂”是冷战产生的根源；较公正的观点则认为：对于冷战的产生，美、苏都应承担责任。其实美国和苏联都想“领导世界”。美国要独霸世界，而苏联决不准许美国任意主宰世界。美国要使东欧变成所谓的自由世界，而苏联决不容许美国插足苏联的势力范围。

美国要关心和扩展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苏联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利益。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包括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苏联要在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包括推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美、苏都认为在刚刚经历二战后必须避免双方直接交战，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略目标，战略构想，战略利益的冲突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必然导致昔日盟友反目成仇。于是，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冷战的根本起因。而杜鲁门政府在战略态势上采取攻势，制定和推行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则是冷战的直接起因。 

 丘吉尔铁幕演说

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铁幕演说”被认为是冷战的开始的标准。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其中明确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随后的9月里，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又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报告，报告主张美国应准备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努力缔造其想象中的世界，并联合一切反苏力量。这些国家均可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这些关于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被美国决策层采纳，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理论依据。之后，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宣称：今日世界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对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自由制度，另一种是以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极权政体，而美国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国家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他强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这篇咨文的发表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这是美国第一个具有全球战略性质的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 

苏联回击

针对美国的政策，斯大林采取了相应对策。其基本指导思想：巩固雅尔塔体制成果，加固东欧阵地；在理论上明确“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市场”概念；立足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的到来。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确立了他的积极防御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国家防御能力。优先和高速发展重工业，突出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加强国防力量。整顿和改组军队，全面提高武装力量素质。

苏联在战后组织大规模复原，更新武器装备，改组作战指挥系统，使整个军队装备和素质大大提高。实施战略纵深防御，在苏联国土周围建立“安全防御带”。二战后苏联不仅在东欧地区建立“安全带”，并在远东也得到了一些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苏奉行“一边倒”政策，更加强了它东部的纵深防御，为了恢复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监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制订了与马歇尔计划相似的莫洛托夫计划来援助东欧经济。

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苏关系仍处在冷战的发展时期，但是双方的政策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美苏争霸的特点是双方既有缓和又有争夺，优势在美国。由于美苏力量对比的消长，赫鲁晓夫谋求苏美合作，与美国平起平坐，开始以缓和姿态处理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 

德国分裂

1948年2—6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举行会议，决定建立西德政府。不久，美、英、法占领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所谓“B”记马克，在西占区流通。这是正式分治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步骤。苏联随即全面封锁西占区与柏林西管区之间的水陆交通，并宣布在东占区和大柏林区发行新货币，由此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柏林危机。美国为此一方面架起空中桥梁为西柏林空运物资；另一方面对苏联进行威慑加紧控制德国，于1949年4月成立北约。危机持续近1年，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双方取消了一切封锁，这一危机使大柏林分为为东西柏林（各有自己的行政系统）。 

德国分裂

柏林危机结束后，美国加快了分裂德国的步伐。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8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同时，苏占区也积极筹建东德国家。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至此，德国正式分为两个国家。不久，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民主德国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东西欧之间的分裂也于此最后完成。德国的分裂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它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页。 

美苏联谋求霸权

美国从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上台后便开始调整对苏政策：首先，对东欧由原来的“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特别是“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东欧从苏联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其次，艾森豪威尔鉴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失败、苏联插手这个地区填补“真空”，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第三，军事上用“大规模报复战略”取代“军事遏制战略”，奉行“战争边缘”政策，在东亚签订一系列军事条约，并于1954年7月直接投入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较量

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掌权开始，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对美积极防御方针，开始推行同美国争夺霸权的政策。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提出了同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在第三世界进行“和平渗透”的“三和”政策。其目标是缓和冷战开始以来僵硬的美苏关系，希望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同时加紧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美国争夺战略空间。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改变了斯大林时期坚持的对奥和约应在德国问题解决以后才能签订的立场，主动与西方国家合作，于1955年签订对奥和约，结束了四大国对奥地利的占领，解决了二次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邀访苏，举行两国建交谈判。经过几天的艰苦会谈，双方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9年，赫鲁晓夫应邀访美，在马里兰州的总统疗养地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戴维营会谈是苏联推行苏美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美国实际上承认了苏美同是超级大国的事实。 

在肯尼迪时期，美国对苏政策又有了一些新变化：1961年肯尼迪政府提出“和平战略”，力图在实力地位基础上，利用战争与和平两手，把对抗与缓和结合起来，确保美国在争霸中的主动地位；其次，用“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要打四种战争、两个半战争的战略。 

高峰

柏林危机

第二次柏林危机、柏林墙

1961年8月，民主德国人大量涌入西柏林，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间修筑柏林墙。西方对此提出抗议，美国表示要不惜动用武力保卫西柏林。美苏双方出动坦克部队在柏林墙两边对峙，接着两国竞相恢复核试验，持续三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机达到高潮。后因利益未受影响，西方默认了柏林墙。直到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取消缔结对德和约的期限，美苏紧张对峙的局面才得以缓和，第二次柏林危机结束。 

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企图在古巴建立导弹发射场，被美国U－2侦察机发现。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并进行战争威胁，苏联被迫撤走导弹，危机才告平息。

这一事件，表明苏联开始走上同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道路，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仍在美国方面。这一阶段，在与美国争霸的同时，苏联企图控制中国，造成中苏关系的恶化，这是它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又一表现。 

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便愈演愈烈。50年代后期起，美苏争霸的格局逐渐形成。 

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

1949年8月24日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主要是防范华沙条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1955年5月14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8国针对美、英、法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一事，在华沙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同年6月条约生效时正式成立了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总部设在莫斯科。主要是防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缓和

而到了70年代，苏联的力量上升到已足以同美国争霸，一度占有较大优势，美、苏才真正摆开争夺霸权的阵势。整个70年代，苏联处于战略攻势，对美造成很大压力；美国居守势，以稳住战略阵脚，并且守中也有攻。70年代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非常明显，这十年的美苏关系经历了表面上的缓和，尔后便是最紧张和最激烈的对抗。美国在这十年里经过调整战略、甩掉了越南战争的包袱。恰恰相反的是，苏联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靶子，背上了侵略者的罪责，陷进了难以解脱的困境。 

中苏关系恶化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

中国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原留在中国，辅助中国的科学家。

美、苏战略的调整

尼克松主义

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面临国内外的困难局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引起国内不满；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与西欧、日本矛盾加深；第三世界力图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中苏关系恶化。由此可见，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对外战略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出访途中在关岛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美国在亚洲的新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

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把只是针对亚洲的“关岛主义”正式发展为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即“尼克松主义”，宣布要以“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原则作为尼克松主义的“三个支柱”。其内容是：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通过对话和谈判稳住苏联；承认西欧、日本同美国的平等地位，即“伙伴关系”，来获得盟国的支持，牵制苏联，达到战略收缩的目的；同时利用中苏决裂，制约苏联，使美国在外交上有更大的主动权。此外，美国的对苏政策是一个“连环套”，还包括同苏联扩大经济和文化交往，在政治关系方面搞“缓和”，通过建立一个广泛的协议网络来套住苏联。 

70年代的苏联是勃列日涅夫当政，60年代末期他利用美国深陷越战的有利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在这同时，他巩固了“东欧大家庭”，一方面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方面宣布“有限主权论”，加强对东欧的控制。70年代上半期，勃列日涅夫向西欧发动“缓和攻势”，此后向第三世界展开猛烈的扩张攻势，并制定了一套政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的全球攻势战略：用经济战略作支撑，军事战略为核心，辅之以缓和谋略；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在中东、非洲展开侧翼迂回，争夺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海洋通道；以打破美国战略布局为目标，逐步夺取对美战略优势。 

美苏关系缓和

70年代的美苏缓和主要表现在两国首脑的频繁互访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方面。美苏两国领导人为解决相互冲突、增加彼此了解，在70年代举行了5次会谈。在这些会晤中，美苏两国共签订了100多个条约、协定，制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美苏高级首脑会谈是两国政治缓和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在缓和的70年代，苏美举行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中欧裁军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以及化学武器谈判。1972年莫斯科会晤期间，双方签订了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在此后的会晤中，双方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又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1975年，基辛格说服新任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这是一份35国签署的协议，认定了欧洲“不可侵犯的边境”，并宣布了对人权的各类保障。《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象征着批准”苏联对东欧的吞并。

基辛格争论说，与对民主国家相比，它“对拥有着最庞大陆军的强国具有更大的约束”。 华沙条约国家也宣称这是一个巨大胜利。 

1975年8月，各国元首签署赫尔辛基协议

在签署《赫尔辛基协议》的一个月前，美国总统福特拒绝会见苏联人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因为批评体制而被驱逐出了苏联。白宫发言人表示，福特总统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听取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认为与索尔仁尼琴会面将不符合缓和政策。 

福特在几个月后宣称：“我再也不使用‘缓和’这个词了。”然而，白宫表示这并不标志着政策会有任何改变。1976年10月在国家电视台的竞选辩论中，福特为《赫尔辛基协议》辩护，声称“苏联没有统治东欧，这种情况也绝不会在福特政府期间发生”。 

1976年，中央情报局局长下令专门成立一个“B小组”，对苏联的目标和威胁是否比《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所描述的更严重进行研究。B小组的报告确认了《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起草者倾向于“将苏联战略力量建设最小化，因为出于缓和的需要”，毫无疑问，苏联正在获得战略优势。 

B小组的报告没有影响到1977年1月就职的卡特政府。卡特总统本人也倾向于缓和。他放弃了B-1轰炸机项目，延长了MX洲际弹道导弹，放缓了“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 

苏联扩张

从1971年至1981年的十一年间，苏联同埃及、印度、伊拉克、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十二个国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利用这些条约把这些国家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而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又利用苏联的势力向邻国入侵。例如，苏印条约签订后，印度马上入侵巴基斯坦；苏越条约签订后，越南便进攻柬埔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事援助超过经济援助，70年代后期，苏联军火输出直接服务于向第三世界的扩张。

苏联利用古巴在第三世界打代理人战争，由古巴派军队，苏联出武器，介入一些国家的内部争斗。例如，插手安哥拉内战；在红海地区，介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利用这些办法，苏联扩大了地盘。为了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直接用十万大军占领了阿富汗。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达到了不惜工本和不计后果的地步。 

和解

80年代是美苏关系从激烈抗争走向迅速缓解的大变动时期。这十年是苏联走下坡路、乃至进入困难的谷底，美国从守势中转为逼苏在各领域中让步，而美、苏之间又终于出现戏剧性和解的时期。这也就是战后美苏争霸的最终一个结局。以马耳他会晤为标志，美苏关系进入了全面和解的新时期。这是以苏联的大步后退为条件的，美国认为是从几十年“冷战”中最终赢得了“胜利”。

美国对苏政策的重新调整

主词条：卡特主义、里根主义、星球大战计划

1983年3月23日，里根宣布星球大战计划 

70年代末期，苏联在缓和中的扩张以及中东事态的发展对卡特政府提出了严重挑战。1980年，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卡特主义，卡特宣布“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必须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武力在内，反击这种企图”。这表明美国把它所关心的三个安全地带，即西欧、中东和远东连接了起来。此外，卡特政府决心扩充军力，调整核战略。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里根提出“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口号，采取以“现实主义、实力加谈判”为主要内容的对苏战略总方针，把遏制苏联作为对外政策中心环节，努力恢复美国霸权地位。 

1986年3月14日，在题为《自由、地区安全与全球和平》的外交咨文中，里根认为，美国应采取对苏联强硬政策，“以低烈度的战争”方式支持亲苏国家中的反政府武装活动，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直接介入反政府活动不明显的亲苏国家，支持那里的“自由战士”，以便将苏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有限地推回去”。对于第三世界中的亲美“独裁政府”，要施加影响，促其实行“民主化”改革，避免因内部动乱而为苏联所用。里根主义是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典型表现，其目标是要在苏联力量衰弱的形势下，与其争夺第三世界。 

苏联的困境和战略退却

80年代前期苏联对里根推行的新遏制政策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签署《中导条约》

采取了极为强硬和全面对抗的政策和措施。但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后期以来的老年政治危机造成苏联社会严重的停滞局面，各种危机集聚起来。 

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政治中提出“公开性”和“改革”，试图结束苏联出现的停滞局面，求得社会政治经济的复兴与发展。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政策，从理论到实践积极推行和平主义方针。在“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论调下，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非军事化”和“人道化”；苏联的政策是“反对暴力”、“消除敌人形象”等等。 

1986年1月15日，他发表了在十五年内分三阶段全部销毁核武器的声明，想用这个办法来阻止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同年4月和8月，苏联又先后提出大规模裁减欧洲常规部队，暂停核试验等倡议。美苏关于中程导弹的谈判几经起落，最终在1987年签订了中导条约。在谈判中，美国采取了进攻态势，一开始就以一纸计划来取消苏联在欧洲已部署的中程导弹；此后又提出“双零点方案”，要求苏联销毁在亚洲和欧洲的中程导弹。苏联在同美国进行了一番较量后，全盘接受了里根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向美国求和的宣言，如果说戈氏有什么战略的话，那便是步步后退，直到美国能够充分允诺和宽容为止。

美苏关系的全面和解

超越遏制战略

80年代最后一年的1989年，是美苏关系急剧变化和转折的一年。这一年苏联、东欧形势急转直下，给美国带来了“和平演变”的历史性机遇，新上任的布什政府抓住机会，提出了新的对苏政策，使美苏关系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89年5月12日，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了第一次对苏政策讲话，随后又于5月22日在康涅狄格州美国海岸警卫学院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对苏政策。这两次讲话便是“超越遏制”战略的出台。“超越遏制”的主旨是积极同苏联发展关系，加强美苏合作，促使苏联逐渐实现“自由化”，把苏联拉进“国际大家庭”，使其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其具体目标是：用施加政治外交影响和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加速对东欧的演变，布什于同年7月亲自访问波兰和匈牙利；敦促戈尔巴乔夫加速实行收缩政策，从第三世界撤退、不干预东欧的变化、在裁军问题上迈更大的步子；鼓励戈尔巴乔夫尽快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加入到西方的“国际大家庭”。 

结束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黑山独立

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拆毁柏林墙

1989年，民主德国出现大量公民外逃的浪潮，使长期保持稳定的民主德国政局出现大动荡。这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更换，随后党的方针改变：承认反对派组织“新论坛”为合法组织；政府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拆除”柏林墙”；决定实行多党制。第二年春天，称为“德国联盟”的三个反对党联盟在大选中获胜。

10月，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了两德的统一。柏林墙打开后，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前往西柏林。后来扩展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东欧剧变使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改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结束冷战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89年12月3日，美苏两国领袖在马耳他的高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

1990年7月，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说服戈尔巴乔夫不反对德国在北约组织下实现统一，以作为德国持续经济援助苏联的回报，清除了两德统一的最后障碍。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在布拉格的会议中宣布正式解散。在同月峰会上，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使冷战走向终结。布什总统称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实现美苏合作，从而在处理双方及世界问题上打好基础。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背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会晤后三方发表的公报称，三国已共同签署了由三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其中宣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一切准则在三国已不再适用。这三个斯拉夫国家的总人口、总面积和经济实力在联盟中占绝对优势。

三国的决定使戈尔巴乔夫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努力最终成为泡影。明斯克会晤公报发表后，原苏联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于1991年12月13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平等创建国。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他的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晚上19时，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面对着摄像机、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

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

(三)

郑永年：中国必须避免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关键字：西方 意识形态 冷战  

　　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两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可能性很低。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首先是中国领导层的清醒意识。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提出了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两国陷入这一陷阱。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概念并非照单全收，但也的确意识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示乐意做这样的努力。不管怎样，中美之间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其次，中国尽管也在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正在竭力避免和展开与美国军事方面的竞争，而是根据自己国防安全的需要进行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成为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军事国家，但中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国防能力来平衡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都是核武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类似昔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样的互相威慑。

　　第三，如果国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决定了其外交行为，那么可以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商贸国家。中国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贸精神的反映。从文化上说，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历史上，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和满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汉族的统治者从来不主动去发动战争，更不用说是霸权战争了，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求得和平共处，无论是和亚洲周边的小国，还是和周边的大国（如日本）都是如此。今天中国强大了，但这种文化精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实际上，这种文化表现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西方国际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忽视或者不相信罢了。

　　不过，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实现持续的和平了。只要主导这个世界的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这种竞争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安全，不管中国本身有怎样强大的和平意愿。中国一方面要确保自己不去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同时也必须避免被动地拉入或者卷入冲突和战争。迄今为止，人们担忧中美之间的冲突，但少有人去研究如果发生冲突，会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或者热战，中国仍然必须考虑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美国和苏联之间因为存在核武器的互相威慑，也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国成功地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冷战，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两败俱伤，苏联的解体则表明美国的全赢。中国肯定也不想成为苏联。

　　中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

　　步苏联的后尘也正是今天中国必须避免的另一种外交陷阱。美苏冷战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必然会延伸到其它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西方围堵苏联是全方位的，但最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西方视为是最大的威胁。同样，中美之间的“冷战”也最有可能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忧这种可能性。

　　中国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仅没有在缩小，反而在扩大。最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已经不能理性地看待对方。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国基本放弃了以往那种把中国转型成为类西方国家那样的努力，而转向现实主义。

        在人权、反恐等问题上，美国不仅会继续持双重标准，而且会强化其偏见。美国学界和政策界的一些人也一直在把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污名化。在国际政治上，西方一直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一说，现在有人又开始讨论“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这完全是其意识形态偏见所致。中国本来就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的如此作为，必然会作出更为民族主义的反应。双方的互动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间的妖魔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冷战也就会开始。

　　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会逐渐发展到经济贸易领域。实际上，很多年来，中美商贸很容易受美国的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中国在美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绝。到今天，美国对高科技出口中国仍然有非常严厉的限制，甚至禁止。一旦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美国必然会在这方面变本加厉。

　　在商贸领域受到影响之后，美国便会转向军事战略领域和中国竞争。今天中美两国尽管有频繁的商贸互动，但军事领域的互动仍然是表面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交流并不多见。在这个领域，双方并不存在有意义的互信。一旦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目前存在的这些交流很快就会付之东流。不仅如此，美国就会重拾往日对付苏联的军事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动员西方整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发生意识形态冷战，西方社会很自然会站到政府这一边。

      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周边国家。西方话语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最严峻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软力量。因为各种原因，尽管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崛起，但在国际社会中国始终没有话语权。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妖魔化，美国就很容易动员其各方面的力量，像对付苏联那样来应付中国。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动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会怕”的原则，但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从一个层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是中国的要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

       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避免战争的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再者，中国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并没有要去和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争霸。中国所担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为其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在于，要建设怎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建设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上，是要建设一个和西方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还是建设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识形态冷战的意识形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左、右派论述过于政治化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应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挑战。官方所主导或者支持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内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西方的无限向往。长期以来，自由派和民主派经常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甚至判断中国本身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对现存体制构成很大的压力。

       并且，从制度建设来看，自由派和民主派过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无助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需要回应，各种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左派话语也同样很难解释中国，更难以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左派话语并没有为社会所接受而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而是在很多方面制造了社会的分歧和对立。

　　今天左、右派的论述过于政治化，是一个极端对着另一个极端。即使在雾霾等环保问题上都是如此。自由派是一个极端，把什么都和执政党联系起来，而左派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雾霾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实际上，自由派并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无论谁执政，只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面临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

       左派也没有多少道理，无论谁执政，都需要解决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否则就很难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雾霾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左、右派的争论表现在方方面面。政治体制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但左、右派都要借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事。两边的论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对中国来说，如何直面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些是最为关键的，但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论述。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往往表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为正确，而民族主义者则相反，把中国的一切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在实践层面，中国既不会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也不会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加以排斥。

      在国际关系上，自由派并不能赢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赢得西方的同情。能够获得西方的同情，是因为自由派争取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不会赢得西方的尊重，是因为这仅仅是自欺欺人，而且中国不会变成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即使能够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因为具有过分的“义和团主义”色彩，也很难成为国内的主流话语。在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者一旦失之过度，不仅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更会陷入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左、右派话语在内政外交上的无效性，表明中国需要对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作重新的思考。一个意识形态，首先要自己的人信服，然后才有可能让人家信服。中国是可以建设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只要中国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足以建设一种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

　　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论述不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进步性。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极端分化，更容易会和西方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从而影响中国真正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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