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着腿睡到半夜，师父来敲打“换腿”

腿在哪里？

因为贫困，幼年郭兰英唱了戏。身材矮小上不了舞台，需要大人在身后拤住腰抱上舞台。身子没有道具木刀高，垂直提刀的小胳膊需要用劲抬起，才可以使刀尖不着地，一不小心，刀尖就碰住台面了。郭兰英边学边实践成了晋剧班的一员，她回忆道：“才四五岁吧，跟着我师父在农村里头演出。唱完一个，等下一个台口。有台口，就继续赶路。师父把我都放在驴上，骑着驴，两边都是服装道具，还有被子和什么。我坐在中间，铺一个褥子，坐在上头。一开始跑丫鬟、才女，是龙套，但没打过旗子。六岁的时候，演小武生，我拿的那个刀啊，比我个儿都高。俩小孩一起站着，下边嗷嗷的，挺喜欢的。演《武松杀嫂》，那刀差不多比我还高，刀立在这儿，我的脑袋在这儿，但是观众特喜欢。我特认真，我自己也挺带劲的。一开始是刀马旦，我能翻跟斗嘛。”

师父要求睡觉的时候，枕着脚，就是把腿掰到背后，脚枕在后脑勺下。88岁时，郭兰英一边比划一边讲：我为什么现在还能这么走？我的腿是练出来的。小时候，练功，晚上枕着脚睡觉的，把脚翻起来翻到后边，睡觉。前半夜左腿，后半夜师父用棍子敲：“换腿换腿。”整条腿拿下来的时候，都没有知觉了。心里问：“师父，不是自己的腿啊！”左腿已经没有知觉了，一点一点下来。师父说：“快点快点，我还要睡觉呢！”然后再把这条腿弄上枕着。五点不到就又敲，起床了。……这师父不容易啊，他也不能偷懒。

两个小时睡觉外，一天都在练功

到了太原，郭兰英的新师父是“九二师父”张春林，按照《晋剧百年史话》口述人王永年的推算，九二师父出生于1886年，即丙戌狗年，大清光绪十二年。他教郭兰英的时候，56岁了。郭兰英回忆说：

每天清晨四点就空着肚子到野外去练声。开始并不大唱，而是“喊嗓子”。师父教我们喊“唔”和“啊”（唔是闭口音，啊是开口音）两个字，“唔”字发音时由小肚子（实际上就是一种胸腹相配合的呼吸法，并非把气吸到小肚子里去）经鼻腔共鸣再从嗓子里出来。“啊”也是从小肚子出发，但没有鼻腔共鸣，是圆的。喊“唔”或“啊”字时，也有高低音的变化，但极简单，喊了十分钟到二十分钟之后，嗓子里“热火”了，就是“润”了，再下去念道白。道白的声调比唱低，比说话高，每一句道白中，有高有低，有强有弱，作用是练声音又练字。我初学时，常练的一段道白《三娘教子》。念到“出溜儿”（即嗓子眼滑了）时就好了，接下去才用戏中的腔调来练习；喊嗓子和念道白是为练唱作了很好准备。当时不管身体好坏，我们每天不间断地总要有三四个钟点的练声。

师父教唱，主要根据徒弟的具体情况，鼻音太重的，就光念道白，位置不对时也不许唱。每人的毛病不同，每天的情况也常有变化。我们有好几个师父轮流教，但方法是统一的，所以虽然换了人，也并不妨碍教学。

声音要能运用自如，须掌握几种位置，即：靠前、靠后、靠里、靠外、中音，及“脑后摘筋”（指头腔共鸣）等等。靠前音不用小肚子发，而是逼在前面的（“噯”）。中音是小肚子出来的，因运用底下的气顶上来，所以最圆润充实。“脑后摘筋”是把声音绕到脑后去（唱“一马离了——”）。这几种声音，不能单用一种，主要是综合起来运用，虽然位置不同，发音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北方冬天的早晨，寒风凛冽，郭兰英一样去到海子边。师父要求兰英伏在冰面上练声，直到把坚硬的冰哈出一个洞来。即使刮着大风，飞着雪花，都得张大了嘴，对着风，对着雪喊嗓子。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有病，也必须坚持不懈地练。

早上四点到八点，海子边练声四个小时。回到院子里，是两个小时练习武功的时间。早晨这六个小时结束后，才能吃早饭。早饭之后，大约十点到十二点，练习勾嗓子。中午过后，需要练习“吊嗓子”。一天中的第二顿饭，吃得比较早。晚饭之后的时间，要听师父念戏。因为那时候戏班子里的师徒都基本不识字，师父的戏文都记在肚子里。于是，师父一句一句教，兰英一句一句记，全是口传心授。晚上有时候还要到戏园子里演出，演出结束回家，一般都到了夜里12点了，等睡下，就更晚。有时候，真正休息睡眠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睡觉的两个小时也不消停，枕着腿睡，再换了腿继续枕着睡。这日子全是和身体较劲。这就是一个学戏孩子的一天，这样的生活至少持续三年。为了未来成为“金玉”而非“土泥”，做着好梦的孩子们必须忍受这番苦。老话说“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尽管许多孩子终其一生没有成为“人上人”，但在少年时候，也不能不吃苦中苦。

至少，郭兰英是这样过来的。

转折，发生在1946年

1946年，在张家口，成为晋剧“头牌”的郭兰英与新歌剧《白毛女》相遇了。郭兰英说：“我在张家口演晋剧，满城都给传开了，说《白毛女》怎么好怎么好。我因为天天在演出，所以没有时间看。有一天，我只演一个比较短的折子戏《血手印》，在最后压轴的。之前是班上其他演员的折子戏。这期间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我就趁这个机会跑到人民剧院，好像是一个电影院去看了《白毛女》。”

她后来在《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一文中说：

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戏班那边前面唱的帽儿戏快完了，该我上戏，我还没有回来，演员就把戏拖得挺长，到《白毛女》第一幕完了，我才赶回戏班。大家一看，我哭得像个泪人儿，眼睛都哭肿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围着问我，我却什么话也讲不出来。这时前边已敲起了锣鼓等我出台，只得匆匆抹了两道眉毛，化了个素妆就上台。那天的戏根本没有演好，不知怎么搞的，本来要演一个多钟头的戏，我四十多分钟就赶完了。心里一个劲儿惦记着那边的《白毛女》。也没顾上把黑眉毛擦净，把红嘴唇抹掉，就往那边跑。还好，赶上了最后斗地主那幕戏。

郭兰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开始觉得还好，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喝了卤水，死了。看到那时就不行了，哭得我受不了。我定在那儿，想走，双腿走不了，差一点儿误了自己的演出。看完演出，我回去怎么也休息不好，心里头总是想着《白毛女》。我心里就有了一个打算，这才叫演员演戏，这叫真戏，演员演的真戏，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白毛女》。”

1946年10月，中央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张家口。部分戏曲演员加入八路军的剧团随军撤离。郭兰英回忆说：“我们要往出撤退，因为国民党要进去。等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候我就很坚定，谁劝我也不听。”

当时她在同德戏院演山西梆子，经理、班主都是赵步桥。郭兰英不想干晋剧了，赵步桥坚决不肯让郭兰英离开。郭兰英已经被《白毛女》所召唤，心再也留不在戏班了。每天演旧戏，咿咿呀呀的，她不喜欢了，一点都不喜欢了。对旧戏班，她感觉到没有任何一点值得留恋的地方。她坚决不演旧戏，不演才子佳人了，她要演新戏，演像“喜儿”这样的角色。

非常昂贵的整套行头，三箱子行头，穿的衣服，三副头面面饰中一套是银子做的。郭兰英说不要就不要了。她说：“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因为部队里头没有这个，也不演这个戏，我带着那个行军，人背着背包都是一个累赘，再带箱子根本不可能，所以全扔了，整个都扔了，不要了。”

没有办法说服郭兰英留下，赵步桥就问：“你那么多东西怎么办？”

郭兰英说：“不要了，都给你们吧。”

母亲刘福荣也不同意女儿的决定，她说：“你去干什么？你是唱旧戏的，人家是演现代戏的。还有，你说话完全是山西的味，人家能听懂吗？”

郭兰英说：“我慢慢儿就改了呗。”

刘福荣又说：“革命队伍里又爬山又走路，每天得要行军走路，你哪儿成啊？你又没有走过，我呢，我就更不行了，怎么办呢？”

不管母亲怎么劝说，郭兰英全然不听。她回忆说：“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要是认准了，你再说我也不会听你的。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跟着我，一块参加了革命。”

拔掉金牙，写好“党”字

郭兰英参加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革命了，到了老解放区，但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为她没有上过一天学，怎么能写得了“郭兰英”三个字？尤其未简化之前的“蘭”，非常难写。进入革命队伍，要登记，写简历，郭兰英都不会，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可怎么办呢？别人代替她写，最后由她签字。可是，签名也不会啊！

于是，学习文化，就从学写自己的名字开始。郭兰英回忆说：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一个是学文化的，一个是识谱的，一个是讲革命道理的，还有一个是排练新演剧目的。挺好的，我自己就开始学了。开始写“共产党万岁”，我就先学“共产党”三个字。就这样在革命队伍里头学的文化。还有表演，大课、小课、个别课，就这样跟着队伍一块儿上。

从16岁长到18岁，郭兰英全心全意学习文化知识。她回忆说：一早起来就扭秧歌，到七点钟上课，每天都是这样的日程。倒是挺好，你说累吧，也不算轻松，也够累的；你说太累吧，那时候年岁小，才16岁，也不觉得。反正就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多光荣啊！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特别幸福，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从一个旧艺人，转变为新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喜儿开门！”这是《白毛女》中杨白劳的一句简单的台词，但到了郭兰英嘴里，立刻成了：“喜儿开蒙！”伙伴们见了她，专门打趣：“喜儿开蒙！”

学说一句台词，文工团的伙伴就笑话郭兰英，前后鼻音不分。大量的前后鼻音的问题，郭兰英意识到了，就努力改起。学戏，她本身有非常好的语言天赋。但一个字一个字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郭兰英回忆说：可吃了苦了，人家都瞧不起。一开始参加革命，大伙都笑我说话，我是杂的很，又有平遥话，又有汾阳话，又有太原话，还有张家口话。在张家口两年，后来参加革命，乱七八糟的，人家说你怎么一会一变，怎么回事啊？我自己都不觉得。最后就统一，统一到普通话。

70多年的艺术实践，郭兰英歌声最魅人的地方是“味儿”，“味儿”是哪里来的？2011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刊发了学者钱茸《原文唱词在歌唱中的地域性音乐价值谈——唱词音声说三探》。

作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阶段性地，或者说历史性地破译了“郭兰英魅力密码”。钱茸说，长年浸淫于山西戏曲环境，郭兰英的嗓子有了某种“基因记忆”，从而形成了发什么音“最舒服”的感觉。她的喉舌形成了对“味儿”的潜在判断力，这种判断可能比她的脑更准确。所以，即使她本人愿意学习某种新东西，或者去模仿另外一种声音，但是，这些声音从她的嗓子里出来的时候，她的“喉舌”进行了一次过滤，依旧会回到“郭兰英的味儿”上去。

这显然不是说郭兰英没有学习能力，而是她具有一种超能：把天下味儿，变成“我的味儿”。钱茸在文章中说：郭兰英是一位极有听众人气的歌唱艺术家，网上有人称她为“不可超越的郭兰英”，意思是，她的歌唱，有一种让人无法模仿的魅力。西北语言并不像藏语或闽南语那样拥有大量鼻化音韵母，却拥有一个极富魅力且使用频率极高的鼻化音[ε]。郭兰英的演唱中，突显了[ε]韵对她的特化作用。关键在于，有些歌曲与西北毫无关系，如电影《上甘岭》里的《我的祖国》，她仍然把歌词中所有的[an]，读作[ε]。不仅如此，她在歌唱时还尽可能把[ε]的读音感觉渗透到其它字韵里，使之成为一种吐字的整体风格。听众全然接纳了这种不用纯正普通话的郭兰英风格。后来有人试图用美声或学院派民族唱法演唱《我的祖国》，听众反映都不及郭兰英原版，大家只认郭兰英的“那个味儿”。

郭兰英在“戏”与“歌”之间找到的“味觉”平衡点，已成绝响。《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是否可以唤醒人们对郭兰英的认真研究，中国乐派人人都能有更多自己的“味儿”呢？

本版文并供图/刘红庆

编辑/张楠

图文排版/张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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