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思想自古有之，并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论语》中写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也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在诸子百家乃至后来的历史文化长河中都占据着一席之地。在潜移默化的教化中，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融入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骨子中,中国的外交之道亦是如此。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外交政策贵在“和”。

睦邻友好。睦邻友好即与邻邦和睦相处，友好交往。自先秦而始，朝贡制成为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羁縻四夷”、“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也是向海外诸邦宣扬中华传统礼治的有效载体。朝贡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间地位的不平等，但其基本共处方式却与当今中国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不谋而合，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明太祖朱元璋于1369年颁布的《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写道：“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及亚太国家。”自古至今，中国并没有恃强凌弱侵犯周边国家，更是睦邻友好和平外交方针的倡导者和坚持者，促进着中国与亚太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求同存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性格完全相同的人。”同样的，我们也不可能找得到相同的两个国家。1955年在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求同存异”这一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原则，为促进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所谓“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各个国家与地区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见解一样，强求一致只能造成无谓的误解与冲突。只有本着相互尊重，互相包容，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 中华文明本质是“和”的文明，既肯定、接受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接纳事物的差异性，融会贯通，和而不同，最大限度减少或化解分歧，实现双方和谐发展、互利共赢。

和平共处。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自鸦片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陷入了极度苦难和屈辱的深渊，祖国河山支离破碎，鲜血淋漓。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渴望和平，深刻明白和平的重要性。“协和万邦”、“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已深嵌中华民族骨髓，和平、合作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是中国不变的选择。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习近平的“和”外交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努力绘制一个天下太平的世界蓝图。

中国外交之道贵在“和”，但并不代表软弱可欺!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谈到领土主权时表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就要牺牲国家正当利益、核心利益，在维护祖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上，中国不轻言武力但也不放弃武力。(文/学习大军，2017年9月18日)微信公众号：学习大军　微信ID：xuexida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