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参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极大地壮大了红军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按照红军建军原则，成功将起义部队改造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中共历史上改造旧军队的成功案例，为解放战争时期大规模改造起义部队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当时，除驻扎在宁都城北四十里的一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起义外，二十六路军1个军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000余人全部参加。作为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代价最小、兵力最大的一次起义，宁都起义给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宁都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三、五军团分编问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中说：“宁都兵暴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团，增加了红军的一支主力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记载了一段光荣的历史。”的确如此，宁都起义极大增强了红军力量，使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激增到6万多人。

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开入中央苏区，在瑞金附近的秋溪、任田市、九堡、西江市一带住下来。起义部队被授予红五军团番号，下辖三个军、六个师。根据起义中的表现，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为将这支起义的旧军队改造为新型人民军队，中革军委针对性地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告诉军团政委肖劲光：“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选派优秀政工干部，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党组织。为确立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中革军委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选派一批得力干部到红五军团工作，在团以上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宁都起义时，上层军官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大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比较看重学历、资格，身上有一股傲气。为做好他们的工作，被选派到红五军团的军以上政治委员都有相当的身份，是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留学生。军团政委是两次留苏的肖劲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在法国、比利时和苏联留过学的刘伯坚，十三军政委是留法的何长工，十四军政委是留苏的黄火青，同样留苏的左权担任红十五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选派的师、团级政委也多是精兵强将，师政委有：程子华、李翔吾、高自立、唐天际、赖传珠、宋任穷。团政委有：余化民、王紫凤、李山关、赖毅、钱益民等。为让党的领导直达基层，每个连也都派了指导员。后来在整训的基础上，党组织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并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建立健全了党、团组织，其中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部，团以上有党委。这些举措使红五军团从一开始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改善伙食，医治病患，生活上给予极大关心。二十六路军官兵多为北方人，对在南方作战和生活水土不服。起义前，疟疾等传染病威胁着每个连队，每天都有士兵病死，县城西北郊的荒山上布满了新坟头。起义后，上述问题仍然存在，肖劲光回忆道：“我们刚到部队的时候，起义官兵中患病的很多。打摆子的、拉痢疾的、生疮烂腿的都不少。他们多是北方人，到南方后生活不习惯，大米饭都做不好。加上北方人到江西，语言不通，出外采买副食品都有困难，伙食搞得很差。”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也回忆道：“他们是北方人，吃不惯江西的红米饭，吃了就拉稀，人熬得很苦，仗也不能打。”因此，关心和改善起义部队生活，积极医治病患，成了稳定思想的重要一环。中革军委从红军各部队中抽调一部分本地籍、有经验的老司务长及炊事员，充实到五军团帮助改善生活，想法设法搞些面粉做北方人爱吃的面食，送去棉衣进行御寒，伤病员送到红军医院或老乡家去养伤治病。当时红军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对红五军团尽力给予照顾，组织地方群众带着菜肉蛋禽来慰问。饮食好转、身体恢复，二十六路军士兵的抱怨少了，为下一步进行思想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

扎实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为工农打仗的思想。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由于信奉基督教，在士兵中宣传基督教义，做礼拜，读圣经，祷告忏悔，基督教义在官兵中有很深的影响。要将这样的部队改造为无产阶级性质的队伍，首先就要改变士兵的信仰，把他们从崇拜上帝、盲目服从的雇佣观念中解放出来。为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克服在旧军队养成的不良习气，肖劲光、刘伯坚、左权等人日夜找各级官兵谈话，多次到连队讲课、做报告，讲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讲解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起义官兵明白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帮助他们树立为工农翻身解放而打仗的思想。

针对起义官兵喜欢看戏的特点，毛泽东派胡底、钱壮飞、李伯钊带工农剧社宣传队到红五军团慰问演出，帮助其提高思想认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编演了一出戏，名字就叫《为谁牺牲》，内容是：根据地内一个青年农民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家中撇下年轻的妻子和孩子，由于战争中受伤导致残疾，他被赶出部队，回到已是苏区的老家，发现妻子成了县妇委会主任，儿子是少先队长，自己却成了残疾人，但政府还给他留下田地，为此，他深受感动，认识到“为谁牺牲、为谁打仗”的道理。由于剧情引人入胜，表演生动，官兵们看得津津有味，落幕后，场上响起一片“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的口号声。扮演主演的李伯钊回忆道：“每天为他们演出三场，这个戏演到哪里，哭到哪里，只要演戏，下雨天他们也等着看，场场有人看，场场哭，收到了很大效果。”

除演戏外，宣传队还深入部队，一面帮助战士缝补和洗衣服，一面同他们谈心，对伤病号更是关怀备至，使这些远离亲人的官兵享受到革命同志般的温暖，拉近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感情。这一过程中，康克清、贺子珍等人也前往红五军团进行慰问和宣讲。起义官兵看到红军总司令夫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夫人和大家一样地为革命工作，生活上也同大家一样，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的了解。

建立民主制度，实行三大民主，建立新型官兵关系。二十六路军军阀主义严重，官兵不平等，军官打士兵是常事，而且上级可以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同时，军官剥削士兵，扣兵饷，吃空额。要使起义部队真正成为红军，必须破除旧的一套，按红军的建军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开展的工作有：在连以下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研究决定自己的事情；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军阀做法，实行官兵平等，士兵有权批评监督干部；各连队建立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不准克扣军饷；在战士中间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小组、支部，并把一些思想进步、技术熟练的士兵提拔为基层干部。这些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旧军队的遗习，在士兵中引起极大反响，使他们真正感觉自己解放了、翻身了。在此基础上，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忆比”活动，从“回忆对比红军与白军有哪些不同”等浅显的道理入手，使起义士兵深深地感到：红军和白军是两重天。通过教育，他们获得了新生，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

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做好原有军官转化工作。做好原二十六路军军官工作，对顺利实现改造极为重要。实现这一目的，除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外，还要“尊重他们，注意工作方法，不揭短，不提他们在起义前做过的错事，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由于国民党不甘心失去二十六路军，多次派飞机散发传单进行策反宣传，以威逼利诱进行“召回”，1932年1月中下旬，起义部队中先后发生了军官逃跑、士兵反水事件。对此，党内有人建议武力解决，毛泽东坚决反对：“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割）。”他让肖劲光转告起义官兵，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获知毛泽东的指示后，军团长季振同非常兴奋，当众表示要坚决革命到底，并要求大家分头做工作。对于那些思想不纯或坚决要走的军官，则发给路费，让他们愉快离开部队。正是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各级政工干部以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为核心，团结进步的，带动中间的，影响落后的，使大部分起义官兵愿意留下革命，推动了整个部队的改编及改造。

经过短时间的整顿与改造，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为军阀服务的军队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把以信仰个人为中心的军队转化为信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把盲目服从、只管打仗、不问目的的野蛮军队，转化为政治坚定、旗帜鲜明的自觉的文明军队”。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的姬鹏飞回忆道：“经过短时间的教育、整顿和改造，部队面貌焕然—新，不久就以崭新的姿态和兄弟部队并肩战斗，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计划通过攻打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一省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虽然这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但红军还是坚决执行了这一命令。2月13日，红军开始攻城，由于城坚墙固，重兵防守，连续数次都没有成功。

当时，红五军团已整编完毕，奉命移至贡江东岸的梅林、七里、储潭一线，以控制章、贡二水汇合处及附近地区，牵制敌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受领任务后，红五军团干部战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打好参加红军后的第一仗。

2月27日，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滕代远致函红五军团首长，告知国民党军罗卓英师及陈诚、公秉藩部自吉安方向增援赣州。红五军团请示中革军委得到批准后，在谭口、储潭、大湖一线沿河部署，阻击援敌。3月1日，中革军委总部移驻赣州城下，直接指挥攻城作战。此时，红三军团在赣州城下浴血奋战月余，进行了多次爆破攻城都没成功，部队损失严重。中革军委急电被排挤的毛泽东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

3月7日凌晨2时，赣州守敌在援军配合下，突然出击，包围了正在西门河川与城墙挖地道的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一师措手不及，伤亡很大。红三军团第二师立即驰援，被敌军死死咬住，情况十分危急。军委急调五军团前去增援。当天，红五军团赶到赣州外围。

下午3时，红军在赣州城郊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同敌人展开肉搏战。红五军团官兵脱去上衣，手持大刀，跃入敌阵，朝诱至前沿的敌人猛砍猛杀，掩护攻城红军撤出战斗。据时任红三军团第二师第七团政委的李志民回忆：“敌人依仗他们人多，武器好，紧紧咬住我们不放。幸好此时红五军团赶到，一阵猛烈反击，把敌人打垮；大刀队乘胜出击，配合部队奋勇冲杀。他们各个赤膊上阵，挥舞寒光闪闪的大刀，以有我无敌、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高喊‘杀’声，……使我们红五团、七团安全撤离，转移到赣县江口地区与军团会合，就地休整补充。”

虽然赣州战役以红军失利而结束，但红五军团在战场上的第一次亮相，就表现出勇猛顽强、能攻善打的大无畏精神，打出了新型军队的军威。

此后，红五军团连续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迅速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五军团经常执行断后、掩护任务，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为长征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三十四师孤军与敌4个师血战湘江，6000将士几乎全部阵亡；二渡赤水时，和红九军团在黔北奋战5昼夜，顶住刘湘整编师9个团的进攻，使红军主力重占娄山关和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全军从唯一的皎平渡口依靠仅有的6条船过金沙江时，又以3个团的兵力在云南禄劝石板河坚守9天9夜，像“铁闸”一样阻击万耀煌师6个团，掩护中央红军跳出包围圈。红五军团将士以自己的血性和忠诚，书写了不朽的战斗篇章。

1938年12月，毛泽东在与部分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合影。

1938年12月，宁都起义七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接见了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与他们合影留念，并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红五军团以光辉灿烂的英雄业绩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