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长期流传着一篇题为《胡蝶之女口述：27岁的我为何嫁76岁李宗仁？》的文章。

该文摘录自一本口述著作《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2009年九州出版社）。口述者胡友松，在书中自称是民国影星胡蝶之女：

其实，与李宗仁共同生活的这位胡友松，不但不是“胡蝶和戴笠的私生女”，实际上也不是胡蝶之女。

不断变化的口述

自称“胡蝶之女”的胡友松，在不同时期自述身世时，说法很不一致。

胡友松原是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于1966年嫁给李宗仁。1990年，胡友松化名王曦前往桂林时，曾对人如此叙述自己的身世：

尹冰彦在抗战时曾任李宗仁秘书、与晚年李宗仁也有较多交往。据他了解到的情况，胡友松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孤儿：

上述两种说法大体相近。唯一的区别是，按前一种说法，胡友松的姓氏，来自她那位做过张宗昌姨太太的胡姓养母；按后一种说法，胡友松的姓氏，则来自其养母的同居者胡某。

图：胡友松与李宗仁

1978年结束在干校的改造后，胡友松回到北京，“力图清除那痛苦的回忆，再改名换姓为王曦”。她如此自述原因：

2000年前后，王曦又声明将姓名改回“胡友松”，原因是“她又据说并得到再次证实，她是影星胡蝶的遗女”。至于具体依据是什么，胡友松并未公开说明。

在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中（胡于该书出版前一年去世），胡友松对身世的说法，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书中，胡友松还说了许多与胡蝶一起生活的事情，并称胡蝶将她托付给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才被带到北京定居：

由于沈文芝提出要一大笔钱，胡蝶没法满足，“只好连我的面也没有见，就忍痛含泪地匆忙离开了北京”。书中称，临行前，胡蝶留下了一个装满首饰的手提箱。②

胡蝶不可能生下胡友松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一书，出版于胡友松去世的次年。书中的某些言辞，是否符合胡友松的原意，已无从印证。该书提供的某些资料的可信度，也颇为可疑。

比如，该书提供有一份胡友松手写《自述》的影印文件照片。但该文件的署名却是奇怪的“胡友鬆”（见下图）——“鬆”，乃是“松紧”之“松”的繁体；“松柏”之“松”的繁体，仍作“松”。署名上出现这种错误（胡友松多次说过，自己名字中的“松”是“松柏”之“松”），是一件值得仔细思量的事情。

图：《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一书所附胡友松亲笔“自述”。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一书中，胡友松称：

但如前所述，她在不同时期对自己身世的说法，却并非“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反而可以称得上是反复无常。

胡友松自称“蝴蝶之女”，漏洞甚多。

首先，胡蝶与潘友声于1935年结婚后，感情和睦，双方均无出轨记录，也无长期分居之事（“戴笠霸占胡蝶”之说也属虚构，参见《“戴笠霸占影星胡蝶”之类的说法，皆是伪史》），胡蝶婚外生女，潘友声不可能不知道；若胡友松是胡蝶的养女，胡蝶也完全可以将其当作自己与潘友声共同的孩子，而不必忍受骨肉分离之痛。

其次，胡友松自称生于1939年，但“胡蝶1939年婚外生女”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发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胡蝶与潘友声即前往香港避难，且宣布息影，直至1942年才北上重庆。所以，胡蝶1939年根本就不在沦陷后的南京或上海，自然也就不可能在1939年的南京或者上海生下胡友松；更不可能如《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一书所说的那样，1939年后仍在南京、上海公开活动。

其三，《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一书说1951年胡蝶曾回大陆，也是毫无依据之事。1949年后，胡蝶先后在香港、台湾、温哥华定居，再未踏足大陆。

其四，艺术家吕恩早年在电影公司与胡蝶共事，后嫁给了胡蝶堂弟胡业祥。据她在香港媒体撰文披露，胡蝶是不能生育的：

较之《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一书的漏洞百出，吕恩的话显然更有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种种材料显示，与李宗仁共同生活的那位胡友松，不可能是胡蝶的私生女。

参考资料

①言九林，《“戴笠霸占影星胡蝶”之类的说法，皆是伪史》。

②尹冰彦遗稿：《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第103、104页。

③赵平：《我接待少夫人胡友松轶事》，《临桂文史（第19辑）》，第14-23页。

④胡友松：《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⑤吕恩：《胡蝶没有生育过那来私生女？》，2010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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