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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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作为各类金属里比较“年轻”的一款，虽然今天的铝制品，已是价格“亲民”的日用品。但放在1854年“铝锭”刚刚“还原成功”时，这种“新型金属”却有着“来自黏土的白银”的美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五十年里，当时欧洲各类活动颁发的最高奖杯，甚至欧美政要富豪的专属奢侈品，都常以“铝锭”为原材料来制作。可以说，在“电解铝”技术诞生前，“一小块铝”就是堪比钻石黄金白银的存在。

如果“名贵身份”，尽管只有半个多世纪，却也叫许多“穿越爱好者”生出遐想：倘若“带点铝”穿越到中国古代去，那是不是就能拿着铝“当银子用”，甚至过一把土豪瘾呢？这事儿，其实就要分开看：如果仅仅是拿铝锭当稀世珍宝，跑古代换一笔钱花，这肯定没问题。但如果想把铝直接“当钱花”，像白银一样用作支付货币？那不管放在中国古代哪段历史里，都是严重不现实。

因为一件“贵金属”，想要成为通用的货币，仅仅“够贵”还不够，关键还要够普及，能够有足够的数量来流通。放在“铝”身上，哪怕是十九世纪末的“电解铝”技术，放在古代也是严重不现实。所以在古代，“足量的铝”就是痴人说梦。

而与铝“看上去很像”的白银，就更能说明这个道理。虽然我们在古装剧里，常见主人公拿着白银当钱花。但在真实历史上，白银真正成为“钱”，也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唐宋元明都曾有“银禁”，擅自拿白银当钱花就可能有牢狱之灾，号称“商品经济发达”的两宋，每年的白银收入最高也就八十万两，南宋经常是一二十万两，除了“给金大爷送岁币”外，基本就剩不下几个银子。南宋府库里“银无额”也是常事，当货币？更是不靠谱。

直到明朝中期起，中国货物成了大航海时代的“宝货”，每年汹涌卖出国门的铁锅、瓷器、丝绸、白糖、棉布等“中国制造”，从欧亚各国“圈”来巨量的白银。中国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才逐渐流通起来。到明朝嘉靖年间时，民间交税已普遍用银，隆庆年间时明朝更宣布“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至此，一向“够贵”的白银，才凭着强大的流通量“上位”成功，成为古代中国的法定货币。而这时，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尾声了。

而要放在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也正是因为“足量”这个要求。中国历朝历代充当“货币”角色的物件很多。但从秦汉至明清，一直长期稳定充当货币的贵金属，也就只有铜钱。

但比起“电解铝”对于“铝身价”的改变来，在古代中国漫长的“铜钱发行史”上，另一个看上去非常冷门的“化学突破”，却对古代中国货币经济的稳定，有着更重要的意义：炼锌技术。

乍一看比较陌生的“炼锌技术”，意义到底有多大？这就要说说古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个共同的烦恼：铜料不够。

中国的贵金属储量，自古就不富裕，不止是金银稀缺，作为铸造铜钱原料的铜料，也是历代都缺。所以从汉代起，古代中国就开始有铜禁政策。而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铜钱的需求越来越多，“缺口”也就越来越大，唐代时民间买卖铜料和铸造铜器都一度是违法行为，甚至“超量”的铜钱还禁止带出州县。由于市场上铜太少，布匹绢帛也成了硬通货。白居易作品《卖炭翁》里，那系到牛头的“半匹红梢一丈绫”，就是实实在在的钱。

所以，如果想从现代带些东西去古代“直接当钱花”，拉几车布都比“带铝锭”靠谱。

而发展到不少“最牛历史教师”口中“经济空前繁荣”的南宋王朝，由于当年“宋金和议”时大笔一挥，把大批铜矿银矿产地割了出去。外加每年大笔贵金属“孝敬金大爷”，银绢不够就得“铜来凑”。所以南宋“缺铜”也就缺到了家，北宋每年的铜钱铸造量尚有二百九十万贯，南宋每年却只有二十万贯，市场上需要的钱，也就是“铜钱不够继续用纸币凑”，叫老百姓的生活加倍水深火热，以至于“千村万落，生理萧然”。

以这个意义说，某些“精英学者”笔下“宋金和平促进南宋经济繁荣”的论调，何止是无知？简直是无耻！

而“缺铜”的后果，不止是“铜钱不够”，更带来了“盗铸”与“恶钱泛滥”。由于铜料极贵，所以明代之前，历代“盗铸”风气都是屡禁不止。许多“聪明人”将铜钱融化了铸成铜器，然后“销钱为器，其利十倍”，赚足了中间差价，也加剧了钱荒。“恶钱泛滥”也加剧，由于铜料不够，更多的不法分子就开始以次充好，用劣铜甚至“铅”“铁”铸钱，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多少强大的王朝，也就在这类乱象里越发衰败，最终崩在了“钱”上。

对这些严重后果，历朝历代自然也都曾重拳打击。但要论从技术上解决这难题的，却还是“炼锌技术”。在“铜锡铅金银汞锌”七种有色金属元素里，被中国古人称为“倭铅”的锌，是最晚被人工提炼出的一款，却是解决“缺铜”“恶钱”问题的重要钥匙，以铜与锌炼就的“铜锌合金”，就是我们熟悉的“黄铜”，以“黄铜”为原料铸钱，既能杜绝恶钱，更让不法分子难以盗毁盗铸。那为何明代以前不同黄铜？因为“炼锌”太难。

在七种有色金属里，锌是一种银白色重金属，沸点高达907摄氏度，必须要在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里，才可以实现热还原。放在古代科技条件下，这技术门槛简直高不可攀。而在明代以前，“炼锌”的技术也长期被印度人垄断，汉唐宋元年间的黄铜，也因此成了依赖进口的名贵奢侈品，根本不可能用来铸币。明代以前出土的铜钱，含锌量也是极低。

但也就是从明代起，中国人终于在炼锌技术上实现了弯道超车。重庆出土的明代炼锌遗址，向后人展示了完整的明代炼锌流程。中国本土的“炉甘石熬炼”技术，不但远远甩开印度的“蒸馏炼锌”，更使黄铜的产量从此激增。同样曾是名贵奢侈品的黄铜，如19世纪末的铝一样，迅速从“高价贵金属”变成“亲民价”。

而从明代嘉靖年间起，黄铜终于被用来铸钱，价格稳定且极难盗铸的“黄铜钱”，也因此稳定流通，为“万历中兴”“康乾盛世”等时代，稳稳托起基本盘。一个看似冷门的技术，就这样为明清中国的经济演进，起到了强力助推。

“铝能不能当钱花”的问题背后，是多少科技演进对历史的影响，以及一个简单却需要铭记的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手工业经济通史》《南宋经济的衰退》《中国货币史》《货币历史》《中国古代黄铜制品与冶炼技术的研究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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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我们爱历史》，由多名中国作协会员组成，作品数百次上榜《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官微及内参。获2015年度网易最佳自媒体奖，2016年度头条号奖，2017网易媒体合伙人，2020年网易最佳签约自媒体，头条号优质作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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