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浴洋

由罗振玉、王国维及其门生为主体的“罗、王之学”，肇始于1910年代的甲骨学界，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首次科学发掘殷墟前，即已形成并蔚为大观。1929年，郭沫若在自序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现代中国“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金毓黼《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0页）作为“新发见之学问”的甲骨学，兼及两端，成为这一趋势最典型的代表。在“新史学”的谱系中，“罗、王之学”不仅被视作“开山”，其业绩与方法更一度成为现代学术的主流范式，以致“自从罗、王关于甲骨研究的论著刊行以来，到科学发掘以前，也还有其他的人的从事于所谓‘契学’。他们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罗、王直接间接的学生，遵守师说，不大超越罗、王的范围；一类是既没有罗、王治学的修养而自逞臆说，专门孤立地想在卜辞中发现不认识的字，他们的创说很少能成立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页）1927年，王国维自沉。同年，罗振玉在增订出版《殷墟书契考释》后，也开始淡出学界。尽管罗、王二人已不再发挥主导作用，但1928年以降的二十余年间，以二人门生为主体的大批从事“‘罗、王之学’式的研究”者以他们卓越的贡献，将“罗、王之学”的传统发扬光大，成为现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一种学派与学风。在陈梦家看来：

对于这六者的融会贯通，是“罗、王之学”区别于同一历史时期其他学术路径的主要特征。但不难发现的是，它们显然是根据王国维的学术面目与个性“量体裁衣”。其中，“新材料”、“古地理”与“二重证据”等术语均为他所惯用或独创，就罗振玉而言则并不尽相契合。陈梦家在1950年代做出的这段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共识。早在1930年代，提出“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的唐兰，同时就曾明确主张罗振玉“那种考释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1页）1940年代，徐中舒在为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作序之际，于“甲骨四堂”外，另辟“三大甲骨学者”说，认为“陈义丰长，用志专笃，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尤其是王国维“固为此学之开山导师矣”。（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可见，虽将二人并举，但学界称道“罗、王之学”时的实际表彰对象乃是王国维。在循此展开的学术史叙述中，罗振玉学术的自家气象与风神也就很容易被王国维所遮蔽，而这正是“罗、王之学”的另一面向。

同属“过渡时代”之人物，王国维趋于“启下”，而罗振玉倾向“承上”，这是他的贡献时常被刊落的主要原因。1910年前后，王国维完成学术转型，因其“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故而与此后整个学界从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过渡顺利实现了接轨。有论者指出：“明确的学术史意识，正是王国维学术转型的关键。”（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相形之下，罗振玉却并未表现出对学术现代化进程的自觉，他的学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是以一种义理与事功在学术层面上的自然延伸的形态而存在着的。如果不以“后见之明”来看，两者很难说有高下之别，但这的确造成了通过同质性的现代学术意识认知与理解罗振玉的困难。唯有进入“罗、王之学”发生与发展的内部，经由二人的相互书写与参照，罗振玉的学术观念才有可能被有效地揭示出来。

1911年初，罗振玉在上海创办《国学丛刊》，自撰序言。同时，王国维也撰有一篇序言，两者一并发表。王著《〈国学丛刊〉序》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名文。他倡导的现代学术观念（“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与知识分类体系（“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对日后影响深远。（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王国维的洞见，在于“以西方的知识谱系重理中国以往的一切文献”，所以“与章太炎等国粹派试图发动传统学术机制以抗衡铺天盖地的西学涌入相反，王国维从来没有类似的文化危机感，在他那儿，这一切都顺利成章。”（王风《“受动”与“能动”——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问题》，《现代中国（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凭借早年的西学训练，他谈论“学”时能够不为“国”所囿，进而在形而上的高度上思考“学”的本质问题，即所谓的“学之义”。

与王国维的立说针对“新旧之争”、“中西之争”与“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不同，罗著《〈国学丛刊〉序》旨在反驳“稽古之事，今难于昔”。在他看来，“古所未有，悉见于今。此今易于古者一也”，“观摩逮于殊方，交友极于天下。此今易于昔者二也”。是故，创办《国学丛刊》的寄托与期待就是“信斯文之未坠，伫古学之再昌”。（罗振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同样以“国学”作为切入点，王国维的兴趣是突破既有界限，不仅对于不同学科的价值判断（“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在他那里不成问题，而且直接消弭了因时空差异而出现的不同学术形态之间对抗的可能性（“新旧之争”、“中西之争”），他关心的是在诸种学术形态背后那一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的“学术”范畴，这种观念折射的无疑正是“学术”从主观经验中独立出来，成为自足性的对象客体的现代意识；罗振玉则不然。在“今昔之争”中，他选择的是“古学”这一“国学”的具体形态。以“稽古”为“学”，昭示出的是他对“国”的认同与对“学”的理解。尽管罗振玉的讨论并未涉及“学之义”的问题，但从“今易于昔”的判断中不难感受到在选择时，他秉持着一套明确的评价标准。当王国维已经采用“科学”、“史学”、“文学”一分为三的现代知识分类标准时，罗振玉对于杂志栏目的设置所凸显出的依旧是一种传统的“学”的认知模式——“曰经，曰史，曰小学，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学，曰目录，曰杂识”。（《雪堂自述》，第132页）而这，正是罗、王之间在学术观念领域中的根本性分歧。

如果说创办《国学丛刊》时尚值辛亥前夜，罗振玉仍然是在“清学”的谱系中发言的话，那么易代之后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变革，则促使他必须更加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1929年初，他迁居辽东，受邀讲授“本朝学术概略”。次年，《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出版。在这部罗振玉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宗明义对于“古人为学”的阐释：

以“明人伦”为学术的终极意义，这是罗振玉的学术观念的核心思想。当然，他如此立说也自有其现实针对性。据他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回忆，早在他启发王国维进行学术转型时，就曾力主此说，以抵抗“信今而疑古”之风。（《王国维论学集》，第413页）待到讲授《概略》时，他又将“信今疑古”与“详训诂而略义理”、“舍训诂而讲微言大义”并为“本朝学术”之“三失”。罗振玉所谓“疑古”者，首要的批评对象并非当时学界的疑古思潮，而是“今之学者，于我先圣百王数千年所历试，尽善尽美之政学则疑之；于外来之新说则信之，贱美玉而宝珷玞。”（《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239-240页）在他的观念体系中，政治与学术从来都是合而为一的。他所使用的“古今”范畴，其实只是“中西”的一种别称罢了。真正触发他思考的，是“外来之新说”在现实中对于“本朝之政学”的巨大冲击。不过饶有意味的是，王国维学术转型的最终完成，以其“古史新证”的方案有力地回应了“古史辨派”，但事实上这与罗振玉的初衷无疑已经有些“貌合神离”了。

在介绍“本朝学术流派”时，罗振玉先后提及王国维的十五部著述，分别置于“经学”与“史学”两门中，涉及“群经总义”（《 魏石经考》）、“小学”（《校松江本急就章》《史籀篇疏证》《唐韵佚文》《两周金文韵读连绵字谱补》）、“古史”（《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别史及载记”（《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与“谱录”（《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耶律文正年谱》《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五类。在并世学者中，王国维的著述以存目十五部之多荣膺首位，但他最重要的“二考一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却为罗振玉所失收。这一方面说明了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学术成果的熟悉，另一方面也可见两人在学术观念上的隔膜。

1923年，王国维出版《观堂集林》。署名“罗振玉”的序言“对《殷周制度论》尤为心折，赞叹其‘义据精深……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穿者’。但由于文化保守的立场，他把王的成就完全归之于‘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他似乎不知道或不愿承认，王之‘贯串’正是得力于他早年的西学训练。”（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43页）实际上，这篇序言乃出自王国维的自家手笔。其中精当的分寸感，显示出了他对于罗振玉的学术观念相当了解。在以罗振玉之名做出的评价中，他自居程瑶田与吴大澂之后，只不过“其规模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王国维论学集》，第419页）恰如罗振玉日后将其著述以“明人伦”的标准剪裁后分别纳入四部中一样，王国维此时采用的正是罗振玉秉持的那套传统的评价体系。只言“新发见”，而不谈“新学问”，但王国维对于“新发见之学问”其实具有高度自觉。当晚年面向清华学生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时，他就曾呼吁：“此等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此后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王国维论学集》，第211页）

或许更能代表罗振玉的学术追求的姿态是，他毕生讲授《论语》的兴趣。1901年创办《教育世界》杂志之初，罗振玉就发表了《论语讲义》。（《教育世界》第6号、第7号，1901年8月）在讲授“本朝学术概略”的同时，他也应邀在金州讲习会讲授“《论语》大旨”。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以东汉时的管宁自比，“讲诗书，陈俎豆”，意图“案切时势，冀挽狂澜”。（《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243页）就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与《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刊行的次年，罗振玉完成了回忆录《集蓼编》。他回顾一生，以“复我三千年赫奕之文化”全系于“匡复大业”作结。（《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80页）此说虽难脱为伪满“建国”造势之嫌，但统观罗振玉的行迹，在其学术追求中的确一直蕴含政治抱负。一旦条件允许，则不免直接“立言”，甚至于“立功”。这大概才是理解罗振玉之为学的关键所在。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罗振玉出仕要职，直至1937年下野，1940年去世。除伪满方面表示“先生逝世后，国内外之学术界，皆认为莫大之损失，盖先生已为世界的学者，非仅我满洲国之学者也”（陈邦直《罗振玉传》，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43年版，第65页）外，正在抗战烽火中的国内学界，对于大节有亏的他并无多少追怀之声。相反，在1929年还肯定“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8页）的郭沫若，在战后1946年发表了《鲁迅与王国维》一文，直斥罗振玉为“伪君子”、“真小人”。（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页）无独有偶，此前一年傅斯年在为董作宾的《殷历谱》作序时，也大张挞伐“罗氏老贼”。（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两人一再援引的，是“《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第310-311页）本是对罗振玉人格与国格的谴责，却已被悄然转化为一种学术评价。由于傅斯年与郭沫若在当时中国学界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罗振玉的否定，逐渐成为“公论”。罗振玉晚年的附逆，也的确自绝于国人。此后数十年间，罗振玉都消失在历史叙述的主流之外。

1980年，谢国桢在为罗继祖的《永丰乡人行年录》作序时，提出“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问题”，认为“雪堂老人在近代学术研究史上，也确有其贡献”。（《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第340页）1986年，张舜徽撰文，主张“士有百行，足以功过相除”，强调“先生自著述外，一生好辑书印书，而传古之功，居当代第一。”（《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一集）》，第1-2页）此文后来成为了《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的《总序》。

表彰罗振玉的“传古之功”，其实渊源有自。在《〈国学丛刊〉序》中，罗振玉就曾畅言“稽古之事”。《国学丛刊》前三期连载的《殷墟书契前编》，与他东渡后完成的《殷墟书契后编》，即同为“稽古”之作。1915年初，罗振玉曾短暂返国，做“五十日梦痕”之旅。这段“吊武乙氏之故虚，履发掘之遗迹，恍然如见殷大史藏书之故府”的经历让他不能自已。（《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153页）故国之思，易代之感，让他真切地意识到乃是身在“海外寓庐”，故而在发奋“刊书”的背后也自有情怀了。1918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刊行，王国维在作序时区分了罗振玉作为“刊书之家”与其他“好事者”、“笃古者”的不同，“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王国维论学集》，第238-239页）1922年，王国维又作《库书楼记》，称道罗振玉“传古之功，求之古今人，未见其比。”（《王国维论学集》，第248页）较之“稽古”，王国维标举的“传古”一说，无疑更能道出罗振玉的况味与抱负。所以，自此罗振玉也喜言“传古”，而逐渐放弃“稽古”了。何止于“稽”，相期以“传”。1928年，罗振玉“命儿子福葆写书目”，出版《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在作跋时自称：“不佞夙抱传古之志”。（《雪堂自述》，第163页）他对“刊书”往事的回忆大致不虚，但以“传古之志”取代“稽古之事”对十年前的作为进行自我表彰，则显然源自此时的追认。

倘若“稽古”代表个人趣味的话，“传古”则是一种学术史的评价。罗振玉对“古”的态度，当在两者之间。“新学问”固然没有生成，但“新发见”在他那里也不是无所归依。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他把在王国维看来足以支撑起“发见时代”的“殷墟之甲骨、西陲之简牍、中州之碑版”均列为“内府蒐集古器”之一种，其价值是“有资于考古甚巨”。而“考古”的意义，在于“征经订注”。为他带来显赫声名的甲骨学，其旨归是“可补金文所未及”。因此，在“本朝学术”之“三得”中，首推“师承有自”与“研究有法”，“取材宏富”只是叨陪末座。（《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213-239页）可见，此时罗振玉虽已大谈“传古”，但他与王国维的理解仍有不小的缝隙。二人在共享这一术语时，内在的面向却并不一致。

《殷墟书契考释》的公案，至陈梦家1950年代购得罗振玉的原稿与罗、王信札，遂得澄清。但长期包裹在对“罗、王之学”的整体叙述中的罗振玉的学术观念，却一直没能得到清楚的辨析。与王国维相比，罗振玉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学术观念通常是他的政治、文化观念在学术领域中的反映与延伸。故而无论他的学术观念，还是他的学术表达，又往往不是以“学之义”为“第一义”的，也不是合规范、成体系的。但也正是这种在转型期中才会呈现出来的复杂面向，蕴含有最多的学术生长点与最大的学术可能性。

本文原刊于《文史知识》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