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约瑟夫·弗兰克翻译：戴大洪《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一座高峰，它为作家带来了世界声誉。这是一部以刑事案件为框架的思想小说，触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生活的最深处”。连绵的悬念，跌宕的情节和急促的文字，使小说始终具有紧张感、压抑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难译的是他笔下歇斯底里的情绪。译者在小说前半部，尤其感到这种情绪有股裹挟的力量。本书辑录了传记作者和批评家如梅列日科夫斯基、默里、莫丘利斯基、格罗斯曼、布莱克默、弗兰克等人的经典评论文章六七篇（基本是首次译出），有利于从多角度、多层面鉴赏、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这部伟大小说。重读细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罪与罚》开始。
以下授权选自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学术评论版），曹国维、戴大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当西方批评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不是在他的作品中寻找宗教信仰的支撑时，大多数评论都是从心理学或个人生平的角度看待他的。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立即产生的强烈印象是对反常的意识分裂状态的热情探索；结果，这使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此精湛的对于内在心理冲突的描写只能来自直接经验。于是，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生平进行没完没了的挖掘、分析和推测，希望发现一些可以破解其创作之谜的心理创伤。 当然，俄国批评界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针。它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他（他是“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员，他的性格反映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不正常状态），同时进行了真正的历史调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史之间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关系。（公平地说，我还应当提到列昂尼德·格罗斯曼、尤里·特尼亚诺夫和维·弗·维诺格拉多夫等多位批评家所进行的出色的文体研究，他们的研究为当代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打下了基础。）然而，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当今苏联文化的那些奠基人——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俄国激进传统的代表人物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最强大、最具有毁灭性的敌人，所以，苏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认识上的障碍和阐释上的浅薄。 尽管我不接受苏联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论前提，但我认为，俄国人强调他的作品的社会文化特征是正确的。因为，作为探究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艺术的一种方法，西方片面地强调心理学和个人生平肯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虚假性。关于任何一位作家，我也许会坚持同样的主张；不过，现在我的主题并不是批评方法，我只是想说，在所有伟大的现代作家中，我觉得，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种传记式的文学批评似乎最缺乏启迪作用。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享有什么声誉的话，那肯定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意识形态小说家的声誉——他也许不是最伟大的意识形态小说家，因为这还需要与斯特恩[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小说家，所著长篇小说《项狄传》（1759—1767）和《感伤旅行》（1768）是独具特色的幽默讽刺作品，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小说的先驱。]和塞万提斯进行比较，但他至少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意识形态小说家。因此，如果他的这种地位得到了非常普遍的认可，那肯定是因为他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主要是由他那个社会和时代的问题而不是由他个人的问题和困境所激发的。或者换一种角度反过来说，他总是能够把个人困境与他那个时代在俄国发生的各种思想及价值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联系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尽管生动而令人难忘，却始终只是用来表现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敏感地认为所有道德价值观念与俄国社会和文化未来的命运有关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终极意义这一主题的一种手段或工具。更具体地说，他根据俄国知识分子吸收外来的西欧思想（并且按照其准则生活）所必然产生的那些内在心理问题看到了所有道德伦理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其中大部分尚未译成英文）或是更便于利用的旅欧游记《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1863）包含了一部根据这种思想斗争想象出来的完整的俄罗斯文化史。俄国这种长期的思想斗争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演变的俄罗斯有了新的类型和形式，如果没有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描述突然出现在他身边的这些新的类型和形式，我们甚至不可能迈出理解这位小说家的主要目的的第一步。 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现实主义”的说法——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完全合理。但是，请让我们澄清一下这种“现实主义”的本质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的本质。他很清楚，他不是一个描写正常的、范围适中的个人和社会经验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喜欢“幻想现实主义”；不过，他用这个术语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也非常具体。他的意思是，他的创作过程一向是从他在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当中发现的某种流行的学说开始的。这种学说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出现在大家正在阅读的杂志上或小说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完全是“现实的”——尤其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但他采用了这种学说，继而想象如果真的将其付诸实践并贯彻落实其全部含义所可能产生的最极端的后果；正是在这个方面，他的心理学天赋为他戏剧性地表现这种思想无情地转变成现实生活之“幻想”提供了帮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清楚，绝大多数激进派知识分子决不会以他在拉斯科尔尼科夫之类人物身上描述的那种极端方式坚持所讨论的那些学说，也不会以那种极端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是，这些接受十八世纪莱布尼茨学说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与庞格罗斯博士及其学生憨第德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庞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和憨第德（Candide）均为伏尔泰一七五九年发表的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Candide, ou l’Optimisme）中的人物。这部小说讽刺了当时乐观的唯理性哲学，尤其是莱布尼茨的哲学。]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老实人》戏剧性地表现了十八世纪文化的“真实”状况。（这使人们联想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留下的未完成的计划中，有一项计划是写一本俄国的《老实人》。）确切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人公所信奉的学说、这些学说驱使他们采取的行动与他们那个时代的俄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实际上，我认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义为独具特性的小说家的最好方式是称之为天生喜欢创作哲学故事的作家，尽管恰巧出生在这个盛行现实主义小说的世纪，但他具有足够的心理学天赋使他笔下的人物生动逼真并且把一种风格与另一种风格融为一体。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罗斯像在狄德罗时期的法兰西一样重要之外，人们经常特别指出《地下室手记》与《拉摩的侄子》[《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狄德罗所著对话体小说，创作于一七六二至一七七九年间，发表于一八二三年。]的相似之处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想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普遍看法应用到与解释他的第一部伟大小说《罪与罚》有关的一些问题上。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是以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某种学说开始他的创作的话，那么，什么是他的出发点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将为我们深入阅读这部小说提供一个入口，而且还将解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出现了《罪与罚》。通常，人们把这部小说与他在西伯利亚服刑联系起来，首先是因为他在小说的尾声里使用了这一背景，其次是因为据信他在这一时期把注意力集中在犯罪问题以及罪犯的心理上。没必要否认这些理由；但是，如果这是全部情况的话，那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在出狱之后没有写《罪与罚》而是写了许多别的作品。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罪与罚》不可能构思创作于一八六五年之前，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像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去想象的俄国文化环境在那之前还不存在。 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俄国文化——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意味着观察一下激进派知识分子所信奉的那些学说，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体现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的“现实”。首先，所有激进派知识分子全都相信，英国功利主义理论解决了道德伦理和个人行为的一切问题。这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为只有在俄国，我们才能发现这种独特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它结合了边沁和穆勒关于人性源于利己的个人主义的观点，相信未来可能出现一个道德尽善尽美的仁爱世界。更有甚者，俄国激进派分子以其惯有的充满激情的极端和狂热信奉他们所谓的“理性利己主义”学说。他们相信抽象的理性对于错综复杂的道德生活是一种绝对可靠的指引，为了找到与此类似的情况，我们必须追溯到威廉·戈德温。[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国政治哲学家，报刊政论作家和小说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著有《政治正义》（1793）等著作。他相信理性是人类行为的向导，可以指引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戈德温的名字，既是因为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通过俄国激进派分子的精神导师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产生了直接影响，也是因为俄国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的文化环境非常相似。 

威廉·戈德温 像戈德温一样，俄国人也在努力发展一种伦理学，借用哈兹里特《时代的精神》中的生动语言[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1878—1830），英国作家，写过许多优美的散文，《时代的精神》（1825）是其最动人的作品。]，这种伦理学试图“越过北极圈进入冰天雪地的极地，在那里，头脑不再因为感情而狂热”，因此，关于《罪与罚》，没有人作出过比华兹华斯《序曲》中的那一段诗句更精彩的评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自传长诗《序曲》（1850）回忆了他一生中各个时期的思想感受，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华兹华斯解释了抽象的理性如何以其非理性的辩证逻辑欺骗自己： 这是一切事物迅速堕落的时代，某种理论体系立即受到欢迎，它保证人类的愿望与情感分离，今后将会永远处于更纯洁的适宜环境。那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因为热忱能够进入其中恢复活力，各种激情在那儿都有表现的权利，而且绝不会听到有人叫它们原来的名字。 这一段诗句的最后两行比堆积如山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批评精确得多地定义了《罪与罚》的主题。实际上，如果我们打算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知识界盟友（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面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激进分子时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只能以英国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作为参考。此外，如果戈德温鼓励了激进分子的话，那么，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特别推崇的卡莱尔的著作[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苏格兰作家，著有哲学和历史学著作，抨击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不公。]则为反激进派阵营提供了支持。 因此，我们绝非偶然地发现，拉斯科尔尼科夫根据功利主义的推断策划了犯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正是问题的本质。而且我们还发现，与戈德温一模一样，拉斯科尔尼科夫相信他的理性可以克服最基本、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情感。人们应当记得，戈德温坚持认为，理性将会（或者应当）说服他置烈焰焚身的母亲或妹妹于不顾而去抢救费奈隆[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费奈隆（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神学家和文学家。]，因为对于人类来说，“这位著名的康布雷大主教更有价值”——他在《政治正义》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无论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精神分析学家如何看待这一论点，戈德温认为它遵循了一种根据功利主义推算而来的无可挑剔的逻辑，以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最终的准则。我们应当注意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确信，他能够根据完全相同的推论实施一次完美的犯罪。 拉斯科尔尼科夫从理论上断定，普通罪犯出于需要或者恶意进行抢劫和盗窃；可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承认自己正在违反的法律正当有效，所以他们在犯罪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到处留下各种线索。他们的良心的非理性力量妨碍了他们的行为的理性清醒。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确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他知道，他所谓的犯罪不是犯罪。理智使他相信，犯罪使他得以完成的善举远远超出他的罪行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他的非理性的良心不会扰乱扭曲他的理智，所以他不会神经失控犯下错误。 就这样，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俄国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并且形成了《罪与罚》中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基本心理冲突。不过，另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因素源于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五年间俄国左翼思想的演变。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了由于种种原因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向愤世嫉俗的精英主义理想的某种转变，前者给予民众半宗教式的赞美，后者则强调精英个体为谋求人类幸福而独立行动的权利。 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间发生在俄国文化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两派激进分子——传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新生的虚无主义者——之间的公开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的《时世》杂志发表了一些文章分析评论这场重要的论战并且立即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它标志着激进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子辈已经拿起武器向父辈宣战，一代人要取代另一代人。”《时世》杂志当时的首席评论员斯特拉霍夫讽刺地写道，“一份曾经是进步刊物的厚重杂志变成落后刊物了，取而代之的另一份厚重杂志已经成功地沿着进步的道路继续前进。”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写的一篇关于这一场激进派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文章，他将其称为“虚无主义者内部的教派分裂（Раскол）”；而俄国文化史至今仍以这种说法称呼整个事件。只是在这一切发生了几个月而《时世》杂志也倒闭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在所写的一封信中简要讲述了他构思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一名受到某种“不成熟的离奇思想”影响的年轻大学生犯下了谋杀罪；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证明这场虚无主义者内部的教派分裂与《罪与罚》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方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带有喜剧色彩、与人为善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列别贾特尼科夫与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他已经不再是一名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区别对待。这位空想社会主义者赞成心平气和的宣传说教，喜欢以讲道理的方式劝说人们相信空想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他借书给索尼娅的原因），他认为，拯救人类关键在于公共生活的合理安排。就在两年之前创作《地下室手记》那个时期，这些问题还非常重要；但是，俄国的情况变化得飞快，如今它们已经过时。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无用的废话；他觉得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而不再满足于对未来的乌托邦幻想，因此，精英个体具有自行实施决定性打击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可以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著名文章《论犯罪》里发现这一新情况的另一种反映。对于这篇文章的每一个观点，已经成为虚无主义者喉舌的那份“厚重杂志”《俄国言论》都有可能提供一段相应的引文。虚无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是德米特里·皮萨列夫，他以抨击艺术毫无用处——当然，这只是另一次功利主义推算的应用——而著称。只要回顾一下皮萨列夫和他那一派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无可争议、名副其实的左翼激进分子对民众——他们可能正是希望为了民众改变世界——表现出极度的蔑视。我们还发现他们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证明强者与弱者之间难以根除的差别的合理性，并且证明强者有权践踏弱者和没有价值的人。 实际上，《俄国言论》最好斗的撰稿人瓦尔福洛梅·扎伊采夫——他后来流亡国外成为巴枯宁的追随者——甚至为奴役黑人进行辩护，他的理由是，黑色人种天生低劣，如果不被奴役的话，他们将在为生存而与白人斗争的过程中被彻底消灭。尽管皮萨列夫并没有为扎伊采夫的结论而只是为他的前提进行辩护，扎伊采夫的观点仍然遭到大多数激进分子的否定。虽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的观点，但这正是功利主义搭配虚无主义的一贯应用，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它暴露了新生激进意识形态真正的道德后果。这一背景解释了经常被人论及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尼采”特征。早在一九一三年，托马斯·马萨里克就在他那本不可不读的《俄罗斯精神》一书中指出了在皮萨列夫身上和俄国虚无主义中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些“尼采”元素；但是，在那以后没有人给它们哪怕一点点关注，也没有人指出它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希望，所有这些现在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罪与罚》的意图。在我看来，他的目的是要描写这种激进的俄国虚无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之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他成熟作品的）常规做法，想象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把虚无主义那些“不成熟的离奇思想”付诸实践，这个年轻人的性格特征体现了虚无主义相互矛盾的各个方面。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激励俄国普通激进分子的是慷慨助人和自我牺牲感情冲动。无论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理性利己主义”的务实性，他们被博爱、同情、无私以及帮助、治愈、抚慰苦难者的欲望所打动。他们的道德本质深深地植根于基督教和俄罗斯的土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两者是一回事），总体上与他们附带吸收的、他们认为他们正在按其行事的西方思想并不和谐。因此，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中一次又一次看到他戏剧性地描写俄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冲突，他们在非理性（顺便说一句，非理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绝不是弗洛伊德那种概念，而是像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一样通常指道德）与某种不讲道德的理性之间摇摆不定，在自己天生的情感与思想意识之间左右为难。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以自我觉醒的形式描写这种内心冲突，让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逐渐发现某些互不相容的东西在他的思想中可怕地混杂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小说的开头似乎是一种犯罪动机，而在小说的结尾，当他向索尼娅进行那一番著名的忏悔时，似乎又是另一种动机。许多批评家认为这种明显的双重动机是小说的一个败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在艺术上一以贯之地塑造人物。另一方面，菲利普·拉夫最近断言，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正是因为没有提供一个明确单一的犯罪动机，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现代人格错综复杂的本质”，或者说揭示了“人类意识无边无际、深不可测”这一惊人的事实。 然而，这两种观点同样都有严重的错误。[自从一九六〇年在《党派评论》上首次发表以来，菲利普·拉夫具有启发性的文章《〈罪与罚〉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广泛转载和阅读。所以，我们似乎应当纠正一个重要的事实错误，因为拉夫先生的文章肯定起到了扩散这个错误的作用。拉夫先生认为他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发现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伟人”理论的“来源”。作为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熟悉这本书的证据，他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所写的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列出了他需要的一些书籍，除了别的书之外，他写道，“一定要把黑格尔的书寄来，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过，与这封信的原文对比之后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给他寄的是《哲学史讲演录》而不是《历史哲学》。]这本书的全部意义恰恰在于拉斯科尔尼科夫为其罪行的辩解从一种到另一种的变化过程，他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他的行为真正的本质。即使没有我简要说明的历史背景，对于每一个尊重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小说技巧的能力并且研究了小说第一部分具有独创性的奇特结构的人来说，这一点都应当非常清楚。 例如，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犯罪实际发生的前一天才开始他的叙述而又通过一系列倒叙传达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主观动机？原因之一当然是为了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取得出色的戏剧性反讽的效果。因为导致推断得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利他性功利主义犯罪理论的整个过程只是在小酒馆那一段情节里才被详细说明。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小酒馆里听见一个大学生和一名青年军官争辩的正是他的理论；而这是他即将实施犯罪之前的最后一段重要情节。（顺便说一句，我们应当清楚地记得，当青年军官怀疑是否有人可能实施这种犯罪时，大学生反驳道，如果没有人这样做，那就“不会有伟人了”。因此，拉斯科尔尼科夫理论的“伟人”内涵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不是后来突然加进去的。）从时间上讲，小酒馆这一段情节与谋杀本身处在一个时间序列的两端；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叙事手法巧妙地把它们压缩在一起——而且是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在这里领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戏剧性反讽的主题意义，我们就会得到一种可以阐明令人非常头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动机问题的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合并压缩时间序列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向读者淡化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主观动机。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靠典当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时所处于的被催眠般的歇斯底里状态以客观而且富有戏剧性的方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不是根据他的利他性功利主义理论实施的犯罪。无论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自己是什么人，这时他都是在其他力量的控制下而不是根据这种理论行动的，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一两页前看见过这种理论，所以它仍然在我们的脑海里呼之欲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手法是要迫使全神贯注的读者向自己提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真正动机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 

苏联电影《罪与罚》（1970）海报 现在我认为，这本书第一部分的整个结构意在通过同样客观而且富有戏剧性的方式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解答。第一部分包括两个交替展开的情节序列。在一个主要由倒叙组成的情节序列中，我们了解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过去、他那令人绝望的家庭状况以及促使他犯罪的所有情况。这些情节塑造了他性格中利他的一面，并且强化了我们对他的感性认识：本质善良，富有人性，同情苦难者。正是他本性的这一方面使他永远不同于真正的罪犯，并且使他想到通过未来造福于人类补偿他的罪行——即使人们真的可以称之为罪行。不过，我们在这一部分也看到了他在行动，在关于马尔梅拉多夫及其家人的一系列场景中，在关于林荫大道上年轻女子的那一段情节中。在这些情节中我们还注意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辩证逻辑出现了，它像后来的戏剧性反讽一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削弱了他的利他性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戏剧性反讽只不过是整个这一系列手法高超的描写最后逐渐达到顶峰。 在每一段情节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最初纯粹是出于天性对人类苦难的景象做出反应，他本能地匆忙出手扶危济困。但是，在某一时刻，他的个性一下子发生了彻底转变。他突然退缩，变得冷漠和倨傲，不再悲天悯人而是开始憎恨人类的软弱和卑鄙。每一次这种感情的变化都暗示了应用功利主义算计的结果。例如，他饥肠辘辘却把身上的所有钱留给了马尔梅拉多夫一家；但是，当他走到外面时，他开始为这种做法轻蔑地嘲笑自己。为什么？他想，因为“他们毕竟有索尼娅而我自己也需要钱”。这让他想到人类之所以卑鄙是因为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能习以为常——例如，靠女儿卖淫挣钱为生。 同样的情况在关于林荫大道上那个年轻女子的情节中以更长的篇幅出现了。这个女子显然已经被侵犯过，她还面临落入另一个勾引者之手的危险。拉斯科尔尼科夫最初对她出手相救，但是随后再次因为冷漠的厌恶情绪转身走开。“让他们自相蚕食吧，”他自言自语地说（终究是一种典型的达尔文主义观点）。接着，他又思考了马尔萨斯的论点：为了保护社会，一定“百分比”的人无论如何必须消失，因此，怜悯和同情完全找错了对象。俄国学者最近在《俄国言论》所发表的一篇扎伊采夫的文章里追踪到了“百分比”理论。扎伊采夫将这一理论用于慈善目的，他认为，既然丑恶行为和犯罪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那么，惩罚作恶者和犯罪者就是错误的。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把同样的观念用于拉斯科尔尼科夫也许更合乎逻辑。 接着，在揭示拉斯科尔尼科夫计划犯罪的主观、利他动机的追溯过程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另一段向前发展的情节，这些情节及时削弱了这种动机，显示出他的思想对其情感的真正影响。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到，每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行动时，他的内心深处就释放出一种仇恨人类、冷酷无情的极端利己主义情绪，尽管他仍然以为他热爱人类。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如何扭曲了他的情感进行的这种戏剧性的反复说明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就连那些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动机前后矛盾的评论家也从来没有声称他的所谓艺术瑕疵严重损害了这部小说的原因。显然，这些评论家能够感觉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尽管根据他们对这本书的错误解读无法解释这种统一，也无法解释如何达到的这种统一。 我所说的现在大概足以解释，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他为自己犯了罪并且仅仅是为了看看自己是否强大到拥有杀人的权利时，一点也不令人意外。这只是他的自我认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说一开始就让读者感觉到了这种认知。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巧妙地处理了《罪与罚》结构与主题之间的关系，请让我根据我对这种处理的一些观察总结一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开始缩小读者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认识与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自己的认识之间存在的差距。因为，在第二部分中，随着拉斯科尔尼科夫从病态中逐渐恢复过来，他开始思考其罪行的所有反常之处并意识到，他不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犯罪。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对着他过去所写的文章《论犯罪》，这篇文章说明，极端利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对人类的功利主义之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小心翼翼地预示了这一题旨，但是，在它恰当地解答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其罪行的疑问并使读者的初期印象具体明确下来之前，他并没有充分地展开它。不过，犯罪的经历立即使拉斯科尔尼科夫认识到，激起他对人类无私之爱的情感无法与想要成为拿破仑、成为梭伦[梭伦（Solon，约前638—约前558），雅典政治家和诗人，曾任雅典执政官并进行宪法和司法改革，改革成果被称为“梭伦的法律”。]和莱库古[莱库古（Lycurgus）是传说中的公元前八世纪斯巴达政治改革家，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至今存疑。]所需要的情感共存。因为，被其使命感所支配的真正的伟人不可能关心他为谋求其未来的幸福而践踏的苦难的人类。 拉斯科尔尼科夫最初的理论一旦因此而土崩瓦解，他就面临在索尼娅非功利主义的基督教之爱和自我牺牲与斯维德里盖洛夫导致自我毁灭的道德尽失之间的选择。于是，小说后半部分的结构明显表现出它的目的，它是想敦促激进派知识分子中的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他们必须在爱的信条与力量的信条之间做出选择。正如我试图说明的那样，两种信条都在名为俄国虚无主义的冲动和理念的奇异混合中体现出来。因此，俄国激进意识形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变化——当时“理性利己主义”被一种关于爱的基督教世俗伦理所取代——也许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虚无主义的抨击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 请允许我补充说明一点，有一个情况一直让我很感兴趣： 年轻敏感的皮萨列夫在阅读《罪与罚》时情绪失控痛哭流涕。他的反应是否与震惊地意识到什么事情有关？即使有关，这也没有妨碍他立即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成为俄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证实，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的真正起因是饥饿和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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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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