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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摘，是中性词语，“下地摘了八、九个西瓜”字面意思是看不出来违法行为的。

偷，显而易见是违法行为。

“河南瓜农倒赔三百元”，无论从警方处理结果，还是通报用词，都让人大跌眼镜。

这里不妨揣测一下当地采取“摘西瓜”处理的动机。

如果认定为“偷”，涉事人员造成犯罪，警方就应当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但问题是涉事人员“被”瓜农弄伤，他们或许会张口要瓜农赔偿几千元医疗费。

要知道，偷西瓜在当地几成风气，如果因为偷西瓜抓了几个人，那岂不是自讨没趣？法不责众嘛！于是警方为了达成和解，让双方各让一步，瓜农赔偿300元医疗费了事。

这是基层调解最常用的办法：就跟菜市场买菜一样，你多掏点，他便宜点，交易成交。而对错，是不重要的。

无独有偶，发生在同省兄弟区县的“井盖事件”，也引起不小的舆论。吃瓜群众关注的重点，还是基层执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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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和井盖，看似独立，折射出的确是基层执法难这一难题。

难在公平。“井盖事件”，矛盾双方是卡车司机和数众当地百姓。正如勒宠《乌合之众》所讲的那样，“群体”和“当地”给了抢井盖人天然的自信，他们相信“法不责众”，肯定给警方造成不小的压力。反之，司机就好对付多了。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基层执法者总会有意无意偏袒强势一方，这样做虽然可以加快达成和解，但实际上侵害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难在规范。照理说，执法者应当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但实际上，基层面对百态人生，各种油盐酱醋茶，规范化做的再完善，也难免会遇到各类特殊情况。若瓜农没有追赶“摘瓜人”，那几个“摘瓜人”没有受伤，那这案子就好处理多了，也不必在“摘”与“偷”之间纠结。可问题是“摘瓜人”受伤了，面对他们的呵斥，民警自然是会考虑考虑他们的感受。否则，怎么达成和解？

于是在现实困难面前，很多责任心不强的执法者，要么选择“拖字诀”，以此来消磨意志；要么如同西瓜和井盖涉事民警一般，抹稀泥的方式，采取“摘”这样不影响大家感情的字眼，快速完成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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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摘”还是“偷”，群众自然心里有数。民警的“机智”选择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我们应当深思：为什么类似的执法事故总是在基层执法部门发生？

笔者认为，这个锅不应当只让基层执法者来背。

首先，法律法规是前提。虽然在2016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意见》，但还是犯了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同样的老毛病：原则规定的多、细则划分的少。说白了，实际执行难度大。当然，这需要法律体系的协同完善，指望某一部法律法规就能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

第二，良好的法治社会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公民、媒体、执法者、立法机构都是其中的一份子，不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法治社会必将受到影响。作为基数最大的公民，如果仰仗“群体”的力量，自信“法不责众”，采取撒泼打滚的方式对抗执法者。应该讲，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线执法部门应对群体事件能力非常薄弱，很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办法。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基层执法者法律素质有待提高。从入口看，基层岗位专业、学历要求是最低的，中文系、广告系毕业，考试入职民警也是常有的事。法律法规可以短期突击培训，但法律意识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学习沉淀过程。再加上基层执法者事务繁杂，缺乏科学的、系统的培训计划。这就造成了基层总是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执法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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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即便作为执法机构，也需要法律援助服务。

例如城管系统实验的律师跟队执法计划，有效普及了法律，给取缔违法占道的执法人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取得了一定效果。

同样的，派出所作为与普通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公安机关，有义务、也有必要在执法过程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公正，如果因为理解偏差造成类似西瓜和井盖的事故，破坏的不仅是当地的公信力，更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

我们当然理解一线执法者的辛苦，指望他们都成为专业的法律人士也是不现实的事情。完全可以参照城管系统的法律援助服务，帮助一线民警可以在执法过程中不变相、不走样。

同时，应该给一线执法者配置完善的法律保障系统，例如在处置群体事件中，一线执法者在必须要进行强制执法情况下造成的一些无法掌控的后果，法律应当予以适当保护。解决一线执法者后顾之忧，让执法者能执法、敢执法。

区别“摘”与“偷”，我们的执法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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