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冯珠娣、张其成

翻译：沈艺、何磊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一中一西两位学者，经过长期的田野工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合作完成了这样一本杰出的研究著作。《万物·生命：当代北京的养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从养生这一具体现象入手，探讨了北京市民对良好生活状态和现实政治社会秩序的理解，旁及北京城市文化和城市建设问题。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一章。 

市井生活

亚洲城市的规模与拥挤程度同北美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认识这样一名美国游客，1983年（那时，机动车数量激增的90年代尚未到来）的一个雨天，当他走在上海街头时，黑压压的人群让他感到恐慌，行人雨伞的交织碰撞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刚到北京不久的美国学生，如果想要在闹市保持自己习惯的节奏，就会故意采用冲撞的方式在城市中步行或骑车穿行。面对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中学生，或是蹒跚而行的老年夫妇，他们不愿意尾随其后龟速前进。北美人都习惯了宽阔整洁的人行道以及不那么多的行人，这种习惯也塑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预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中国友人的经历：漫步在晚高峰刚过的芝加哥街头，面对人迹寥寥的街道，她感到十分不自在。时间尚早，不用担心犯罪分子骚扰，但她感到城市无比死寂冷清。这座城市一点都不热闹，而中国的城市居民却非常在意公共场所是否热闹。

 

同北美相比，东亚大都市的街道上往往行人更多，热闹时间更久，但问题不仅在此。问题还在于，东亚城市公共空间里进行的活动种类也多。无论在芝加哥、亚特兰大、华盛顿还是蒙特利尔，大部分城市行人都只是在室内各目的地之间穿梭往来。尽管在北美城市中，部分街区也有路边咖啡屋或售货亭，但是在街道上，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是用来穿行，严格受控的穿行：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在自行车道内骑行、靠右……托马斯·布鲁姆·汉森（Thomas Blom Hansen）和奥斯卡·弗凯克（Oscar Verkaaik）曾提到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关于现代城市特征的概括：“枯燥乏味、毫无个性、千篇一律的空间：购物中心、封闭社区、车流不息的高速公路，这些同质空间消除了社会交往的潜在威胁。”汉森和弗凯克试图发掘后殖民城市的“城市魅力”，他们认为塞内特的观点完全是出自北美的视角。对于造访北京的北美游客而言，这种对“干净卫生”的北美式城市的期待早已是他们的习惯。

 

面对中国的市井生活，“第一世界”的游客总是感到惊讶、着迷或狼狈（这些感受通常交织在一起）。北京城的大部分区域都不是枯燥乏味、毫无个性、千篇一律的同质空间，尤其是老城区、郊区乃至远郊区县的中心区域，迅捷便利甚至杂乱无章的商业活动在这些地方欣欣向荣地发展着。为了让城市更加整洁卫生地迎接奥运，北京市在2008年开展了针对街头摊点的大规模整治行动。即便如此，很多人仍在大街小巷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活动。

 

北京街头的早点摊

 

2007年夏天，冯珠娣住在鼓楼附近的旅馆里，在鼓楼周边散步几次之后，她对所见所闻做了如下记录：

昨晚10点左右，从E家回来路上的一幕简直让人手足无措：路边有个只穿着短裤的矮个儿老年男子，在人行道上洗盆里的衣服。那时我才注意到路边两个金属片搭建的建筑工棚（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建什么）。金属工棚外面已经睡了一排男工，肯定是因为工棚里面太热太挤了。 昨天白天出去的路上，我看到一个男人在自家半敞开的路边前院里用盆帮老父亲擦澡（穿了一点衣服）。显然，这片地区到处上演着极具北京特色的市井生活：自行车修理铺里，工具零件散落在沾满油污的抹布上。清晨人们蹲在自家门口洗头或刷牙。老人在自家前院遛鸟打盹儿。路边汽车铺忙着洗车修车，占据了整个人行道，摩托车修理铺也是同样景象。杂乱之中总有张小桌，工人要在那里吃饭。路边人家也会在门前支起桌子吃饭，而路人则各怀心事，与之擦肩而过。如果桌子上摆的不是饭菜，那可能是人们正在玩棋牌游戏，或者孩子正在桌上做作业。在人行道上，小孩四处玩耍，大人则逗着婴儿。三三两两的宠物狗则在主人眼皮底下四处溜达。有些骑车人偏爱在人行道而不是马路上骑行，至少在难得没有居民占据的路上是如此。三轮车杂乱无章地停在路边，货车和私家车自然更不用多说，因为这条街跟北京很多街道一样，根本没有停车位。路边有时可以看到一堆堆装修建筑用的黄砂和砖块，黄砂水泥围成一圈加水，用来制作混凝土，最终要清理干净的建筑垃圾也堆积在一边。 同样在人行道上，人们坐着洗菜择菜。衣架撑着洗过的衣服，挂在交通路标之间摇晃。拖把（北京人称之为墩布）倒着摆放，倚着电线杆来晾干。拾荒者搜寻着为数不多的垃圾桶，试图找到塑料瓶、易拉罐之类的东西，而收废品的人则慢悠悠地骑着三轮车，“废品——”的吆喝声回荡在胡同的各个角落。每隔四五百米就会有一间发廊，在门口的自行车上、路标上、树与树之间的细绳上，到处都晾晒着清洗过的毛巾。德胜门城楼与鼓楼之间有一些公共健身场所，健身器材涂着鲜艳的颜色，清晨和傍晚比较凉快的时候总是有人在那里锻炼。即便在炎热的午后，孩子们和老年人也会聚在阴凉处玩耍聊天。

但这还不算是拥挤的区域！大部分小吃摊点搬到了室内，有些饭店还设有临街的外卖窗口。由于居民出行更多选择公共汽车、地铁、出租车或私家车，街边自行车也数量骤减。街道居委会仍会在布告栏张贴当日报纸，仍然有人驻足阅读，并下意识地随着版面在人行道上挪步。有些街角或空地成为人们玩扑克牌、打麻将或下棋的场所。这种公共场所进行的私人生活令人印象深刻：逼仄的单元房把人们挤往大街小巷，拥挤的空间内竟上演着如此丰富的生活场景。但这种市井风格并不只是住房条件紧张的尴尬产物。北京人之所以走出家门，恰恰是为了追求热闹：令人愉悦的活跃气氛，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精神焕发的集体活动，热情与喧闹。 历史学者孟悦在其近作中描绘了20世纪上海的热闹与繁华，而当代北京的市井生活正与之类似。她采用列斐伏尔的方式描绘了城市生活的“市井之欢”，深入细致地追溯了城市活力的来源：“各类城市景观的汇集：饭店、旅馆、剧院、商店、茶馆、歌厅……其间聚满了商人、旅人、看客、游客、店主、‘乡巴佬’、贵妇、娼妓与扒手。”孟悦并不对所有城市做出普遍意义上的概括，而是强调“多元空间”与“多重历史”汇聚于上海城，她着重关注这些因素如何造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城市特性。同1949年以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座城市相比，那个时代的上海都拥有更多的剧院，也容纳了更多的罪恶。即便在今天，孟悦勾勒的“以街道为中心的”都会型城市仍然可以同北京老城区的市井生活发生共鸣。 将当代的中国城市风貌同1949年前中国城市的繁荣景象进行对比，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专利。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也通过突出城市过去的热闹繁华，强调现代化进程与古都重建的同步发展。展览馆的永久性展区中心有一间精心建造的椭圆形展室，一幅描绘1936年北京南北中轴线景观的特制壁画曾经一直挂在这里。2010年，椭圆形展室进行了改建，长幅影像取代了壁画。那幅壁画以古典风格为主，兼具现代意涵，巨细靡遗地刻画了北京生机勃勃的市井街衢：街头人流如织、车水马龙，商店戏院鳞次栉比，整幅壁画以宫殿建筑压轴（直到1936年，很多此类建筑仍向公众开放）。壁画中描绘的缤纷景象同孟悦描述的20年代上海街景极为类似，但这幅叫作《天衢丹阙》的壁画将市井场景平面化、浪漫化为热闹繁荣的城市景象，在画中，整座城市整洁而卫生，一切都井然有序。 

《天衢丹阙》中的前门大街和大栅栏

战前的北京同今日的北京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似乎城市规划者试图忘却两者的差异。数十年的革命政治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为这座城市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城市的格局与景观上（苏式办公楼、环路结构），还体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上（集体生活如工作单位、街道居委会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今日中国城市的全球化进程与造就19世纪上海的殖民力量极为不同。在北京，生意往来、娱乐活动、养生保健、传宗接代、履行义务都有着独特的方式，这些利用空间、消磨时光的行为活动都具有典型的当代北京特色。它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样式，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形式超越了城市决策者的规划预期，也打破了城市社会学家的总结概括。正如托马斯·奥斯本与尼古拉斯·罗斯所言，“城市溢出了边界”。无论是经济学思维、人口压力， 还是为国际消费建造奥运北京的指令，这些要素都无法完全解释多姿多彩的北京生活。对于浸淫在现代中国历史经验中的居民而言，生活充满了独具况味的酸甜苦辣。 日常生活意义的溢出是生产性的，在北京，这一溢出过程在养生活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养生实践促成了“溢出”的城市复杂性。养生不仅是个体的自我修养，它更是参与、促进、丰富城市文化生活的行为。养生不仅是有效的保健活动，它也是非生产性快感的源泉。养生不仅是毛泽东时代集体锻炼的延续表现，它也是创造新的人类本性的前瞻方式。养生不仅是中国传统医药与传统伦理的实践，它也是放眼全球并与现代美好生活的密切结合。诸如此类。在下一节，我们将关注北京街坊邻里聚会交往的方式，以及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北京人如何聚集、展示他们自己的生命，又如何以此展现首都的蓬勃发展。 

“城市是一部作品”

 

如列斐伏尔所言：“如果存在所谓城市的生产，如果城市中存在社会关系，那么这种生产就是发生于人类之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不是物质的生产。”所以“城市是一部作品，它更接近于一部艺术品，而不仅仅是一件物质产品”：“城市有其历史，城市本身就是其历史的产物。换言之，被明确定义的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历史条件既激发可能又限制可能，即便一一细数这些条件也不足以解释历史产物的奥秘。”

 

奥运时代的北京城市生活就是一部由群众创造并由群众共享的作品，一部在多样意义、多重层次上精心创造而成的作品。在本章开头，我们引述了冯珠娣记录鼓楼街区的田野笔记。但北京的各个街区并非都像那个区域一样热闹，北京的大街小巷并非到处都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北京市乃至中国政府都非常看重北京的国际形象，当局强大的行政力量精心规划着北京的城市建设，力图使之成为相对纯粹的跨国空间，在极度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传统中国特色。永不停息的规划与拆建运动极大地破坏了我们之前描述的市井生活风貌，并且按照全新的空间想象来塑造这座城市，力图令其具有现代的简洁与光鲜的外表，也因此使之丢失了所谓“东亚都市的城市风韵”。

 

诚如列斐伏尔所言，尽管他竭力批评自己称之为“规划思想”的现代规划方案，然而“在现实中，推土机却实现了这些‘方案’”。类似地，本雅明也曾指出，巴黎林荫大道的设计者，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曾经称自己为“破坏艺术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指出，“在推土机发明之前，精于破坏的意大利军事工程师早就形成了推倒心灵的习惯”。在这片曾经大多是低矮建筑的土地上，为了响应国家当局提升国际形象的指令，城市规划者与建筑师共同谋划并促成了大刀阔斧的建设活动：超现代的办公楼、高速公路、演出场所、购物中心、博物馆迅速地拔地而起。凭借这些光鲜靓丽的建筑，他们野心勃勃地建造了一座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更现代的北京，也因此让公共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一种名副其实的后现代风格，清式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时至今日，可供工作、休憩、购物、社交的场所比比皆是：使馆区、王府井购物街、高层住宅小区内部的街道、由外国人和“土豪”新贵占据的城中城（比如大北窑的SOHO）……甚至街上的行人都越来越如摩登建筑般概念化、卫生化、可爱化。

 

都市中产阶级建筑师为城市规划了理想的形象，规划建设之中的市井生活于是不断地趋近这一形象，这一特质在2007年天安门以南地区竖起的巨大招牌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其时，天安门之南的前门地区正经历着大规模的改建，目标是将前门建成新复古风格的多功能区域，而这些大招牌既宣告了正在进行的改建工程，又对建筑工地起到了遮挡作用。在今天的前门历史文化区，往日低矮破旧的房舍已经不见踪影。改建工程有其自身的建设规划理念，工程力图重现1936年北京城的繁荣景象，也就是《天衢丹阙》 中勾勒的北京市井生活。1936年是一个巧妙选择的时间点，在日本占领之前，也在是否“实际存在社会主义”这一棘手问题之前；同时又在中国东部的许多城市经历了文化现代化的冲击与改造之后。在大尺寸数码成像技术的帮助下，建筑遮挡物（大招牌）贴上了巨幅的规划效果图，画面看起来极为逼真。经过数码技术的修饰，前门与天安门地区的街道实景合成到了尚未建成的景观的效果图中，有时人与车看起来就像是悬浮在模拟的人行道之上。“一孩政策”塑造的小型家庭、背包旅行的外国留学生、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结伴而行的妙龄少女、一两个白发苍苍但仍然精神矍铄的老年人……对于这片传统街区里涌现的新式古典建筑而言，上述画面为建筑蕴含的怀旧气息赋予了极具现代感甚至未来感的日常生活色彩。

 

新前门地区的建筑只有几层高，房屋十分密集，为商业活动预留了充足的空间，也为购物者提供了宽阔的步行街道，但周边尚未达到真正热闹的程度。规划者似乎希望，前文描述过的鼓楼市井生活以更加整洁有序的方式在这片街区重现。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它就更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最“自然”、最“原生态”乃至最“典型中国式”的城市生活，仍然是“由群众创造并由群众共享的产物”，是一部作品的组成部分，这部作品就是奥运时代的北京。

改建后的前门大街

 

然而，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欢庆（la Fête）：所谓‘欢庆’，就是只进行消耗而不从事生产的庆典仪式，不为别的，只为追求纵情欢愉与显赫铺张，只为沉醉于财物充盈的纸醉金迷之中”。前门历史文化区是否有可能摆脱自身的主题公园气质（官方前期宣传勾勒的图景中处处展现出了这一特质）？一边是对往日帝都的怀旧想象，一边又是奥运时代城市规划的私有化潮流：市中心高价地块新建起一幢幢价格不菲的公寓楼盘，钢筋水泥将日常生活圈入封闭的寓所与社区，保安与防盗系统建构的防御体系维护着奢华的私人生活，而街区则可能为整日只在两点一线间移动的疏离个体所占据——这种发展趋势让城市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限制并削弱了列斐伏尔所谓的“非生产性公共欢愉”。

 

列斐伏尔可能会将北京近来的城市发展批为规划思想的可悲产物。新建的办公大楼限制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也让交往变得更加私密；封闭的钢筋水泥丛林让社区面貌变得千篇一律；铺天盖地的公园美化让开放空间的功能变得呆板单一；在官方独断意志的许可下，公共雕塑狭隘而煽情地呈现着这座城市的历史。然而，这些表面上的繁荣成就可能不过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或资本主义现代性霸权的表现，而城市规划与大拆大建的成果也只不过是在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与实践样式添砖加瓦而已。“即便一一细数历史条件也不足以解释历史产物的奥秘”，如果列斐伏尔此言不虚，那么，关于正在实现的未来，无论学者多么明白它的条件，我们仍然无法预知这些条件能够“诞生”何种城市现象，又有何种城市将“从边界溢出”。

 

由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出发，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在其理论中深入探讨了这一吊诡：“如果我们采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区分方式，不再认为新兴文化就是主导文化、旧式文化就是残余文化，那么，新旧元素如何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无论这种作用表现如何、协调或是抵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把此类问题称为‘当代’。”为数不多的中国的城市研究者能够结合民族志资料与文献资料立论，卢端芳是其中之一。关于当代时刻中的历史动力，卢端芳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她从弗洛伊德关于“压抑—回归”机制的理论中得到启发，出色地分析了现代化进程的传统再造活动中北京人的情感投入。她指出，“旧日风暴造成的碎片不仅仅是孑遗而已，它们随时可能引发另一场风暴”。在下文中，我们还将回到卢端芳的研究。在她的论述中，新旧城市模式之间难以预测、蓄势待发的张力特征非常明显。我们无从知晓，城市的当代状况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

 

经常在鼓楼附近散步的人很难错过街巷的市井生活：晚上人们总是穿着睡衣走街串巷，开放空间里物美价廉的服务随处可见，孩子们在人行道上写作业，炎夏的树荫比空调更令人舒适……我们非常担心，本文中独具特色的“热闹”生活终将消失。街头巷尾的“拆”字让人纠结，不远处嗡嗡作响的推土机也令人心生怨念。

 

更私密、更“小资”的城市时空似乎终将摧毁生机勃勃的日常市井生活。但严格说来，日常市井生活同样是人为的偶然产物，它也总是受制于人为规划的城市图景。所以，同规划实施的超现代北京相比，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以往的市井生活就更加“正宗”呢？认为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一定属于更加自然的过去时代，这种想法忽视了社会文化产物之中根深蒂固的混杂特征与政治属性（拉比诺和卢端芳恰恰看出了这些特征）。究其本义，各种各样的城市生活都是人为产物，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尽管城市生活总是错综复杂的，尽管城市总是超出规划者或居民的本意，它们仍然是特定历史条件（“由群众创造并由群众共享”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拆房大师”自然毋庸讳言，就连亲眼见证了北京的结构性转变的普通群众也认为“城市是一部作品”，一部由他们自己的日常实践创造的作品。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地，公园、广场、街头巷尾，他们无处不在地证明着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些行动，他们名副其实地诠释着现代汉语中“群众”的概念：自觉地以独具中国特色的方式“群居”于城市。在一切可能获得社会满意度的地方，在一切可以进行文娱活动的场所，在一切可能获得身心愉悦的所在，北京人都自觉地运用、施展、塑造、锻炼着自己的身体：公民的身体。他们强调养生艺术的传统历史特质，试图以此成为“文明”的主体。成千上万的生命个体让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气，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体都是一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呼应着“即便一一细数也不足以解释其产物”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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