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

说是读书，那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整天就是在“宿舍、餐厅、教室”三点间梦一般地徘徊，生活说不上不好，也说不上不坏，只记得校园里的柳絮刚开始飞扬，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计算着假期的到来了。

暑假伴着蝉的嘶叫如约而至，放假前，班里的一些同学聚在一起讨论着如何打小工。暑假有60多天，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去建筑工地打份工，一是可以锻炼自己，另外还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正好同学峰的舅舅是一个建筑队的包工头，于是我央求他给我找个活干，并大言不渐地说不管多苦多累都能干。

放假半个月后的一天清晨，峰骑着车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去建筑工地。叮叮当当地骑了大概20分钟，我们便到了峰所说的工地。那是一座正在兴建的办公楼，就矗立在马路边，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只有几个戴安全帽的人在敲打着什么。见了峰的舅舅后，我们领了安全帽，便开始工作。那时的工资是一天2.5元，每天工作10个小时，早上7点点名，中午12点下班；下午2点点名，7点下班。这些数字如今看起来可能不大容易让人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峰在工地也算“高干子弟”，他舅舅安排他开卷扬机，而我则和其他人一样，给三个砌墙的瓦工供料。我负责楼上的三个人，只要把砖和搅拌好的泥沙从提升架上运送给砌墙的瓦工，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对于我来说，这又谈何容易？往往是我刚晃晃悠悠地从提升架上把砖送到一个瓦工身边，那个瓦工便用瓦刀磕着架板，扯着嗓子喊：“砖没了，快点！”唉，我只恨自己没有分身术，只好连汗也顾不上擦，便慌慌张张地推着车子赶过去。

终于熬到了12点，停工后我才发现手上磨出了两个泡，脚也只打颤。中午骑车回到家，母亲把一大碗面端到我面前，又仔细看了我的手，心疼地说：“儿呀，咱别干了。”

“没事，妈，我能行，下午给我备一副手套就行了。”我说。

母亲同意了我的要求。吃过午饭，我便去休息了，大概是太累了，没有片刻，我便酣然进入了梦乡。

醒来后，喝了两口母亲准备的绿豆汤，一看墙上的钟表，已经1点多了，于是一番忙碌后便顶着耀眼的太阳上路了。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柏油路面被晒得软软的，白花花的阳光照得我头皮发麻，耳朵里也嗡嗡响。

下午的工作和上午一样，还是同样的活儿，只是觉得更累。

就这样干了四五天，我才逐渐适应了工地的劳动。

之后的整整一个月，我没休息过一天。月末，当我从包工头手里接过75元工资时，我的心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一样，因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赚钱，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