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近代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应当对民国时期发行的多种人像纪念币这一重要内容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当中每一位成员出现的背后，都有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一时期发行的人像纪念币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在更多意义上反映的是一种政治现象。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谁掌握了军队就意味着谁掌握着政治主导权，一时间，军阀们不断进行着实力的较量，从而导致着国家政治权力更替甚为频繁，你方唱罢我登场。当事人在站到了权力顶峰的时刻，总想着要采取一种什么形式给后世留下点东西，把自己的形象铸在钱币上就成了达到这一目的首选形式。本文所介绍的两枚纪念币就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纪念币是由国家发行，通常是为了纪念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传统文化、杰出人物等具有特殊意义的事物而发行的货币，应该载明面值（贵金属币应该有计重）。但下面将要叙述的两枚人像纪念币，算得上是中国纪念币史上的另类了。

仁寿同登纪念币，是徐世昌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华民国七年十月1918年9月至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1922年6月）期间，于民国十年九月，也就是他当选大总统第三年的时候发行的银质无面值人像纪念币。也是为徐世昌62岁生日而铸，即俗称为“祝寿币”。该币是由天津造币总厂铸造。此币正面为徐世昌免冠便装像，背面周边有两组字，上边一组字是“中华民国十年九月”，下边一组字是“纪念币”，左右各有一朵花置于上下两组字之间，背中设一珠圈，珠圈内是风景图画并题有“仁寿同登”四个字。其风景图有一种说法为“海屋添筹”图。

徐世昌（1855.10.23～1939.6.6），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汉族，远祖浙江省鄞县人，落籍直隶天津卫（古属东海郡），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今汲县县城内曹营街寓所）。

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不一般，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成为袁的重要谋士，此后累获擢升。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曾多所举措，冀能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观望时局变化。1914年5月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以局势难卜求去，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再次起用徐世昌为国务卿，但此次任职仅一月徐即力荐段祺瑞继任。11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后又调解直系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到了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这次徐世昌虽然被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但实际掌握北京政权的则是任国务总理的段其瑞。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他在天津成立诗社和编书处，以编书、写字、赋诗过起了寓公生活，终年85岁。

徐世昌既然是科举出身，自然会对“海屋添筹”的含意了然于心。古时，誉有仁德的人长寿，徐世昌当了三年大总统，也许他认为算是有德了，当时又在总统的位子上，自诩、自祝一番，谁又能说不行呢？可能是因出于此，而铸行了这一枚无面值而带年月的人像纪念币，同时也给后人也留下笑柄。

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1924年11月至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1926年5月）期间，为给自己树碑立传而发行的无面值银质人像纪念币。此币正面为段祺瑞免冠便装像，上缘有楷书“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字样。背面为嘉禾中间篆书“和平”字样。我们从纯货币研究角度来讲，这一枚纪念币还存在着差错，因为当时段祺瑞只是“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而此枚纪念币上则铸成“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把“临时”二字给去掉了。这样一来，给世人的信息就是“正式执政”了。此币由天津造币总厂铸造。

说起这枚“执政纪念币”，不能不说说它的主人――段祺瑞。

段祺瑞（1865.3.6～1936.11.2），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年号正道老人，汉族，安徽合肥市肥西县金桥乡人，北洋皖系军阀首领。1885年9月，考入李鸿章创办武备学堂第一期预备生，分入炮兵科。在校期间由于成绩优异，受到李鸿章的器重。1887年11月，从天津武备学堂炮科毕业。曾获清政府派送到德国留学（炮兵专业），回国后被派任北洋军械局委员。 1891年调到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官，这正是段祺瑞与北洋新军的深厚渊源所在。甲午战争后被调往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左翼炮队第三营统带，兼行营武备学堂炮队兵官学堂监督、代理总教习。

1899年底，随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到山东镇压义和团，从此成为袁世凯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被称为北洋三杰（北洋之龙王士珍、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之豹冯国璋）之一。

1901年5月，袁世凯将义女张佩蘅嫁与段祺瑞为继室，这也更加强了段祺瑞与袁世凯的关系。此后几年间，段祺瑞凭借着与袁世凯的关系、镇压起义和为北洋练兵有功，一路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直任到清廷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并准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号。由于段祺瑞在北洋曾任保定“陆军行营军官学堂” 督办，北洋军官中多是他的门生故吏，此人在北洋的根基已是相当的深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令段祺瑞兼任第一军总统官，并署湖广总督驻师湖北孝感，全权主持前线和革命军作战任务，成为以武力镇压革命军的急先锋。

1912年至1917年底期间，段祺瑞曾作为主角参与了“逼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洪宪帝制”、“讨伐张勋复辟”等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因此，当时对其有“三造共和”的美誉，他的声威可以算作是如日中天，他不仅是北洋皖系军阀的首领，也成了北洋奉系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这也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特定的历史人物。

到了1922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在这次军阀之战中奉系战败，直系军阀掌控了北京政局，段祺瑞则被迫从北京移居到了天津，期间他与奉系张作霖及南方孙中山联合反对直系统治。1923年1月，孙中山派于右任赴天津与段祺瑞接洽，商讨联合反直事宜，8月6日段祺瑞正式对外声称“将领导反直系运动”。

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后，冯玉祥派代表贾德耀赴天津与段祺瑞密洽，请其出山，嗣后段祺瑞的代表宋子扬到滦平会晤冯玉祥。冯玉祥在与段祺瑞、张作霖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拥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请孙中山即日北上指导，张作霖、卢永祥等也联名推段祺瑞为联军统帅。

到了1924年11月，段祺瑞邀张作霖、冯玉祥到天津开会。冯玉祥本来是想在北京召开会议，或是等孙中山到天津后再开会，这是因为冯玉祥已察觉到段祺瑞、张作霖已联合起来要对付自己，但最后会议还是在天津召开。这次会议议定，在新政府产生之前，暂时组织临时执政政府，并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其瑞到了北京后，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当日段祺瑞发布临时执政令如下：“祺瑞于本月二十四日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自维德薄，重以时艰，惟有勉矢公诚，求孚民意，刷新政治，整饬纲纪。所望官吏士民，协力同心，共臻治理。此令。”自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之时，他就又再次走上了中国政治的前台，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元首。

临时执政条例规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对外代表国家。这样一来，国会总统和内阁总理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临时执政一身。实际上，这是一个名称不同的封建专制式的独裁政体，对当时中国民主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

我们回视上述两枚人像银质纪念币，发现有以下四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这两枚纪念币发行时间都是处于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当时，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实际上国家仍处于一个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货币发行不仅不严肃，也更无权威性可言。我们从这两枚纪念币的发行及其背景分析，可以从中看到在民国初期货币发行的随意性和混乱状况；

第二，这两枚纪念币，都是明确标示为“纪念币”的无面值（无计重）货币。做为近现代货币的特征之一，货币本身应标明面值或计重，不论是流通币还是纪念币。由于这两枚“纪念币”都缺少作为“货币”的必要要素――币值，所以说，它们应当不能算做是完整意上纪念币。一般而言，我们是把无面值的币形纪念物称其为纪念章，对有面值的纪念性货币称其为纪念币，而这两枚从性质上划分，应当是非“章”亦非“币”，应属于纪念币中的另类品种；

第三，这两枚所谓的纪念币，都是民国初期的官僚军阀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而铸。一个是为自己祝寿，一个是为自己掌权，真可谓是恬不知耻，洋洋自得，其实是适得其反，成为贻笑后世的物征；

第四、这两枚纪念币的主人，都是北洋军阀中的重量级人物，且也都属北洋中的皖系，与袁世凯的关系都非同一般。而在为自己发纪念币这件事情上，也算是前有师之，后有效之；

第五，这两枚纪念币均是天津造币总厂铸造。当时的天津造币总厂实际上已沦为了当权者以权谋私的工具。当然，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钱币收藏增加了一个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