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Dorothea Lange在社会纪实摄影史和摄影作为媒介的历史进程中都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她标志性的移民母亲形象——弗洛伦斯·欧文斯·汤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在1936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最严重的时候在加州尼波莫(Nipomo)拍的一张照片——看到兰格的。

纪实摄影没有绚丽的色彩，它深刻而冷峻的镜头更像是在记述人类历史上那些千疮百孔下的苍白与苦痛。记录了人们在阳光之下的脆弱，纪实摄影的镜头很多并不“好看”，却让人们警醒，让这个社会重新去审视。

值得注意的是，兰格并非仅仅通过图片来揭露政治不公正。她的方法更加跨学科，回顾展特别关注她将图像与文本融合的实践。帕尔多说:“她在摄影方面是一个开拓性的先锋，但她的实地记录也揭示了她是如何支持调查方法的。”她对展现更大的背景感兴趣，在故事板上工作。她懂得如何讲述需要展示的故事。

她不像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那样，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纪实作家——她的工作是在她自己的人本主义人生哲学框架内完成的。她知道一个形象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但她总是把这个形象固定在个人的痛苦上——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些字幕中有很多白话，在这些文字中，她已经逐字逐句地转录了她所听到的内容。

《视觉政治》紧随最近在巴比肯举办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摄影展览之后，其中包括另一种生活，展出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众多摄影师的作品，展示了反主流文化、亚文化和少数民族的叙事。

帕尔多认为，摄影是一种将边缘化的声音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特别合适的媒介，兰吉作品的展览是这个节目中值得欢迎的一章。她解释说:“我经常认为摄影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因此会对历史社会话语进行评论和批判。”

当摄影作品作为公共媒介传播，摄影师就有责任提高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我认为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代表多元化的声音、经验和现实，这些声音有时是可燃的，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脆弱的。

帕尔多说我们不仅要把多罗特娅塑造成一个具有开拓性的社会纪实作家——我们还在提高人们对她拍摄的问题的意识。她坚持原则、目中无人、不懈地追求正义，我认为我们有责任表明这项工作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作为一个艺术机构，我们不一定有义务去教育，但我们有义务去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