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的儒学分为两派，即以二程、朱熹为代表，最后由朱熹统合的“性即理”；以及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最后由王守仁成熟的“心学”。两者有共同的出发点，即排除汉儒传统，恢复先秦儒学；同时反对外来佛教的干扰。只是程朱系统侧重于外在约束，重建儒家伦理，整顿社会秩序，陆王学说侧重于内在慎独，反躬自省，不假外求，乃心学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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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后期，佛教进入中国，道教也在那时再次兴起。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都追求离开尘世日常，出世出家，通过修行或修炼获得一种超高的境界。

佛教的一个分支禅宗以为，“每日担水砍柴，即是人生之妙道”，而到了宋明时期，儒家开始重新抬头，主张这一哲学的代表人物有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他们以为事父事君才是人生之妙道，出世出家在他们眼里被认为是不作为的逃避。他们坚信，尽性至命，不离日常，同样可以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所谓，成就圣人，不一定非要逃到山里头，坐到庙堂之上。

在这方面，张横渠曾著有《西铭》一书，在儒家哲学的发扬上很有造诣和贡献，被普遍认为是继《孟子》之后的又一儒家扛鼎力作。按此书观点，“事天”是最道德的，可谓“事天”呢？即知道个人乃至任何事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谓之知天。在此基础，明白对于万事万物的救济，都是为宇宙服务，这就是事天。从宇宙观点看人间的道德行为或人世作为，都是一种“事天”行为，所有的服务都是替天服务。

在张看来，能“知天”的人，他所见的一切事物，对于他都另有深意，比如《论语》中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于“知天”之人，会把这当做一种人生之流动，道之本体。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从天地的观点看事物，外在和内在同体，且会在这种感悟过程中得到一种特别的快乐。

《论语》中曾记载朱子的评语，朱子说：“用天地的观点看世界，虽起乎事物之外，而实不离乎事物之中。”这是人生的一大境界——乐天阶段。即不但觉解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而且自同于宇宙万物，天地就是我，我就是天地，和万物融为了一体。（这点看来，与康德的物自体之说很是一样，心与物是一体的，不能截然对立和分开）

对此，庄子说：“”孟子也说：“”都体现了天地境界中人的最高造诣，就是与天地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不分彼此，与物同体，与万物没有分别，这才是人生之大全。一旦达到了此种境界，就能做到“天地之用，皆吾之用”。

在宋明儒家哲学那里，天地境界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知天”“事天”“乐天”和“同天”，要想得到人生至高境界——道德或天地境界，就必须要实行一种修行或修养功夫，这种功夫一方面要“致知”，即对宇宙人生有一个完全的了解和认识。对宇宙和自然世界有了解，叫“知天”；对社会人生有了解，叫“知性”；做到知天和知性之后，才能有“事天”“乐天”“同天”的可能。另一方面还要“用敬”，敬即注意，关注。人的内心很复杂，很难做到对一事一物长期专注，单靠了解到宇宙人生的新意义，不足以做到常存和常住。因为人的内心经常会起别的念头，或者在发生利害冲突时，心理会马上起其他变化，他们认为单靠“致知”，虽然可以达到一种境界，但不能使我们的境界和初心常住，所以，“致知”和“用敬”要同时并进，缺一不可。

“致知”让我们得到至高境界，“用敬”让我们时时常住那种境界，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勿忘”和保持浩然之气的方法。除此外，个人的悟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宋明儒家哲学，在对待宇宙和人生方面，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采用的都是这个方法，即一边“致知”，一边“用敬”，只不过他们的哲学主张在细节上，有先后顺序的差别而已。后来，程朱又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格物”说（研究事物的原理），王阳明则加入了“致良知”说（注重人的本心，本心即良知）。至此，宋明儒家哲学彻底完成了对儒家哲学的系统改造和时代传承。

陆象山：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王阳明：人有本心，本心即天地万物之心，良知即本心之现实体现。见了善就知道是善，见了恶就知道是恶，能辨别善恶能体察本心即良知，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都是良知，致良知，先要求得了解和认识。

二程：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识仁”、“定性”，然后成就人生之真理。

朱熹：人心之镜，莫不有知，而天地之万物，莫不有理。人生在于穷其理，格其物，渐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