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在某地放映完《生活而已1》，一位也拍摄过一两部纪录片的女性用很严厉的口吻问我，你拍这个纪录片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我之前当然思考过这些问题，一般来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这么“敷衍”：我拍摄其他“活儿”的时候剩下了很多带子，这些带子浪费了可惜，又没什么题材拍，所以就拍自己了。这样的回答虽然是事实，但肯定不能被她认可。她说，你别嬉皮笑脸，我很严肃的问你。我说，我这就是在很严肃的回答。

其实有时候，问别人问题不是想得到答案，而是借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她的观点应该是：你暴露隐私，制造噱头，投机。我的作品确实缺乏道德上的优越感，甚至不符合某种约定俗成的纪录片伦理（这个伦理也一直在变，基本的脉络是这样的：49年后歌颂新中国，文革歌颂毛，文革后反思，80年代歌颂大江大河和苦难，90年代关注平民，新世纪关注底层），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很多年前，我最初的纪录片大多关注公共话题。有的涉及农村污染，有的是关于县城书贩，那些纪录片似乎都是拍几个边缘人，然后告诉观众，看，他们多么边缘，多么孤立，而我是多么有责任感，观众看了，也就变成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了。这样的独立纪录片道德或者审美，似乎有点太狭隘。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的那些作品是有问题的。

但事实上，很多人对纪录片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我在湖南某学校教纪录片，把纪录片分成了十几个门类来讲，但多数同学拍出的纪录片还是很狭隘。2015年参与某影展纪录片单元的初选，不少纪录片作者同样认为拍摄一个题材、一个话题就是纪录片本身，根本没有深入，也缺乏感情、体验、审美，缺乏感性的冲动。

在一些政治生态正常和影视文化成熟的地区，如果纪录片能够在大众媒体上播出，这种符合传统纪录片美学，有着社会职能的纪录片是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能够促进民众对政治、社会、文化、生态、自我的思考，纪录片也没有“独立”和“非独立”的区别，有的只是制作成本的区别。

问题是，在一个刚刚解决温饱、崇尚物质、“无知即力量”的政治集权国家，这些纪录片根本没有和大众沟通的可能，没有大众的参与，“社会责任感”仅仅是一种诗人般的“社会责任感”，几乎没有促进法律、文化、政治、社会变革的可能。公共话题的纪录片，最终仍旧沦为个人表达。而独立纪录片的“独立”的意义则更多的是拍摄者个人的审美、政治的独立。

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手机互联网的时代，纪录片遇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时效性。如果要关注一个事件、一个群体或者个人，想以一种相对客观、及时、有效的方式对其进行关注或者影响，纪录片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微博”倒是帮助了不少人，也让不少事件得到关注。还有学术性。当下“导演”似乎已经失去了某种学术上的地位，失去了某种“权威”，大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彻底的相信一种观点。

一些纪录片中如果涉及具体的学科，比如自然科学、政治、历史，如果在小圈子放映，大家可能会敬佩作者的某种“勇气”，但是把作品放在学术领域，作品中往往充满着谬误，比如某部耗时耗钱充满着社会责任感的反转基因调查纪录片在专业人士看来就是一部笑话集锦。还有来自伦理的压力。各种网站会把影片信息和放映信息公布，观众也会就影片发表评论，虽然这都是小范围的，但还是经常会让被拍摄者感觉到难堪。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觉得迷茫，无力，我想拍摄纪录片，但不知道拍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拍。生活的压力也不允许我花太多时间外出寻找题材或者拍摄，到后来，只能拍自己。我很清楚，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我是一个相对典型的“标本”，在这个国家有亿万像我这样读完书后离开故乡，孤身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在影视作品中是被忽略的，即使略有涉及，也会被戴上“奋斗”、“创业”这样的“正能量”高帽，这种“正能量”几乎回避掉了所有困惑、迷茫和矛盾。

我希望能够记录下看似正常发展的社会下的个体的矛盾。其实最初没什么奢求，仅仅是记录下来，别人能看懂就看，看不明白算了，反正也没多少人能看得到。所以在拍摄、剪辑的时候我尽量的以一种完全主观的视角，不去考虑什么客观、真实、流派、纪录片的定义，真正的纪录片问题只有一个，人的问题。

如果说常规的涉及公共话题的纪录片像是公开的演讲，而私人影像更像是人与人之间私下的言语，它希望能够和观众达到某种沟通。公开演讲和私下的言语同样重要，但有时候私下的言语可能更能表达说话者的立场。比如在央视文艺节目上的毕福剑和饭桌上唱“老逼养的”的毕福剑，后者更倾向于真实的他。

事实上自己拍自己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在我看来，不管什么纪录片，都应该遵守传统的电影的规律。哪怕在局部有创新和颠覆，也应该以传统的模式为基础。虽然也有的人称之为影像日记，但它和日记也不一样，纪录片是一个整体，如果作为长片，它首先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电影，应该有宏观、系统、多元的思考，还应该有一般意义和普遍意义。

我有学生拍过这样的纪录片，片名好像叫《上学之路》，他从出宿舍门开始拍，拿着DV一直往前走，最后走到了教室，整个短片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拍摄。这应该算是纪录片，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还有同学拍过泡方便面然后吃掉的过程，一个十多分钟的短片，这好像也是纪录片。但这应该不是好的纪录片，安迪·沃霍尔也做过一些这样的作品，但这些都不太符合常规的纪录片的做法，可能有人觉得很好，这样的作品单纯、无功利，最早期的电影《火车进站》好像也是这种风格，但我个人更喜欢弗拉哈迪式的常规的做法，也就是说尽量的让作品看起来像是常规的电影，不去追求所谓的“窥私”或者形式感。

·《生活而已》

这两个纪录片的具体拍摄方式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场景用的是固定机位，将摄像机架在三脚架上或者放在任何可以放置摄像机的桌椅物件上，然后选择可能会拍到有效画面的时间进行拍摄，实际上很多更有意义的素材都没拍到。还有一些是我拿着摄像机拍摄的，这些往往是在拍摄环境或者空间中的第二个人。

为了使摄像机对对方的干涉降低到最小，机器往往夹在我的胳膊下，画面可能会有抖动，明暗、对焦等方面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还有的画面是我让别人拿着摄像机拍我，我会和对方交流，当然我拍对方的时候也会有交流，这样的画面打破了屏幕上的“第四堵墙”，不过后期剪辑的时候这些画面会让我非常尴尬。

后期制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每个画面都需要经过我的选择，我需要考虑每个画面的伦理问题，场景之间的衔接问题，时间、空间的衔接，甚至还要想到所谓的“面子”。虽然现在的成片已经不符合“北京精神”（据说我的片在某次放映被领导审查的时候，审查的领导这么说的）了，但我其实还是做了很多妥协，考虑到作品可能会被公开放映，照顾大多数人的宽容度。现在《生活而已》到处放映，实际上说明它并没有过多的挑战当下的道德。之前我有一个叫做《业余》的纪录片，那个是敞开了做的，几乎没什么人看过。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一下。那就是纪录片的真实性的问题。人的前面有摄像机和没有摄像机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管是谁拍谁，都会有所顾忌。就算是以“客观”的“上帝视角”去拍一个人，只要他知道摄像机和导演的存在，肯定会适当的“表演”。第一人称纪录片有时候看上去特别像摆拍，虽然不是摆拍，至于最终的作品是不是“真实”的，其实只有导演知道，作品是表达“真相”的素材。

但是有一种“摆拍”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很早我在电视台的时候曾经看到记者会安排好当事人的路线，让当事人去找另外一个当事人，碰撞出矛盾。这样的纪录片似的新闻其实更像是真人秀。国外也有一些节目会这样安排，比如把一个男人和一个AV女忧放在一个房间里，让他们生活几天，拍下来，这更是设置好的真人秀。很明显我的作品不是真人秀，是纪录片。

《生活而已》系列的两个纪录片在近几年在各地做了很多场放映，也参加过一些影展。有的场次我在，现场经常有观众问我想表达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上学的时候经常总结文章的“中心思想”，上瘾了。“中心”、“思想”这都是集权词汇，是用来统一思想，排除异端想法的。电影由成百上千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又有着丰富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有作者要表达的信息，每一个领域、专业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对作品做出阐释。大家特别希望从文本中发现真理，以此获得愉悦。我们能不能也试图从文本中发现真理不是真理呢？这应该也是对作品的理解方式。

我当然可以一本正经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阐释、分析、读解自己的作品的意义，但作品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比“意义”重要。就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人们在热议上海一个女孩子去了江西农村男友的家的事（虽然是个假新闻，但很多讨论的人都很有共鸣，也有相似的经历），我的《生活而已1》和《生活而已2》里就有好几场是关于这个的，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别的影像记录，不管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在中国，每一件热门事件都会被大范围的讨论，讨论甚至大于事件本身，很多年后，人们的思维更缜密一些，看待问题更透彻一些，“讨论”可能会变得无意义，而事件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要把生活记录下来，什么“私影像”、“第一人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纪录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