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ott，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研究生。本文来自：乐天行动派（ID：letianxingdongpai）。

2005 年的一个晚上，津巴布韦的心理医生契班达接到了穆塔雷市一位医生的电话。一名契班达之前治疗过的抑郁患者，24 岁的艾丽卡，用老鼠药自杀未遂。

契班达很担心，急忙让医生转告艾丽卡的母亲，尽快带女儿到他这看病。然而三个星期过去了，艾丽卡依然没有来，契班达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

后来有一天，他接到了艾丽卡母亲的电话 — 艾丽卡已经在家里的芒果树上吊死了自己。

从那时起，契班达开始意识到，对这些穷苦的百姓而言，仅依靠传统的医疗机构与医疗体系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把治疗带到社区。”

▲  契班达医生。

可是，在医疗资源匮乏的社区里，谁能代替专业心理医生为人们进行心理治疗呢？对于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契班达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社区里的奶奶们。

这一计划被称为“友谊长椅” — 奶奶们通常会坐在社区里的长椅上，倾听、鼓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自 2006 年以来，契班达的团队已经培训了 400 多名社区志愿者奶奶进行谈话治疗，她们在津巴布韦的 70 多个社区免费提供心理援助。

仅在 2017 年，奶奶们就为超过 30000 人提供了帮助。“友谊长椅”的治疗效果通过了实证科学的检验，其模式也被推广到更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医学专家们普遍认为“精神疾病”是独属于富裕西方国家的富贵病。1953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病学家兼顾问 JC Carothers 在论文中表示，非洲人的心理发展水平不足以使他们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

即便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对于富裕国家中抑郁症的诱因是否会在世界贫困人口中产生同样影响，学界依然有所怀疑。

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教授阿巴斯这样描述怀疑者的理由：“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当他不幸去世时，你可能会悲痛欲绝；但如果你有七个孩子，当你的第八个孩子因难产而死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么伤心了。”

帕特尔是一位在伦敦接受医学教育的专家，当他刚刚来到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时，他也误以为非洲民众的精神问题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疾病。

在采访当地医生及病人时，他发现当地最常见的精神疾病有一个名字：kufungisisa，这是当地语言绍纳语中的一个词。当帕特尔询问患者患上 kufungisisa 的感受时，答案令他感到意外而熟悉：无望、疲惫、无法面对问题、对生活缺乏兴趣 — 这都是典型的抑郁症症状。

▲ 图源：healthtimes。

“这与我在伦敦南部诊所治疗的抑郁症患者的症状相同。情绪痛苦的基本性质与身体疼痛无异，他们寻求帮助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人类会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它。”帕特尔说，抑郁症不是“富贵病”，人人都可能患病。

当帕特尔在津巴布韦时，世界银行正在开展一项名为“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

他们发现，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残疾的最大原因是精神障碍 — 主要是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它们导致了世界上七分之一的残疾。抑郁症患者更容易患上其他疾病，且治愈的可能性更低。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相关医疗资源少之又少。帕特尔与普林斯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拥有全球 80% 以上的人口，但仅拥有不到 20% 的精神卫生资源。

自 2000 年起，WHO 的精神卫生地图集项目（Mental Health Atlas Project）开始收集世界各地精神卫生资源的信息。据 2017 年的地图集显示，在高收入国家，每 10 万人中有超过 70 名精神卫生工作者；而在低收入国家，每 10 万人口中却只有 2 名精神卫生工作者。

▲  津巴布韦的人口约有 1300 万，但全国上下只有九家精神卫生机构，其中，仅2家有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从数量上看，1 位医生要负责超过 100 万人的精神健康。在津巴布韦，平均每 4 人中就有一人经历常见的心理障碍。图源：friendshipbenchzimbabwe。

此外，在一些观念落后的国家，许多精神疾病患者被视作“异类”、“变态”，他们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无法拥有干净的衣服，舒适的住所，安全、隐私等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能得到保障，甚至还会受到监禁和虐待。

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有像帕特尔和契班达这样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专家的努力，贫困地区的心理问题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人享有精神健康”已经被纳入 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06 年，契班达开始了将心理干预带进贫困社区之中的探索。经过在哈拉雷的调查，他发现抑郁症患者占比最高的是一个叫姆巴雷的贫民窟社区，他决定在这里开始他的实验。

可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在他去之前，姆巴雷的医疗资源就少得可怜，因此，当地的医疗部门无法为他的项目提供任何医护人员，甚至无法给他提供一间用来问诊的房间。要想开始他的项目，他唯有自谋出路。

既然没有专业资源可以依靠，此时留给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就地取材，使用“业余”人员和“业余”场地。

巧的是，社区里正好有一批时间充裕的奶奶们，她们偶尔帮忙做些社区卫生服务领取少量报酬。契班达用两周的时间对她们进行培训，告诉她们什么是心理疾病，如何用专门为津巴布韦社区设计的简单问卷来诊断抑郁，以及如何进行“问题—解决”模式的谈话治疗。

契班达在医院的院子里摆上了几排长椅，将这个院子变成了他的露天诊所。也正因此，这个项目被他命名为“友谊长椅”。

随着项目的开展，契班达发现，这些临时拼凑的“业余人员”反而拥有意想不到的优势。奶奶们将一些不被当地人接受的西方专业术语本土化，把诸如“抑郁”、“死亡设想”等等拗口的词用当地语言重新表述，让一些原本抵触的患者乐意与她们聊天、接受治疗。

现年 72 岁的切赫伊就是其中一位奶奶，10 多年来她帮助过艾滋病患者、吸毒成瘾者、被饥饿和贫困折磨的人们、不幸的夫妇、孤独的老年人和未婚先孕的年轻女孩。

她倾听患者诉说自己的问题，然后引导她的病人，一步一步分析直到他们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在她的患者彻底好起来之前，她会一直与之保持联系，鼓励他、帮助他走出困境。

2016 年，契班达团队做了一个实验。

如今，在津巴布韦三个城市的 72 个诊所中都设有友谊长椅。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大约有 40000 名患者接受了治疗，其中大多数是女性。

契班达还在农村地区开设了“友谊长椅”项目，其中一个将专为青少年提供治疗。从马拉维到桑吉巴尔，再到纽约，“友谊长椅”的影响早已超出津巴布韦。

▲ 加拿大宾顿市的“友谊长椅”（图源：thefriendshipbench）。

在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的过程中，“友谊长椅”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马拉维，“友谊长椅”上不仅有奶奶们，爷爷们也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桑吉巴尔的“长椅”上坐着更多的年轻人；纽约的“长椅”是最多样化的，包括所有年龄、种族和性取向的人，都可以成为在长椅上提供心理援助的人。

“我们希望覆盖所有人群”，纽约市卫生部健康平等中心战略规划和沟通办公室执行主任怀特说，“纽约市的人口非常多元”。

纽约明亮的橙色长椅于 2017 年年中推出，第一年就吸引了约 30000 名咨询者。到目前为止，纽约在布朗克斯区、布鲁克林区和哈林区设有三个永久性长椅，在节日聚会上、教堂里和公园里则有流动的咨询站点。

“当我访问纽约时，我发现纽约的人们要面对的问题与津巴布韦人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非常相似，”契班达说，“它们都关乎于如何面对孤独感，如何获得关怀，以及如何克服生活里的困难。” 

帕特尔也说，大约 80% 的抑郁症患者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些“希望干预”：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给他们一些鼓励、支持和引导。尤其是在疾病早期，即便只是一次与一名非专业医务人员的“长椅”对话，也能够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状况。

医疗资源缺乏的问题不只属于贫困国家，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同样面临如此境况。纽约虽然有着远多于哈拉雷的心理医生，但纽约的居民与心理医生之比也只有 6000：1，只计算贫困群体时，这一比例还将低得多。

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因此，他们也在考虑推出“友谊长椅”计划来覆盖弱势群体。

到目前为止，“友谊长椅”项目取得的成果令人欣喜，但我们也无法忽视“长椅”背后仍旧存在的问题。在津巴布韦，“友谊长椅”项目仍旧缺少资金支持，契班达原本计划对治疗方法进行一些系统性研究和改进，却因为资金匮乏而不得不推迟至今。

如何向缺少医疗资源的弱势群体提供心理援助，是世界各地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友谊长椅”上津巴布韦的奶奶们让我们看到了应对这一问题的崭新思路，但问题还远远没有被真正解决。

我们需要更多的“友谊长椅”，但也需要更多、更均衡的医疗资源，让每一个备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都能拥有及时而专业的治疗。

资料来源：

[1] Guardian: Busting the myth that depression doesn't affect people in poor countries.

[2] BBC: How a bench and a team of grandmothers can tackle depression.

[3] Patel & Prince. (2010). Global Mental Health: a new global health field comes of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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