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孙中山；右伍廷芳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和伍廷芳二人有合作，也有一些分歧。他们的关系不仅受到国内报刊的关注，也吸引了国外媒体的目光。其中，一些美国报刊就曾长期关注过两人的关系。本文拟结合美国报刊的相关报道，探讨外国记者是如何看待孙、伍二人关系的。

追求共和目标下的初次合作
武昌起义两个月后，孙中山回国。不久，他被推举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着手组建新政府，并参与南北议和谈判。此时，伍廷芳正作为南方的全权代表和北方代表唐绍仪等人谈判。为了实现共和，二人开始了初次合作。历史表明，孙中山在合作关系中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美国《农工报》发表评论称：“新当选的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先生来到这里以来（指上海），事态发展迅速，令人困惑，但仔细观察表明，临时总统控制着局势。”
孙中山对局势的掌控，首先体现在其对政府人员的安排上。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在代表大会上首次公布部长人员名单及职务安排，出人意料的是，伍廷芳没有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改名为总长），而是司法部长。此安排引起立宪派和旧官僚的不满。面对黄兴互换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人选的建议，孙中山却坚持原指定人选不变。个中原因，孙中山对黄兴直言不讳，表示他要直接处理外交问题。伍廷芳德高望重，如果任用，会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而选择王宠惠，可以随时下指示。部长名单一经公布，舆论哗然。然深负外交盛名的伍廷芳却默认了孙中山的安排。
美国《奥马哈日报》对孙中山的人事任命进行了分析：“有理由相信，孙博士和他的顾问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要求的重要性，包括任命强有力的行政官员和组织者在内的主要细节业已决定。这些人选中的大多数被认为与孙有关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正式任命。”需要说明的是，12月底只是通过了各部长、次长的名单。1月3号，临时政府各部的正式成立，随后各省代表会正式通过了各部总长、次长的人选。从最终确认的政府人员构成来看，尽管有旧官僚和立宪派人士，但革命党人还是占据大多数，而且政府关键部门由革命党人掌权。这也印证了美国媒体对于孙中山的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孙中山对局势的迅速掌控还体现在南北议和谈判。结束临时总统选举后，孙中山便要求伍廷芳每日传达谈判细节，而且坚决在和谈中表达自己的意志。之后，伍廷芳一定程度上可以便宜行事，然孙中山发给其指示内容越来越多。
相较于孙中山积极主动的人事安排，伍廷芳从一开始便不太在意他的职位，也没有刻意和革命党人走得很近。面对外界关于外交总长任命的议论，伍廷芳对《盛京时报》记者讲：“予视两者无甚差异，无所好亦无所恶。”同时他又说：“予俟新政府建立坚固，即须辞职。此非有他故，盖予尚有他事要做。”（丁俊贤、喻作凤整理：《伍廷芳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42页。）
《平民报》亦提及：“沪军都督府成立之时，他曾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但并没有特别认真地对待，他拒绝承认参与任何革命事务。伍博士说，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他以前与清政府关系密切，但现在他实际上是被迫帮助中国完成事业。”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侧重展现伍廷芳矛盾的心理状态。从报道摘引的伍廷芳访谈录中可以看到，一方面，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伍廷芳对清政府不再抱有希望，“相信建立一个共和制度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年轻的皇帝被允许在王位上停留一段时间，也许会更好，但是选择一个新的王朝头目和一个新的皇帝肯定会制造嫉妒和产生无政府状态，这将导致大量的流血。”所以伍廷芳告诉记者，如果革命者考虑建立共和制度，他“期待美国宪法和德国联邦制的结合”。可以看出，是中国当时的革命运动势头强大到了一定程度，才招募到了像伍廷芳这样的人。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避免战争，伍廷芳选择了和革命党人一起，支持共和制度。但从上述报道中也可以看出，伍廷芳自有其政治理想和目标，同时他也不愿因为各派利益的争夺而深陷其中，所以对于孙中山的人事安排，伍廷芳采取默认态度。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职位后，孙中山和伍廷芳的首次合作宣告结束。从南北议和到伍廷芳处理“姚案”和“宋案”期间，双方或因各自政治考量不同而产生过分歧，但也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且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因此，当有谣言称伍廷芳站在袁世凯一方，发表书信指责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孙中山告诉记者：“没有人会否认伍廷芳博士是一个爱国、能干、才华横溢的中国人……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是一个君主立宪主者……但他多次让我明白，他是全心全意地强烈反对袁世凯及其政策的。而现在，如果他真的写下了那封被认为是他的信，他可能是出于被迫或恐吓，是为了捍卫爱国事业而被迫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影响力……”即便受到如此“谴责”，孙中山依然相信伍廷芳的政治人格，理解他的难处，从中不难看出对伍廷芳其人的认可。面对不实消息，伍廷芳进行了澄清。《旧金山来电》报道说：“伍方声称：‘我从未写信给袁世凯总统谴责孙中山。不时有虚假新闻报道流传，但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虚伪的东西。’”袁世凯任总统期间，伍廷芳既没有接受袁世凯的屡次邀约，亦未刻意疏远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奥格登标准报》认为：“伍廷芳一直是南方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同情者。在袁世凯执政期间，他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挥突出作用。”

维护民主共和运动中的分合
北京政府正式成立后，共和政体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巩固，反而遭遇了各种波折。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段祺瑞组成安福国会等一系列事件，加剧了中国政治的混乱，同时引发了新的革命浪潮。孙中山和伍廷芳的再度合作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1917年，张勋复辟。伍廷芳不畏其武力恐吓，拒绝副署解散国会，并建议当时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前往上海和孙中山等人商议救国之事。随后，伍廷芳本人也携带外交总长信印出走上海。段祺瑞在平定张勋复辟之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举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7月4日，孙中山致电西南六省，号召建立临时政府，旋即乘坐军舰到广东。广州军政府于9月10日宣告成立，并且召开非常会议。此次会议，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伍廷芳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由王正廷暂代。此时，对于如何稳固共和制度，伍廷芳比较认可国民党的一些主张。《曼宁时报》在8月份的报道中谈到了这一点：“伍廷芳表示，他认为国民党是在当前国内斗争中支持自由和民主的政党，并且对国民党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表示赞同。”这一点，从伍廷芳建议程璧光和孙中山商讨救国大计一事中便可窥探一二。然而，直到11月30日，伍廷芳才抵达广州出任外交总长。这一举动耐人寻味。
广州军政府建立在依赖该地区军阀的基础之上。这预示着孙中山和伍廷芳要陷入派系争斗的泥潭。从“大元帅制”到“七总裁制”的军政府组织形式的变化中，孙中山察觉到南方各军阀醉心争权夺势，无心国家统一。孙中山对此深感痛心，决定发表辞职通电，与他们划清界限。而此时的伍廷芳，尚没有察觉西南军阀的阴谋，依然希望借助他们的势力实现南北的和平统一。直到1920年4月9日，伍廷芳终于看清西南军阀各种私心，军政府形同虚设，因此发表《离粤通电》，表达不愿继续与之共事的意愿。事实上，伍廷芳早在发表通电之前，已于3月将相关余款汇存香港、上海两地之外国银行。最终，伍廷芳利用和傅秉常外出散步时，偷偷到车站乘车赴香港，又转至上海，再度与孙中山共谋大计。
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和唐继尧四人发表《移设政府宣言》。后来驻闽粤军开往广东，打败桂系军，孙中山等人得以重返广州，组建“非常政府”，以取代之前的“广州军政府”。这一次，孙中山等人决心依自身力量实现全国统一。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伍廷芳自从1920年和孙中山一起南下后，始终对孙中山保持忠诚。在陈炯明叛变前夕，美国的一些报刊还称赞伍廷芳领导广州政府顺利运转。然而，正当孙中山全力平定陈炯明叛乱时，伍廷芳却向孙中山递交了辞职信。这一耐人寻味的举动宣告了伍廷芳与孙中山政治合作的彻底结束。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逃至永丰舰上，并决议发动反击。次日，伍廷芳携子登上军舰，嘱托孙中山防备陈炯明。同时，他还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保持中立，不要支持陈的叛乱。6月17日，伍廷芳登上永丰舰和孙中山商讨时，曾表示：“此后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第54页。）从语气中，可以看出伍廷芳已决定结束与孙中山的共事。
6月20日，伍廷芳正式发布《辞职通电》：“廷于此次变故，事前则调解术穷，事后则维持力薄，……忧劳成疾，心意灰冷，已决意引退。”（《伍廷芳集补遗》，《近代史资料》（总88号），第224页。）陈炯明叛变前两日，傅秉常在前往香港的途中，听同车的陈部诸将批评孙中山，“辞气不逊，颇异于往日”。傅秉常到了香港警觉事态不对，便于当日下午立即赶回广州，告知伍廷芳“风声颇紧，军人不稳”。伍廷芳听后，劝傅秉常“不必轻信谣言”，并拿出陈炯明的电报。陈炯明称“保证效忠孙中山先生，甚至申言如果部下有犯上之举，愿自杀以谢孙中山先生”。（刘凤翰等整理：《傅秉常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17页。）不料第二天，陈炯明便发动兵变。鉴于广东的混乱局面，伍廷芳曾转请孙中山下野，未果。他虽多方奔波调停，但还是未能改善陈、孙二人的关系。伍廷芳深感无奈，向孙中山辞职，不再做调停者。6月23日，伍廷芳病逝。
从1912年至1922年，伍廷芳和孙中山的关系随着民初的政局而不断发生着变化。民初孙伍二人携手完成了南北议和。伍廷芳接受司法总长的职务安排，并尽心完成本职工作。1917至1922年，伍廷芳在与西南军阀合作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军阀争权夺利、无心国家统一，他再次选择和孙中山站在了一起。两年间，二人精诚合作，伍廷芳对孙中山保持着高度的忠诚。陈炯明叛变的事件再次成为一个变数，伍廷芳和孙中山合作关系结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作者：李树婷编辑：王富聪 孙靖琪团结报文史e家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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