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1908-1986）

中国古诗，晚唐韦庄的《秦妇吟》应该是篇幅最长的之一了。它曾风靡一时，作者因此被呼为“《秦妇吟》秀才”；又湮没千年，只留下一联佳句，引人猜想。直到上世纪初，敦煌学起，拜前辈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先生之赐，将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洞中得到的写本整理公布，我们才得一睹真容。

一首曾经脍炙人口、远播塞外的诗，怎么会在几十年间就突然消失了呢？越过宋元明清，千余年来人们对《秦妇吟》的了解只有稍晚于作者韦庄的孙光宪在其《北梦琐言》中透露的寥寥几笔：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
    韦庄死后，弟韦蔼将其兄的诗编成《浣花集》，亦未收此诗。孙光宪晚于韦庄五六十年，他的说法应有一定可靠性。难道《秦妇吟》湮没千年真是“内库”一联惹的祸？
    
敦煌写本《秦妇吟》的发现，学者们眼睛为之一亮：原来它不是一般的小品诗文，而是一部叙事长诗，有1666字，238句，长出白居易的《长恨歌》（840字）将近一倍，称得上是鸿篇巨制的史诗。诗借秦妇之口叙述黄巢农民军攻占长安以后三年的社会生活状态，从皇帝仓皇出逃，百姓慌乱被杀，巢军残忍粗鄙，到社会衰败，民生凋敝，以及官暴勾结，残害生灵。全诗结构严密，层次分明，行文流畅，辞藻警丽，无论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或艺术创作的精美，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陈寅恪先生誉为端己（韦庄字）“平生之杰作，古今之至文”；俞平伯先生称道：“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也有学者比之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吴世昌先生初未参与讨论，后来读《韦庄集》时，信笔写下：此诗乃仿元稹《连昌宫词》，与《长恨歌》《琵琶行》不侔。
    
韦庄为什么要写此诗，他的初衷是什么？
    世昌先生说：“端己《秦妇吟》通首借秦妇所说遭遇以述长安乱况，反映江南安康。盖庄以此诗为向周宝进见之词。”原来唐代文人未发迹前，初到异地（如京城），会将自己的诗文呈给当地名流显要，求得赏识推荐，这是当时惯例。韦庄应举遇乱，逃出长安，停足洛阳，已年近五十，功名未就，生活颠沛，听说江南安宁，拟投奔在江南任节度使的周宝，写此诗作为进见之礼，吴先生的推测合乎情理。诗述中原之乱反衬江南安宁，惠爱生灵，“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求得周宝青睐，有个安身立命之处，这应是他作此诗的初衷。
    果然，诗一面世，很快流传开来，甚至远届西域。其中“内库”一联确是好联，写人间最悲惨残忍之事，冲击力极大。世昌先生指出此联乃从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化出。但二者有明显不同。李白的诗是感慨历史兴替，怀古伤时；而韦庄之作则是刻画现实惨剧，直刺人心。这一联让那些高傲的公卿尊严尽失，“垂讶”是很自然的。但它所揭露的毕竟是黄巢军的暴行，与公卿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纵“垂讶”亦不至于使后来做到前蜀高官的韦庄恐惧到非要将自己的力作永远泯灭的地步。另一方面，好诗一经流传，便有了自己的生命，仅靠韦氏一纸“家戒”，也难以使其完全消失。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使得作者如此惊恐；有更强大的势力逼迫，才能使风行一时的好诗沉埋千年。
    
那么，秦妇到底吟了些什么，怎么吟的？
    她先说黄巢军突然攻入长安，朝廷猝不及防，人们逃之不及，遭遇抢劫、强暴、杀戮。秦妇被掳入军中，委身一粗鄙新贵，生活三年。诗中两次提及食人肉，先是叙日常生活：“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这是刻画巢军兽性贪欲；后来城内因官军长期围困而断粮，连巢军大头领尚让的灶上也吃树皮了，唯“黄巢机上”继续“刲人肉”，成为绝境求生的手段。至于人肉的来源，下文另有提示。而一般下层兵民，只有“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死绝了。后来秦妇离开巢军，只见“霸陵东望人烟绝……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长安一片死寂。
    秦妇一路逃向洛阳，沿途见闻更加惨不忍睹。当年玄宗皇帝亲封的华岳山神金天王对她说：我平日受百姓供养，现在百姓有难，我却帮不了他们，心中愧恧，只好躲进山林。但是，“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魔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话说得隐晦，什么意思？谁教“魔鬼”“诛剥生灵”？《旧唐书·黄巢传》里有记载:“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四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诗史合观，俞平伯先生的解读是：没有牛羊供奉，巢军就吃人肉。可是，百姓都逃亡山村，城里无人可食。只好“旋教魔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于是：“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这上了史书的惨景，其特别之处不是饥民“人相食”，而是官军与城内黄巢军勾结，做起了人肉生意，官军捉人，卖与巢军，巢军吃人，官军发财。
    秦妇继续前行，快到洛阳了，洛下情况如何呢？路遇一老翁，攀谈起来，未语先哭。他本是一殷实农户，“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官军的凶残更胜黄巢！洛阳也不安宁。
    
秦妇以描述黄巢军的野蛮凶残始，以揭露官军的滔天罪恶终。先叙亲眼所见，自身遭遇，娓娓道来；后述亲耳所闻，正好为此前的经历做注，不蔓不枝，层层剥笋，根由自现。最严厉的谴责，最重的一锤最终打在“勤王”的官军头上。世昌先生说：“诗后假金天神自白‘诛剥生灵’……又述老人之言洛下屯师较黄巢更凶恶。其撰家戒不许挂此诗乃指此二事，非讳‘内库’一联。”这应该是《秦妇吟》必须消失的真实原因之一。
    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他的探究具体入微。他详细考察了秦妇逃亡的路线，对应当时官军与黄巢军的活动范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关联事：唐末藩镇割据，皇帝派宦官去当监军。时有大宦官监军名杨复光者，曾任天下兵马都监。秦妇逃难的路线正好过杨复光的防地。杨复光手下有八大将，大将之一王建，后为“前蜀垂统创业之君”，也正是“端己北面亲事之主”，其余的大将如晋晖、李师泰也都是前蜀开国元勋。秦妇所吟岂不正诛他们的心？

还有更细微隐秘的，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九有“李氏女”条，记某李将军之女，黄巢之乱逃出长安，骨肉分离，无所依托。遇官军中董司马者，遂晦其门阀，委身同行。至蜀，知家人在朝，慨然辞去，各奔前路，再不相扰。陈先生以为李氏女与秦妇经历“亦当日避难妇女普通遭遇”。陈先生说：“当复光屯军武功，或会兵华渭之日……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这是韦庄始料未及的，“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这番推论，虽非直接证据，但入情入理，可信度极高，正是陈先生“以诗证史”的一个创获。
    
《秦妇吟》的起落，跨越千年。具体的原因今天已难以厘清。余有两点可思：
    一是韦庄写此诗，起始只为自己求得一安身之地，并无匡时救世、指点江山之意，以一普通妇女的口气，平叙滔滔乱象，并未抨击某个权贵。从韦庄的社会地位看，他自然是反对黄巢起义的，但他也客观反映现实，读毕感同身受，其震撼人心的效力，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空喊文学要强千百倍！正是作者忠诚于自己的良知，才能创作出这样传世的佳作。
    二是韦庄一定是受到了难以抗拒的政治压力，不仅怕危及自己，而且想会祸延子孙，只得将自己平生杰作断然割弃。而当时曾交口传诵此诗的文士们也深恐“传谣”招祸，齐缄其口。这篇“古今之至文”就这样销声匿迹了。悲夫！韦庄以后致力于词的创作，红楼别夜，故国情思，野花芳草，遇酒呵呵，写了许多清丽流畅的精美词篇，但再也不做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至文了。
    
今年正逢陈寅恪先生诞生130周年，作此篇兼以怀念这位伟大的学者。
    
     2020年避疫，写于首厚大家养老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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