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来源：西泽研究院其实从商人总统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的彭斯、蓬佩奥和班农们就开始发动了“意识形态”大战。只不过与当前的民主党建制左派们相比，他们的极右主义无法引起整个西方联盟的共鸣。而今天不一样，布林肯（犹太人）和沙利文一副专业的左派政治精英的派头和作风，正在联合整个西方阵营对中国施压。这种形势正惊人的按照三十年前亨廷顿预言的方向前行：

文明的冲突，基督—犹太文明圈对阵儒家—东正—伊斯兰文明圈。

中美在安克雷奇相互“开炮”之前，美方各种小动作不断；之后，中俄发布联合声明，中伊签署二十五年战略协议，这一切可能是新的文明冲突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也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东西方文明相互融合过程中的阶段性失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永久的失败。未来几十年，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将与儒家（中国）—伊斯兰（伊朗）—东正教（俄罗斯）组成的文明圈联盟发生长期的对抗。世界文明进入了大冲突时代。

回头再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感觉到一种神预言的力量。按照亨廷顿的定义，世界存在七大文明（或者还有非洲文明），这七大文明之间有共性但更多的是差异，埋藏着冲突的种子。如果说过去的经济贸易冲突容易通过协议解决，那么文明的冲突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很容易上升到极端对抗的局面。主要因为：
1，文明的冲突是深层次的、不同文化频道的冲突，到某个边界是无法通过语言和协议等文明工具调和的。比如笃信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西方文明，不相信集权体制下的民众会有人权和幸福，也不相信集权体制的国家没有侵略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历史经验来看，似乎不同的文明圈之间的和平是暂时的，相互征服才是主旋律。
2，对于宗教化了的文明，教义之间一旦产生冲突，往往会爆发宗教战争。宗教战争是不计成本的、灭绝式的。尤其是一些教义比较极端，将殉道作为圣战的宗教，自杀式袭击、人肉炸弹等极端形式成为主要手段，这让主流文明很难防范。相对来说，没有宗教化的儒家文明更包容和开放一些。历史也充分的证明，中华文明几乎可以与其它所有文明兼容，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一些少数民族进行同化。
3，似乎除了中华文明，其它文明圈都具有内在的扩张性。拿西方文明来说，历史上形成了两大精神内核：传教士文明和海盗文明（一文一武）。犹太教虽然起源于大河文明，但是经历过千年的演化，在与内核为希腊精神的欧洲文明融合过程中，越来越彰显着典型的海洋文明内核。海洋文明则是商业文明的内核。一方面，西方文明希望通过传教士将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在全球普及，让上帝的恩泽惠及全人类。另一方面，又有海盗文明野蛮的一面，欧洲在长期的战乱中不断发展热兵器体系，也为海盗文明的武力扩张奠定了基础。我们当然愿意汲取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文明人本主义的精华一面，但也要正视历史上西方文明野蛮的海盗行为，即残暴的武力对外扩张。
所以要正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西方文明，一方面靠传教士传播基督的拯救和爱（上帝之城），现代的表现形式就是俘获全世界知识精英人心的普世价值叙事体系；当然传播体系也是多种多样，好莱坞大片等商业文化产品算是其一。另一方面，海盗的武力暴力行为也从未停止，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代表现代战争武力威严的航母在各大洋游弋，美国大兵在他国的国土上主持正义，“奖善惩恶”......传教士+海盗的内在冲突，其实内含着西方文明文化性格分裂的一面。我们在历史剧中通常看到的是，每艘远征的军舰上都有一到几名手握圣经的传教士。他们一方面杀人放火，一方面又在为和平祈祷。传教士与海盗之间的文化性格矛盾，也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内在张力。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社会支配性的主流文明，并通过各种形式向全球输出。二战后，西方文明对儒家文明圈的驯服，增加了美欧的信心。日本自不必说，作为战败国没有别的选择，可以说是身体和灵魂都被征服。而亚洲四小龙，也完成了西方化政治经济的改造，并走向了持续的繁荣。不过最让美欧欣慰的则是四小龙里面较大的两个经济体，韩国和中国台湾，他们西方化改革的操盘手都是基督徒。这意味着，同样是儒家文明圈的中华文明，也存在着被西方文明体系同化的可能性。这是改革开放多年来，美国与中国走在一起主导全球化体系的内在精神驱动力之一。
然而中国大陆毕竟不是亚洲四小龙，前者是大陆农业文明，后者则是海洋商业文明。我们说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的基因（爱琴海—大西洋），无论是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还是工业革命的哲学科学思维，其实都来自希腊爱琴海文明的历史渊源。而后来的几个帝国，无论是早期对外殖民的西班牙、葡萄牙，还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英国美国盎克鲁撒克逊体系，也都是海洋文明的基因。他们的海外殖民本质上都是海洋文明对农耕及游牧文明的征服。而近代西方文明对儒家文明圈内亚洲四小龙的成功驯服，主要原因是他们海洋文明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加上日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岛国”。
而中国大陆显然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他们都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的文化基因。因此西方文明要想在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身上复制驯服亚洲四小龙这样的成功案例，显然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地理文化决定论，但我们当然相信这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不过，地理文化决定论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一面是，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和差异来说，它的解释是外生的是源头性质的。
但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就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已经很大程度地“西方化”了，或者充分的借鉴了西方文明。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其实就是在技术、管理和文化，甚至是个人生活上学习西方的过程。我们可以看看生活工作的四周，还有多少原汁原味的本土中华文明的元素。从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企业），到城市管理，生活方式，日常消费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其实都是直接或可追溯到西方。有一个讽刺荒诞的笑话反应了一位彻底反西方“爱国人士”的处境，就是当他彻底抛弃西方元素后，最终的结果就是赤身裸体的过原始生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完全向西方文明“屈服”。因为中华文明与亚洲四小龙虽然同属儒家文明圈，但是还存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西方文明的科技和管理成果当然可以被借鉴，但在触及到根本性的问题上，还需要尊重其他文明自己的选择，以及他们自己本身的演化规律。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大家需要共同重视三点：
第一，文明的方向是一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生存到今天，就是具有超级的韧性和兼容能力（或许是因为儒家只是一种文明方式而非宗教），具有向其它文明学习的包容性和自觉性。在拉斯维加斯中美对话中，中方代表也一再重申，“中方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第二，在空间上，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不一样的是，中国大陆是一个国土和人口的超级大国，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中小国家的认知（不做田野调查只会掉书袋的理论学者们当然没有切身的体会）。一则轶事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当初香港总督麦浩理向邓小平抱怨管理香港太难时，邓小平的回应很有趣：要不你来管理中国试试？（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三联出版社）。政治学理论也充分意识到并一再强调“国家规模”的重要性，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或地区，肯定不能与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相比较，其复杂性并不是其他文明所能理解和想象的。
第三，在时间上，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虽然几千年王朝更迭、少数民族入侵，但是依然保存着中华文明自己的文化内核。西方文明“器”和“术”层面的东西很容易被吸纳，但是再深层的东西要被同化就需要时间来消化。更为重要的是，被西方列强入侵的近代史对中华文明民族性格的塑造，具有对西方文明具有又爱又憎的复杂感情。而新中国的建立则是依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舶来品，儒家显性的文化体系被打碎，被官方的社会主义文化所改造、所取代，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国情的文化体系或意识形态。西方文明如果贸然触碰这些，则是触碰到政治最敏感的地带，当然是会受到极大的反抗。这是近现代史形成屈辱史的历史记忆后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本能性条件反射性的防御。
另外，西方文明在“同化”俄罗斯和伊朗的过程中，出现了波折和回潮。先是俄罗斯采取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后失败，盲目采取“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的西医药方，后果是坠入垄断寡头——不仅是经济寡头，还有政治寡头——控制的陷阱，国力衰微。伊朗的经历更加耐人寻味，也充分说明美国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制度正义，而是国家利益导向——只要是亲美的，统治形式并非那么重要（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和反西方的共和国）。因此当1979年伊斯兰革命将巴列维王朝推翻建立共和国后，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宗教化倾向。
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是一神教的，坚信上帝要拯救全世界，很难容忍其他“神”或者文明的存在（十诫之一是戒拜偶像），而且带有崇高的宗教使命（传教士精神），立志将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因此，很难像儒家文明圈这样容忍“世界是多样的，人类文明是多元的”。在西方文明的精神底蕴里，必须将体制和文明推进到“历史的终结”恐怕才能安心，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坐视旁观其他族类在奴役下“受苦”。他们很难理解在威权统治下会有人权和自由。而儒家文明圈，因为没有形成严格的宗教，是一种社会伦理和文化，当然也就不会有太大的排斥性和侵略性，对其他文明充满了包容和好奇（比如西方的节日几乎无一例外在中国流行，而相反中国的传统节日西方国家基本不care）。

两种文明的差异基本就体现在：中国一直强调国际交往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多极化、特殊性；而美国则认为世界只能存在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文明和一种经济政治模式，如果其他文明形式存在，他们内心就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将西方文明在全球单一化的推广，成为这个强大国家天赋的使命。当然，如果结合政治学的分析，将文明扩张的使命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职能结合在一起，则具有更加现实，更世俗化的意义——满足这一届政客团队的利益诉求。用罗马人的话来说就是：
帝国最害怕的是没有了外敌。

因此当拜登的建制派左派上台，沿着文明圈进行强势结盟，并开始继续在全球扩张的时候，其他相对弱小的文明就只能联合在一起。这种形势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亨廷顿惊人的预言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联合了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和被西方文明同化后的亚洲国家，形成了泛西方文明圈联盟。而中国则与俄罗斯、伊朗发布合作协议和联合声明。一个新的按照文明圈进行划分的政治格局重新确立。

亨廷顿认为文明圈的冲突是非常危险的。当每个文明圈都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殉道”的时候，再加上国家这个暴力机器在政治层面的激化，文明的冲突就会以国家间的战争形式爆发出来。但这个结局无法避免吗？当然不是。也如亨廷顿所言，冲突的避免要靠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重新回到阿拉斯加中美对话，中方明确表示“我们的价值观与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相同。它们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可见在中方看来东西方文明并不缺乏共同点，缺乏的是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文明的走向就是人心的走向，不同的文明之间正在走向趋同，只是一切需要时间和空间。百万读者都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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