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成立以来，中国民主同盟汇集文化教育界、科技界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宋云彬、陶大镛就是民盟成员中的杰出代表，随着20世纪50年代两位先生之间几封书信的公布，使我们对他们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2019年广东崇正秋季拍卖会上，楚图南、陶大镛文献专场引起媒体和收藏界的关注，此次拍品包括两位先生的笔记、稿件以及所藏书画、友人书信等，涉及郭沫若、李达、范文澜、冯友兰、翦伯赞、沈从文、胡绳、季羡林、周一良、常任侠、启功、艾思奇等众多现代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宋云彬致陶大镛书信3封。


宋云彬（1897—1979），文史学家，浙江海宁人。早年参加大革命，后任开明书店编辑等，1937年之后，在武汉、桂林、重庆、昆明等地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加入民盟，1947年赴香港从事民主活动，1949年到北京，曾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之后任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民盟浙江省副主任等职，1958年调任于中华书局。宋云彬1938年至1966年的日记在其去世后捐献给海宁市档案馆，经整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后收录于中华书局版《宋云彬文集》。可惜宋云彬1953年2月至1954年1月之间的日记中断，而他写给陶大镛的3封书信恰好在这一期间。大镛同志：
此次赴京开会，相晤匆匆，未能畅谈。牛平青同志亦未能见到。大家总是紧张忙碌，此种情况，实非改善不可也。嘱撰《关于中国宪政运动历史》一文，当勉力为之，现在蒐集参考书，从事构思也。最近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弟根底太差，对于政治经济学一知半解，总未能融会贯通，例如“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弟总模糊影响，不能作具体之解答，虽曾仔细阅读康斯坦丁尼斯库等人的论文，仍不能深入。为此恳请我兄略加指示，俾开茅塞。盼能在十天内接到你的复信。专此即请勋安，并问牛平青同志好。
弟宋云彬。（1953年）七月九日。

陶大镛（1918—2010），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上海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1946年至1948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访学，期间筹建民盟英国支部，并任负责人。1949年之后曾任《新建设》编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由于相关资料缺失，现在已经很难推断宋云彬、陶大镛何时相识。从两位先生人生经历来看，似乎在1949年之前，他们并无交集，宋云彬年长陶大镛20余岁，而且他们所学专业和职业也不同，虽然都是民盟成员，不过陶大镛是在英国期间加入民盟的，当时宋云彬在香港。1949年初，陶大镛从英国返回香港，在达德学院任教，2月底，宋云彬与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王芸生、郑振铎等民主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离开香港赴解放区，后到北京，两位先生同时在香港的时间很短，是否在此期间相识，还有待考证。
宋云彬与陶大镛相识，很可能是因为《新建设》杂志，《新建设》的前身是北京地区知识分子在1948年7月创刊的《中建》，仅出版10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新建设》创刊，初期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直到1966年停刊，是一份综合类学术期刊。宋云彬1949年6月9日日记提到《中建》准备复刊，并召开座谈会，因为有其他事务，他未参加此次会议。1950年1月19日，他收到《新建设》编辑部邀请，并出席22日的晚宴，此后即为《新建设》撰稿，估计是在此期间，他与陶大镛相识的，他们均为民盟成员，在相关会议或活动中相聚机会不少。宋云彬日记最早提到陶大镛是1950年11月3日，陶大镛给他送《新建设》杂志一册。1951年，为支援地方建设，宋云彬到浙江工作，此信即作于他在浙江任职期间，从内容来看，因为时间仓促，宋云彬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与陶大镛仅有简短的会面，陶大镛向他约稿，宋云彬回到杭州后，回信谈及文章写作情况。“牛平青”是陶大镛的夫人。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中共中央公布了很多相关文件和学习辅导资料，宋云彬在学习这些文件过程中遇到困惑，在信中向陶大镛请教。“《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应是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11月出版），是斯大林晚年的著作，其中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规律也发挥作用。“康斯坦丁尼斯库”指Miron Constantinescu（1917—1974），亦翻译为康斯坦丁内斯库，罗马尼亚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领导人、学者。1953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论人民民主制度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宋云彬信中提到的论文应该是指此文。对于长期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宋云彬来说，初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有些困难，此时，他想到远在北京的好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陶大镛，向其咨询。大镛同志：
对不起，你等我的文章等了个空。最近（从北京回来后）我为了如期交历史教科书的最后一章，在室内温度九十七、八度下埋头写稿，一天总坐上八九小时，遍身发了痱子。十三那天，把教科书稿寄出，就动手写《五十年来的宪政运动》，参考书大体已齐备，只缺关于《五五宪草》的。不料十四晚上，因为痱子痒得厉害，用“集成痱子粉”一扑。呵哈，不得了，到下一天，遍体痱子都起白头（化脓了），两腋和两胯皮肤红肿，流黄水，苦痛不堪言状。急请医生诊治，医生说我皮肤敏感，洗澡的时候连肥皂都不能用，何况痱子粉，内服外敷并施，一直到今天，因为前昨两晚都有阵雨，温度下降，才觉得有些好转，但仍不能久坐，终日涂上油膏，睡在床上。这是一樁意外的事情，我从来不曾这样拆过人家的烂污，万请原谅。一俟秋凉，我一定用用心，写几篇文章请教。
此致敬礼！
弟宋云彬。（1953年）七月十九日下午。

宋云彬在给《新建设》写稿期间，还忙于撰写中学教材，“历史教科书”应该是当时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史》，宋云彬、李赓序合著，1953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加之杭州天气炎热，导致身体不适，耽搁了交稿的时间，他在信中向陶大镛深表歉意。此处“九十七、八度”及下文中的“九十五、六度”均指华氏温度，前者约相当于37摄氏度，后者约相当于35摄氏度。“《五五宪草》”指1936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抗日战争等原因，这份草案未能施行。“集成痱子粉”为上海集成药房生产的痱子粉。大镛同志：
关于过去的所谓宪政运动，我略有所了解，已尊嘱写成文章。现正在起草中，预计十五日可以付邮。这儿天气还是热得很，我的办公室里最高温度经常在九十五、六度之间，加以皮肤未全好，挥汗写稿，实在很不方便。参考书又不多，所以我写的那篇文章，寄到后还得请你细细看一遍，如果不很适用，尽可以不刊登。大家是熟朋友，不必客气也。专此布达，顺颂时绥。
弟宋云彬。（1953年）八月十二日。
宋云彬是著名文史专家，当时已经在《新建设》发表《谈中学语文教学》《从甲午中日战争说起》《五四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多篇文章，但是他对自己的作品十分谦虚，向陶大镛表示如不合适退稿即可，他有关中国宪政的文章，后以《中国过去的所谓“宪政运动”和“宪法草案”》为题目发表在《新建设》1953年第10期。
从以上几则书信可以看出，宋云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陶大镛任《新建设》编辑期间，主动征求相关稿件，充分体现出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衷心拥护，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为新中国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两位先生均遭受人生挫折，他们在此期间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今，宋云彬、陶大镛均先后辞世，但是他们身上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则一直激励着新一代学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姜庆刚编辑：王富聪 孙靖琪团结报文史e家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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