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个与“脑补”有关的故事。
1873年，各国驻华公使首次获允以近代礼仪，也就是鞠躬礼，直接觐见同治皇帝。
觐见的具体情状，如下图所示。该图来自1873年9月27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版画。版画的速写图，来自英国驻华使馆秘书玛勒特，展示的是“外国驻华公使代表们于6月29日早上9点觐见皇帝时的真实场景”。

《伦敦新闻画报》还以文字补充了一些版画无法表现的内容。
比如：当天皇帝没有穿龙袍，穿的是一件淡紫色的外衣。站在皇帝背后的是四位亲王，跪在皇帝脚边的是恭亲王。殿内左右两侧的官员们，身上全佩着剑。背对观众的五位使节，最中间的是英国公使威妥玛，他的右边是美国公使镂斐迪，再右边是俄国公使倭良嘎哩，倭良嘎哩的身后是德国大使馆的翻译璧斯玛。威妥玛的左边是法国公使热福礼，再左边是荷兰公使费果荪。费果荪旁边是一位姓名不详的清朝官员。①
觐见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同治皇帝坐在紫光阁“大内坛之座”上。各国公使从左门入殿，面向宝座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行至宝座下方时第三次鞠躬。然后由俄国公使作为代表致辞（由璧斯玛将其译成中文）。致辞完毕，各国公使将国书放在桌子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同治皇帝脚边，负责传递皇帝的“细语”。皇帝说国书已经收下，恭亲王便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转述，完毕后再回到皇帝脚边跪下；皇帝说问候各国君主，恭亲王遂又再次起身下台阶转述。觐见仪式结束后，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②
有意思的是，在当年的“京报”中，这场觐见的具体情形，却变成了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模样：

“ 英公使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③
这段文字，见于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京报”是中文报纸，但稻叶见到的是英文版，显然是有人将之翻译成了英文。稻叶将英文版译成日文版，后来由但焘将其译回中文。

浑身战栗、国书拿不住，问话答不出，脚也迈不动，汗流浃背浑身脱力至连宴会也无法参加的地步……简而言之，按“京报”的这段描述，各国公使全都被同治皇帝的天威给吓坏了。
这些荒唐的信息，明显不是事实，而是脑补出来的。
究竟是谁在脑补这种信息？
♦ 同治皇帝，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这得从“京报”的性质说起。

清代有官办邸报，皇帝起居与朝臣升迁之类的信息，均由邸报发布。但邸报系统靠手抄传递，速度很慢，且传递对象也须由上级指定。地方州府官员为了解京中动态，遂派人驻京专职抄录邸报，这些人有一个名称，便是“京报人”。乾隆时代，为管制这些“京报人”，不让他们乱抄乱传，出台政策，规定只有朝廷指定的人员有资格进入衙门抄录信息；只有朝廷指定的机构来有资格承印“京报”；所有刊入“京报”的奏章抄件均需盖有承办衙门的印信；“京报”的底本和盖有印章的抄本，还须每十天一次送至兵部验证存档。④
早期的“京报”相当于“内部发行的官场情报资料”。普通人被允许订阅“京报”，约在乾隆晚期嘉庆初年。到了晚清同治、光绪时代，“京报”已成了一种专门转载宫门抄、上谕和朝臣奏章的民营报纸——“京报”不是某一家报纸的名称，而是一大堆同类报刊的统称。同治年间做过英国驻华公使的阿礼国，曾去到北京的正阳门外参观这个行业，他见到的情形是：
“报房约有十家左右，印制有数千份。由报房直接分送给订购者，也有整批发售至外省。报房都是私人经营，以售卖京报谋利。”⑤
那时的正阳门外，从事“京报”生意者众多。他们或自称“某某报房”（如合成报房、同泰报房、杜记报房、信义报房、同文报房），或自称“某某堂”（如致和堂、敬慎堂），或自称某某号（如谦益长号）。所有商户共用“京报”这个名称，仅在自家报纸下注明“某某报房”以示区别。这些“京报”按日发行，多则十来页，少则五六页，一册约十文钱。因朝廷阁抄是每天下午发布，抄录出来再排版印刷，往往已是傍晚，这些“京报”也就约相当于今天的晚报。⑥
因抄录者不同，各家“京报”的内容会有些微区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只抄录或摘录，自身不生产新闻内容，也不对新闻内容做任何评价。自然，这也就意味着，“各国公使被同治皇帝的天威吓坏了”这段假新闻，不是报房脑补出来的，而是他们从别处抄录来的。
♦ 光绪年间的一份“京报”
这个“别处”，不可能是朝廷的正式文件，因为文风和体例完全不对。
前引“京报”的内容，也见于晚清人平步青的笔记。平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在翰林院里做过编修和侍读。1872年（也就是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的前一年）辞官归隐。他在笔记中说，1873年秋天，从京城的“谦益长号”传出来一张“时事纸”，里面这样描述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
“神机全营屯西苑门，皆明装露刃。法、米、英、俄、布、日本六国，共十二人，皆准其带刀，总理司员引进苑门。每进一门，即将其门上锁。至阁阶之下，总理大臣引上阁阶。皇上登宝座，使臣行六鞠躬礼，不跪。阶旁设黄案，使以次立读国书。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当时离宝座不过数步，据其自云，并未瞻仰天颜。人人皆言渠眼中必另有神物景象，故如此战栗也。”⑦
据平步青的笔记，上面这段文字，系原文引自“谦益长号”的“时事纸”。“时事纸”便是“京报”，“谦益长号”便是印刷发行京报的报房。“草鸡毛”云云，显然不可能来自朝廷的正式文件——按徐珂《清稗类钞》的解释，“都人呼人之好大言而无实济者曰草鸡毛”。维持与列强的和睦外交，是恭亲王此时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他绝无可能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嘲笑各国公使是一群言过其实的“草鸡毛”。
报房自己不生产新闻和评论，朝廷的正式文件又不会如此行文，唯一可能的出处，便只剩那些对“各国公使不跪拜同治皇帝”心怀愤懑的士大夫。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位替同治皇帝脑补天威的士大夫，本身便在京城官场任职，否则他很难了解觐见的具体情形（如设黄案放国书、结束后各国公使未参加清廷准备的宴会）。而这种官场身份，又很有助于他通过“京报”将这番脑补传递出去——毕竟，“京报”只搞转载，没有记者也没有编辑，除非官场中人主动提供，否则报房自己不会主动去寻找这类内容。
遗憾的是，这位脑补天威的士大夫究竟是谁，因缺乏线索，恐怕已彻底成谜。但他的脑补非常有效，许多人从那虚构的天威里获得了慰藉，忘却了“各国公使不向同治皇帝下跪”带来的沉重屈辱感。四十三岁的读书人李慈铭，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
“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⑧
大意是：这些不肯下跪的洋人，不过是些不懂君臣之道的犬羊罢了。平日没有机会见到庄严的“汉官威仪”，所以成天跳梁。如今亲眼目睹了天威，便只能“伏地恐后”，吓到瘫软。
李慈铭很开心，脑补者想必也同样开心。

①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下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604-605页。②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187页。③（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册，第60-61页。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37页。该文原始中文版不知何在，稻叶君山见到的是英文版（也就是读到《京报》之人所译）；稻叶将之译为日文，后由但焘将其译回中文。④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3页。⑤潘贤模：《清初的舆论与钞报——近代中国报史初（续）》。见《新闻研究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255页。⑥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⑦平步青：《霞外攟屑·各国使臣觐见》。转引自《中国历代笔记选粹（上）》，孙文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页。也许，稻叶君山所见英文版“京报”的中文版本，便是平步青笔记中的这一段。⑧《越缦堂国事日记（三）》，第1114-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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