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隋风编辑丨吴酉仁
问：康熙时代，清廷与沙俄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放弃过“朝贡外交”吗？
这个问题略有点复杂。

自1654年至鸦片战争前，沙俄共向清朝派出过8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商谈边境、贸易等问题。①在两国的这些交往中，清廷一直想将沙俄纳入到“朝贡体系”中来。

顺治给使臣的国书，开篇即是“大清皇帝敕谕俄罗斯察干汗”（察干汗是蒙古人对沙皇的称呼），先是赞赏其“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然后“特颁赏赐”，希望他们“永效忠顺，以副恩宠”。显然，沙俄被清廷当成了藩属。②
康熙即位后，继承了顺治的对俄外交政策。1675年，尼古拉.斯帕法里奉命出使清朝，要求按照西方外交惯例，亲手将国书交给康熙本人；清廷则按照“朝贡体系”的礼仪，要求尼古拉先将国书交至理藩院，并在觐见康熙及接受礼物时行跪拜礼。
经过协商，清廷破例，允许尼古拉将国书放在铺有黄缎的桌子上，再由大臣从桌子上拿起国书，转呈康熙。清廷还允许尼古拉只在见到康熙本人时，行正式的跪拜礼，且可以“站着”接受礼物。③
但在国书问题上，尼古拉反对清廷视沙皇为“臣属”，称礼物为“贡品”，拒绝接受具有“谕旨”性质的国书。据俄国人回忆，清朝官员曾对尼古拉说：
“对我们上述礼法习俗，请使者不要感到奇怪，也请转告你的君主，因为如同天上只有一个上帝一样，在大地中央各位君主之间，也只有一个天子，我们的这个荣誉，过去从没有改变过，而且永世都不会改变。”④
双方无法达成妥协。尼古拉最后选择不再向清廷索要国书，空手返回了俄国。
♦ 尼古拉.斯帕法里塑像，图片引自维基
此后，沙俄继续向东扩张，建立尼布楚督军区、雅克萨军区，并杀害清朝边境属民。1683年，清廷通过理藩院给雅克萨军政长官下达“上谕”，命令沙俄自行退出雅克萨、尼布楚等地，如果拒绝执行，那么清廷就要发兵剿灭。
对于康熙的“谕旨”，沙俄方面没有回复。于是，清朝在1685年~1688年，两次攻打了雅克萨并再次致书沙皇。沙俄随后命尼基佛尔.文纽科夫等出使北京。
这一次，双方依旧围绕着礼仪、国书等事争论不休。康熙声称：
“不仅尔国，凡外国无不来朝者。西洋等较大之国，每来呈递奏事，均按我大中国所定之例行事，为此得享宽恩厚赏，贸易往来不断。”
最后，清廷鉴于“俄罗斯亦乃西方之大国”，允许文纽科夫效仿尼古拉先例，只遵行打折的“朝贡”礼仪。康熙让文纽科夫带回国书，同意开启边境谈判。⑤
按照当时的欧洲惯例，清、俄就边境问题谈判、签约，需遵循国际法（一般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形成）。清廷是近代地理大发现的局外人，长期在“朝贡体系”下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对国际法自然是几乎一无所知。好在作为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张诚、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对国际法所有了解，成了清朝谈判使团的重要顾问。

♦ 传教士徐日升（Tomás Pereira），图片引自维基
于是，《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从双方对等的代表、卫兵人数，到写制、签署、互换，及最后使用拉丁文译本，均遵循了当时已基本成型的国际法原则。
在今天看来，这是清朝接受近代主权外交的开始。但对当时的清廷而言，却是一次不太光彩的权宜之计。所以，官方材料极少谈及这次谈判的经过，意在防止民众知道为“迁就”沙俄，朝廷曾一度放弃“朝贡外交”。⑥
其实，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讨论的仍是礼仪问题。
据张诚的日记，俄方代表向索额图等人提出三项要求：（一）以后清朝皇帝给俄国沙皇写信，要列出沙皇尊号，”信内不得用足以使两国皇帝中，有一位显得更崇高的字句“；（二）双方应尊重对方的使臣，允许使臣将信函亲自交给对方皇帝；（三）两国间自由通商、往来。
清廷代表答应了第三项，且觉得贸易是小事，没必要写入条约正文。至于前两项，据俄方记录，索额图等人的回应是：
“没有奉到他们的主上关于这方面谕旨，而且中国从未派出使节到别的国家，因此他们对于这两项要求不能说什么。再者，他们也不应过问他们皇上的信件应采取什么格式。”⑦
自然，这意味着在未来同沙俄的交往中，清廷仍将继续维持“天朝”对“藩属”的礼仪。给清廷担任翻译的徐日升，在日记中是这样理解的：
“这位俄国使臣如果去到中国，就决不会有这样有利的地位，因为在中国，他们会迫使他如同以前到中国来的那些人一样，要么服从中国的习俗，否则就缔结不了和约而回国。”
♦ 康熙朝服像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廷就沙俄来中国贸易的频次做出了严格限制。1693年出台的规定是：

“俄罗斯国准其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不得过二百人，在路自备马驼盘费……限八十日启程还国。”
这项规定，沿袭了传统的“朝贡贸易”模式，与清廷针对朝鲜、琉球的政策是一致的。⑧
此后，清廷仍长期将沙俄使臣称为“贡使”，且一度将清朝派往沙俄的使臣定位成执行封赠藩属国任务的特使——1725年，沙俄以恭贺雍正登基为由，派出萨瓦使团来到北京，欲谈判边境、逃人等问题。1729年，雍正决定也派一个使团前往莫斯科，以祝贺彼得二世登基为由（1727-1730年在位），商谈有关准噶尔部的问题。
清廷使团以理藩院官员托时为首。为避免礼仪上的争执，托时使团刻意没有携带国书——按清廷的制度，若携带国书，便只能携带雍正下达给藩属国君主的“敕书”；如果沙俄方面不愿降低身份接受“敕书”，那此次外交便要失败。作为变通，使团名义上由理藩院派遣，携带的是理藩院致沙俄枢密院的信函。
托时达到俄国时，彼得二世已经去世，新即位的是女皇安娜一世。于是，雍正又追派了一个以内阁学士德新为首的祝贺使团。⑨
♦ 安娜一世，图片引自维基
在俄国，托时、德新先后受到安娜一世的接见。为避免礼仪上的纠纷，清廷使团原本没有觐见沙皇的计划。不过他们也有预案，如果沙皇提出接见使臣，那么可以告知对方：
“惟我中国使臣无论出使于何国，从无叩拜之例……按本国之礼，除叩拜我皇上之外，其次可拜见王爷等，我两国自相和好已有多年，实不与他国相比，贵汗既然务必会见，则本使臣等可按拜见我王爷等之礼拜见贵汗。”
拜见皇帝的礼仪，是三跪九叩首；拜见王爷之礼，是一跪三叩首。
据沙俄方面的记录，托时与德新在觐见女皇时，确实行了一跪三叩首之礼，且未表现出不满情绪。有推测称，清朝使臣或许没有对沙俄人说明他们所行的是拜见王爷之礼，这种礼仪并未将女皇与雍正皇帝放在平等地位。但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沙俄方面负责接洽者知道这是拜见王爷之礼，但跪拜毕竟是跪拜，较之握手鞠躬之礼，在观感上更足以体现他国使臣对沙俄女皇的敬服。
也就是说，站在清廷的角度，托时与德新的一跪三叩首，是把女皇当成了低人一等的王爷。站在沙俄的角度，这一跪三叩首，却是比握手鞠躬之礼更隆重的敬畏。古怪的对比之中，双方可以达成一种奇特的“共赢”。
不过，到了乾隆时代，托时与德新的出使，仍被官方资料刻意抹去了⑩。原因之一，便是清廷不希望其他藩属知晓本国使臣曾跪拜他国君主，即便这跪拜只是王爷级别的“一跪三叩首之礼”。

①胡海迪：《康熙时期中俄使团差异分析》，《文化学刊》2009年第3期。②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15页。③⑤⑨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8—120页、142—153页、219—230页。④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08-1683年）》第1卷、第3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72页。  ⑥曹涛：《近代中国与国际法的遭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⑦《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9、40页。⑧邓沛勇：《康雍乾时期的中俄贸易关系》，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年。⑩王希隆：《托时、德新奉使俄国及其有关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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