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斯拉夫崩溃之路
-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梁明德《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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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南斯拉夫宪法开始把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手上,而为了加快比较贫困的共和国的发展,联邦中央政府设立了一个基金,其中较富庶的共和国需要承担更大的份额,使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较富有的共和国的人民产生积怨。但中央的投资与地方需要往往是错位的。比如科索沃的定位,就是向更富裕的加盟共和国出口原材料,中央对科索沃的投资也集中在这些产业上,比如煤矿,但这些产业聘用的人极为有限。科索沃的工农业都得不到发展,占八成的农业人口陷于经济停滞之中。屋漏兼逢连夜雨,196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党政精英开始公开反对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并争取进一步分权,要求获得控制外汇资产的权利,并反对南斯拉夫使用统一的货币。
克罗地亚之春领袖、总理达布舍维奇-库采尔 (左) 与南共总书记铁托 (右)
铁托面对民族主义冒起,其反应十分有趣。他指出,民族主义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官僚垄断的残余,工人自治要与之进行斗争,并说:“在我国社会条件下,民族主义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各种霸权主义倾向的表现形式”。(1964年12月南共八大报告) 铁托又指出,民族主义增长反映着专家治国论、企业“经理独断”以及技术官僚排斥工人自治、对经济生产进行垄断的倾向,企图“把共盟变成这些技术官僚主义上层的工具”。(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但在别的场合,铁托又充分承认民族的独特性,只不过是把民族的对立面设置为一个历史的角色。比如他说:“黑山民族是在反对外来侵略者(即奥斯曼帝国——笔者按) 的历经几个世纪的斗争中,使本民族得到生存,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地位的。”(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学和艺术研究院讲话) 这样就使得本国因奥斯曼统治而产生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群体陷于被动。
1974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4年宪法被指偏袒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宪法遭到来自左右两派的攻击。贝尔格莱德的左派大学生占领校园,抗议分权改革背弃南斯拉夫劳动阶级的团结。支持实践学派的作家多布里察·乔西奇 (Dobrica Ćosić),则指责新宪法剥夺了塞族人的权利,并以此为契机从左翼过渡到右翼立场,并最后在南斯拉夫解体时成为“塞尔维亚国父”。1974年宪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向六个加盟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区党委,而不是各族公民下放权力;简言之,是以分权化回避民主化。南斯拉夫回避民主化的原因有很多。避免少数民族在选举中成为弱势,重演二战时的民族冲突是一个。这也大概是铁托的考虑;他反覆强调南斯拉夫民族间必须在权力和地位上平等,这就意味着不能放开选票政治。但是新生的加盟共和国党政精英自己搞集权,则成为另一个更阴险的理由。不放开民主,则地方党政领导人要么完全可以漠视民意,要么就在权威被挑战之时,变得完全民粹主义以争取支持。在米洛舍维奇在八十年代末的“反官僚革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下动用民粹主义发动群众所带来的庞大政治力量。
七十年代克罗地亚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 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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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4日铁托逝世,联合国154个成员国家有128个派代表出席丧礼,其中有4名国王、6名王子、31名总统、22名总理、47名外交部长,涵盖冷战两方,场面盛大。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但是在铁托晚年,南斯拉夫的经济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开始急速走下坡。在铁托去世的1980年,总失业人口达到一百万人,失业率高企达10%。GDP增长从1956-1964年间的8.8%减少到1980-1984年的0.4%。到了1984年,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外,各加盟共和国的失业率都高企在20%,而通涨率则达到50%,并且继续上升。及至1985年,失业人口有六成是25岁以下的青年;25岁以下人口组别有四成失业。全国更有四分之一人口在贫穷线之下。
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 1968年4月,阿尔巴尼亚民众选购毛泽东语录
挑战还来自南斯拉夫一度想兼并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铁托曾说过“…少数民族应当是使各国人民接近的桥梁,应当对他们的民族所属的国家和现在是他们祖国的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贡献。”(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南斯拉夫享有自治权和文化自由。他们理论上是与阿尔巴尼亚友好的关键。然而阿尔巴尼亚在1948年苏南交恶后便疏远南斯拉夫,1960年中苏交恶后又向中国靠拢,成为全欧与中国最友好的国家。毛泽东决定全力经济援助阿尔巴尼亚,并最后争取到阿国支持中共取得联合国席位。1961年起,中国为阿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1.25亿美元借款,建设二十五座化工、电机和冶金厂。阿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识字率从5% 一跃为98%;其曾是欧洲唯一没有铁路的国家,至1980年建成319公里线路,并于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全国电网,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先进。依靠中国援助实现了发展奇迹的阿尔巴尼亚,自称是“欧洲最成功的国家”。对于科索沃的一些阿尔巴尼亚裔大学生而言,阿尔巴尼亚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实现了女性平等,消灭了官僚主义,且不如南斯拉夫,拒绝与资本主义西方妥协,所以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作战图
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黑山、罗马尼亚组成的联盟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总攻击,收回科索沃到伊斯坦堡以西一百多公里处的大片土地。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中古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但1913年塞尔维亚收回科索沃的时候,其塞族人口相对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成为少数。1986年,前实践学派领袖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Mihailo Marković)、多布里察·乔西奇 (Dobrica Ćosić) 等人发表《塞尔维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发表备忘录》(SANU memorandum),指责阿尔巴尼亚人利用高出生率作为对付塞族人的武器,又认为在二战中受纳粹德军、法西斯意军招揽的阿尔巴尼亚人,从来无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认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并残留着法西斯倾向。更指出阿尔巴尼亚人从来都受惠于强大国外势力的支持:从奥斯曼帝国,到奥匈帝国,到意大利和德国,到泛伊斯兰运动等等。马尔科维奇建议在科索沃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并撤销部分对该自治省的投资,警告不如此做的话就会在欧洲孕育出一个伊斯兰国家。先后担任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和总统的伊万·斯坦鲍利奇,虽然不得不公开表态反对备忘录的内容,但还是在明在暗与阿尔巴尼亚裔党政精英角力,主张削减自治权,宣称要保护科索沃的塞族人和黑山人的权益,甚至即使被称为“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也在所不计。
1987年塞尔维亚共盟十届八中全会,米洛舍维奇 (后) 打倒斯坦鲍利奇 (前)
1987年以后,米洛舍维奇逐步解除科索沃的自治权,迫使党政和传媒机关清除阿尔巴尼亚裔干部,以塞族人取代之,并下令普里什蒂纳大学减少阿尔巴尼亚裔学额,增加塞族人和黑山人学额。1988-1989年米洛舍维奇发起“反官僚革命”(Anti-bureaucratic Revolution) ,发动塞族群众抢夺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和黑山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权,并趁机安插亲信。米洛舍维奇所支持的“小将”不少极为年轻,比如26岁的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Đukanović)打倒了老党委,1991年担任黑山总理时才29岁。1989年2月科索沃举行总罢工,捍卫阿尔巴尼亚裔原省委主席阿森·弗拉西 (Azem Vllasi)。在贝尔格莱德,数十万塞族民众聚集国会前地,要求严惩弗拉西。科索沃罢工遭米洛舍维奇派坦克部队镇压,弗拉西则被控反革命罪,遭逮捕关押。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古战场嘎兹蔑斯坦 (Gazimestan,“画眉坪”) 发表演说,纪念1389年奥斯曼帝国打败塞尔维亚王国的科索沃战役六百周年,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宣称科索沃才是塞族的发源地,提出要保卫塞族少数权益,并批评1974年分权宪法。在“反官僚革命”发生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政干部人人自危。1990年1月南共举行十四大,斯洛文尼亚党委提出修正1974年宪法,进一步加大分权,甚至成立一个“非对称联邦”(asymmetrical federation),结果被否决。米洛舍维奇利用与会者多数优势,试图向斯洛文尼亚施压,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代表却奋起抗议,中途离场;南共至此分裂。9月,米洛舍维奇宣布收回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省自治权,置其于塞尔维亚直接管辖之下;九十年代初的科索沃形同种族隔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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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族人也许觉得,塞尔维亚作为唯一需要划分出自治省的共和国,如此安排并不公平。但事实是,一个弱势的塞尔维亚其实对南斯拉夫的团结有利,而“塞族人需要团结的南斯拉夫,多于南斯拉夫需要他们”。其实问题症结,在于经济不平均的问题上升至民族对立。早在六十年代,铁托就指出要“加速发展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报告) 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主要原因是多次分权之后,联邦中央政府财政能力严重不足,无法调剂地方发展困局。值得一提的是,如沈旭晖博士文章《中国政府的“南斯拉夫情结”及其对香港的启示》所述,1994年中国学者王绍光、胡鞍钢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比照南斯拉夫与中国财政状况。报告发现“1989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NP比重仅比前南斯拉夫高出1.6个百分点”,预计到2000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NP比重将由目前的十四分之一降至二十分之一,比1989年前南斯拉夫政府财政能力还要低”。报告马上引起中央重视,推行分税制改革,北京得以收回大量此前由地方政府截留的税种。
弗拉尼奥·图季曼亲吻新设计的克罗地亚国旗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拒绝接受紧缩政策,也不愿帮助塞尔维亚等南部地区解决债务问题。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在1989年就已经喊出“Europe Now!”的口号;1990年4月选举中,竞选克罗地亚总统的民主联盟候选人弗拉尼奥·图季曼 (Franjo Tuđman)主打“去共产化”口号,并将之等同于“去塞尔维亚化”。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脱南入欧”的呼声。在1990-1991年间,苏联走向解体;南共在十四大破局后,也实际被解散。塞尔维亚共盟改名为社会党,黑山共盟则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赢得地方选举。1991年春季,南斯拉夫面临无法偿还外债债息的难题,但美国和欧共体国家都不愿再向南斯拉夫融资;另一边厢,又大力援助刚变天的东欧国家。“脱共入欧”似乎有利可图。这使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两国新精英蠢蠢欲动,并于1991年相继宣布独立,其中德国更扮演了怂恿的角色。然而,只有斯洛文尼亚 (人口九成为斯洛文尼亚人,占南斯拉夫全域斯洛文尼亚人99%) 才有能力成为单一民族国家。
南斯拉夫的新仇,不少是延续二战前的旧恨。克罗地亚新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 (Franjo Tuđman)父亲在1920年代为克罗地亚农民党干部,图季曼更在15岁时曾见过农民党主席。二战时,图季曼参加南共人民解放军,官至少将,但后来退役成为历史教授,主张民族史观,并曾于1971年克罗地亚之春被镇压时短暂遭到关押。当选总统后,图季曼主持修改宪法,把克国定义为克罗地亚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共和国,下令各级政府着手开除塞尔维亚人,并取消西里尔字母的法定文字地位。此时的各共和国政治精英都在竭力强调各民族宗教上、文字上、方言上的区别,并在媒体上宣扬一种讯息,即:各民族并不是因为政治经济见解不同而不能共处,而是因为异民族在文化、宗教、历史上与自己不同,甚至比自己低劣。那些可以勾起对过去“黄金时代”幻想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符号都被发挥极致,尤其是那些与历史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中古王国有关的符号和记忆;人民走向非理性和疯狂。塞尔维亚媒体指责新成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是二战时乌斯塔沙傀儡政权的延续,甚至正与德国合作建立“第四帝国”,而克罗地亚媒体则把塞尔维亚与残暴的祖国军联系起来。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万人坑
塞族武装部队人员主要来自失业的年轻人和城市里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当时在他们中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认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是一个“假民族”,其本质是受奥斯曼帝国利诱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他们要不是穆斯林化的克罗地亚人,便是穆斯林化的塞尔维亚人。因此,波斯尼亚要不是属于克罗地亚,便是属于塞尔维亚。为了消灭波斯尼亚穆斯林,塞族武装进行清乡,屠杀大量穆斯林男性,最惨烈的是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 (Srebrenica) 大屠杀,共杀害八千名成年男性和男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武装又占用酒店、学校等设施,建立了多个强奸集中营,把俘获的穆斯林女性关押在此,日夜施暴。塞族武装明言,目的是让她们怀上塞尔维亚祖国军 (Chetnik) 的孩子。一些女性在怀孕后被释放,但不少却遭到杀害。克罗地亚武装也试图让塞族妇女怀上“乌斯塔沙的孩子”。最后各方在美国斡旋下停战,于1995年12月签署岱顿协定 (Dayton Accord),波斯尼亚由穆斯林为主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塞族共和国组成联邦。话音未落,科索沃战争又爆发,北约以轰炸贝尔格莱德,迫使米洛舍维奇退兵。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塞尔维亚人和88%的克罗地亚人认为战争已经永远破坏了族群关系,两者之间以及与波斯尼亚人再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1992年4月5日,手持红旗的左翼游行群众在萨拉热窝遭塞族枪手袭击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教育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各地民众都有过英勇反对内战的行动,但最后都杯水车薪。1992年4月5日波斯尼亚战争爆发前夕,大批反感于种族煽动的萨拉热窝各族市民,游行呼吁和平,期间占领国会,抗议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推行其穆斯林多数主义,并冲击邻近的塞族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žić)的总部,最后被塞族枪手枪击而四散。实践学派内忠于左翼的米拉丁·日沃基奇 (Miladin Zivotic) 与米洛万·吉拉斯一道推动和平运动,试图斡旋波斯尼亚冲突,并捍卫科索沃穆斯林,直到1997年在忧愤中去世。米洛舍维奇清洗科索沃的行动造成北约连月空袭和大量士兵伤亡,酿成极大民怨。他的支持基础主要是中老年人,而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下成长的年轻人,则对他愈加反感。塞尔维亚恶性通货膨胀达到每月3亿1300万%,物价翻倍只需要34小时。2000年,米洛舍维奇被指操控选举;10月5日,“抵抗”(Otpor) 青年运动和反对派群众七万人兵分五路进攻贝尔格莱德,推翻米氏政权。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国会大楼前聚集的愤怒民众不再如1989年般,要求米洛舍维奇惩罚科索沃,而是要打倒米洛舍维奇自己。
铁托迷信南斯拉夫无产阶级团结
铁托过分相信自己的个人魅力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统合能力,深信历经战争革命达到独立和联合的各族人民不会背叛联邦,于是即使被迫承认南共思想建设极为失败,即使在生前多次主持分权修宪,还是相信“身后不会有事”。然而,南斯拉夫在可以于文化政策上采取强势的时候,却采消极弱势。铁托、卡德尔等南共领袖,在个人层面表现出极高水平的文化智商,但是只承认文化差异并允许政治分权,而没有积极建构文化融合。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并不是缺乏这样的行政资源,但它的领导人为了避免重蹈“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覆辙,从一开头便有削足就履的态度,对那怕是适量的文化融合都采取了投降主义。早在建国初年,卡德尔便宣布:“我们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众集体,[…]没有 […]以同化各民族语言或文化为原则 […]作为基础。”(1953年1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报告)
1993年4月,波斯尼亚的墓坑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几个相互残杀的族群,是否真正有文化冲突,还是同多于异呢?从宗教上,确实有其深刻区别,但语言上却是基本一致。文化融合政策,简单如促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达成文字统一,虽然可能会引致一些阵痛,但可以免除最不必要的文化差异,避免为南斯拉夫联邦制造额外行政负担,也避免为克罗地亚之春以后的民粹政客提供现成的武器。从社会主义无神论的角度看来,宗教差别确实是细微末节的分别,在社会主义下将自然消亡;但不积极进行文化融合的结果,就是这三个族群,往往因为类似于《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就“鸡蛋应该是大的那头还是小的那头放到蛋杯里”这样的末节而相互杀戮。实际上,以西里尔字母书写的塞尔维亚语,目前也在社会推动下逐步进行拉丁化,且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文字也早已拉丁化,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塞尔维亚语进行文字改革并不是天荒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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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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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南斯拉夫宪法开始把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手上,而为了加快比较贫困的共和国的发展,联邦中央政府设立了一个基金,其中较富庶的共和国需要承担更大的份额,使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较富有的共和国的人民产生积怨。但中央的投资与地方需要往往是错位的。比如科索沃的定位,就是向更富裕的加盟共和国出口原材料,中央对科索沃的投资也集中在这些产业上,比如煤矿,但这些产业聘用的人极为有限。科索沃的工农业都得不到发展,占八成的农业人口陷于经济停滞之中。屋漏兼逢连夜雨,196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党政精英开始公开反对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并争取进一步分权,要求获得控制外汇资产的权利,并反对南斯拉夫使用统一的货币。
铁托面对民族主义冒起,其反应十分有趣。他指出,民族主义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官僚垄断的残余,工人自治要与之进行斗争,并说:“在我国社会条件下,民族主义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各种霸权主义倾向的表现形式”。(1964年12月南共八大报告) 铁托又指出,民族主义增长反映着专家治国论、企业“经理独断”以及技术官僚排斥工人自治、对经济生产进行垄断的倾向,企图“把共盟变成这些技术官僚主义上层的工具”。(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但在别的场合,铁托又充分承认民族的独特性,只不过是把民族的对立面设置为一个历史的角色。比如他说:“黑山民族是在反对外来侵略者(即奥斯曼帝国——笔者按) 的历经几个世纪的斗争中,使本民族得到生存,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地位的。”(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学和艺术研究院讲话) 这样就使得本国因奥斯曼统治而产生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群体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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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4日铁托逝世,联合国154个成员国家有128个派代表出席丧礼,其中有4名国王、6名王子、31名总统、22名总理、47名外交部长,涵盖冷战两方,场面盛大。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但是在铁托晚年,南斯拉夫的经济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开始急速走下坡。在铁托去世的1980年,总失业人口达到一百万人,失业率高企达10%。GDP增长从1956-1964年间的8.8%减少到1980-1984年的0.4%。到了1984年,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外,各加盟共和国的失业率都高企在20%,而通涨率则达到50%,并且继续上升。及至1985年,失业人口有六成是25岁以下的青年;25岁以下人口组别有四成失业。全国更有四分之一人口在贫穷线之下。
挑战还来自南斯拉夫一度想兼并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铁托曾说过“…少数民族应当是使各国人民接近的桥梁,应当对他们的民族所属的国家和现在是他们祖国的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贡献。”(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南斯拉夫享有自治权和文化自由。他们理论上是与阿尔巴尼亚友好的关键。然而阿尔巴尼亚在1948年苏南交恶后便疏远南斯拉夫,1960年中苏交恶后又向中国靠拢,成为全欧与中国最友好的国家。毛泽东决定全力经济援助阿尔巴尼亚,并最后争取到阿国支持中共取得联合国席位。1961年起,中国为阿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1.25亿美元借款,建设二十五座化工、电机和冶金厂。阿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识字率从5% 一跃为98%;其曾是欧洲唯一没有铁路的国家,至1980年建成319公里线路,并于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全国电网,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先进。依靠中国援助实现了发展奇迹的阿尔巴尼亚,自称是“欧洲最成功的国家”。对于科索沃的一些阿尔巴尼亚裔大学生而言,阿尔巴尼亚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实现了女性平等,消灭了官僚主义,且不如南斯拉夫,拒绝与资本主义西方妥协,所以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
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黑山、罗马尼亚组成的联盟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总攻击,收回科索沃到伊斯坦堡以西一百多公里处的大片土地。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中古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但1913年塞尔维亚收回科索沃的时候,其塞族人口相对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成为少数。1986年,前实践学派领袖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Mihailo Marković)、多布里察·乔西奇 (Dobrica Ćosić) 等人发表《塞尔维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发表备忘录》(SANU memorandum),指责阿尔巴尼亚人利用高出生率作为对付塞族人的武器,又认为在二战中受纳粹德军、法西斯意军招揽的阿尔巴尼亚人,从来无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认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并残留着法西斯倾向。更指出阿尔巴尼亚人从来都受惠于强大国外势力的支持:从奥斯曼帝国,到奥匈帝国,到意大利和德国,到泛伊斯兰运动等等。马尔科维奇建议在科索沃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并撤销部分对该自治省的投资,警告不如此做的话就会在欧洲孕育出一个伊斯兰国家。先后担任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和总统的伊万·斯坦鲍利奇,虽然不得不公开表态反对备忘录的内容,但还是在明在暗与阿尔巴尼亚裔党政精英角力,主张削减自治权,宣称要保护科索沃的塞族人和黑山人的权益,甚至即使被称为“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也在所不计。
1987年以后,米洛舍维奇逐步解除科索沃的自治权,迫使党政和传媒机关清除阿尔巴尼亚裔干部,以塞族人取代之,并下令普里什蒂纳大学减少阿尔巴尼亚裔学额,增加塞族人和黑山人学额。1988-1989年米洛舍维奇发起“反官僚革命”(Anti-bureaucratic Revolution) ,发动塞族群众抢夺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和黑山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权,并趁机安插亲信。米洛舍维奇所支持的“小将”不少极为年轻,比如26岁的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Đukanović)打倒了老党委,1991年担任黑山总理时才29岁。1989年2月科索沃举行总罢工,捍卫阿尔巴尼亚裔原省委主席阿森·弗拉西 (Azem Vllasi)。在贝尔格莱德,数十万塞族民众聚集国会前地,要求严惩弗拉西。科索沃罢工遭米洛舍维奇派坦克部队镇压,弗拉西则被控反革命罪,遭逮捕关押。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古战场嘎兹蔑斯坦 (Gazimestan,“画眉坪”) 发表演说,纪念1389年奥斯曼帝国打败塞尔维亚王国的科索沃战役六百周年,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宣称科索沃才是塞族的发源地,提出要保卫塞族少数权益,并批评1974年分权宪法。在“反官僚革命”发生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政干部人人自危。1990年1月南共举行十四大,斯洛文尼亚党委提出修正1974年宪法,进一步加大分权,甚至成立一个“非对称联邦”(asymmetrical federation),结果被否决。米洛舍维奇利用与会者多数优势,试图向斯洛文尼亚施压,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代表却奋起抗议,中途离场;南共至此分裂。9月,米洛舍维奇宣布收回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省自治权,置其于塞尔维亚直接管辖之下;九十年代初的科索沃形同种族隔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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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族人也许觉得,塞尔维亚作为唯一需要划分出自治省的共和国,如此安排并不公平。但事实是,一个弱势的塞尔维亚其实对南斯拉夫的团结有利,而“塞族人需要团结的南斯拉夫,多于南斯拉夫需要他们”。其实问题症结,在于经济不平均的问题上升至民族对立。早在六十年代,铁托就指出要“加速发展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报告) 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主要原因是多次分权之后,联邦中央政府财政能力严重不足,无法调剂地方发展困局。值得一提的是,如沈旭晖博士文章《中国政府的“南斯拉夫情结”及其对香港的启示》所述,1994年中国学者王绍光、胡鞍钢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比照南斯拉夫与中国财政状况。报告发现“1989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NP比重仅比前南斯拉夫高出1.6个百分点”,预计到2000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NP比重将由目前的十四分之一降至二十分之一,比1989年前南斯拉夫政府财政能力还要低”。报告马上引起中央重视,推行分税制改革,北京得以收回大量此前由地方政府截留的税种。
南斯拉夫的新仇,不少是延续二战前的旧恨。克罗地亚新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 (Franjo Tuđman)父亲在1920年代为克罗地亚农民党干部,图季曼更在15岁时曾见过农民党主席。二战时,图季曼参加南共人民解放军,官至少将,但后来退役成为历史教授,主张民族史观,并曾于1971年克罗地亚之春被镇压时短暂遭到关押。当选总统后,图季曼主持修改宪法,把克国定义为克罗地亚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共和国,下令各级政府着手开除塞尔维亚人,并取消西里尔字母的法定文字地位。此时的各共和国政治精英都在竭力强调各民族宗教上、文字上、方言上的区别,并在媒体上宣扬一种讯息,即:各民族并不是因为政治经济见解不同而不能共处,而是因为异民族在文化、宗教、历史上与自己不同,甚至比自己低劣。那些可以勾起对过去“黄金时代”幻想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符号都被发挥极致,尤其是那些与历史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中古王国有关的符号和记忆;人民走向非理性和疯狂。塞尔维亚媒体指责新成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是二战时乌斯塔沙傀儡政权的延续,甚至正与德国合作建立“第四帝国”,而克罗地亚媒体则把塞尔维亚与残暴的祖国军联系起来。
塞族武装部队人员主要来自失业的年轻人和城市里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当时在他们中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认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是一个“假民族”,其本质是受奥斯曼帝国利诱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他们要不是穆斯林化的克罗地亚人,便是穆斯林化的塞尔维亚人。因此,波斯尼亚要不是属于克罗地亚,便是属于塞尔维亚。为了消灭波斯尼亚穆斯林,塞族武装进行清乡,屠杀大量穆斯林男性,最惨烈的是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 (Srebrenica) 大屠杀,共杀害八千名成年男性和男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武装又占用酒店、学校等设施,建立了多个强奸集中营,把俘获的穆斯林女性关押在此,日夜施暴。塞族武装明言,目的是让她们怀上塞尔维亚祖国军 (Chetnik) 的孩子。一些女性在怀孕后被释放,但不少却遭到杀害。克罗地亚武装也试图让塞族妇女怀上“乌斯塔沙的孩子”。最后各方在美国斡旋下停战,于1995年12月签署岱顿协定 (Dayton Accord),波斯尼亚由穆斯林为主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塞族共和国组成联邦。话音未落,科索沃战争又爆发,北约以轰炸贝尔格莱德,迫使米洛舍维奇退兵。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塞尔维亚人和88%的克罗地亚人认为战争已经永远破坏了族群关系,两者之间以及与波斯尼亚人再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教育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各地民众都有过英勇反对内战的行动,但最后都杯水车薪。1992年4月5日波斯尼亚战争爆发前夕,大批反感于种族煽动的萨拉热窝各族市民,游行呼吁和平,期间占领国会,抗议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推行其穆斯林多数主义,并冲击邻近的塞族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žić)的总部,最后被塞族枪手枪击而四散。实践学派内忠于左翼的米拉丁·日沃基奇 (Miladin Zivotic) 与米洛万·吉拉斯一道推动和平运动,试图斡旋波斯尼亚冲突,并捍卫科索沃穆斯林,直到1997年在忧愤中去世。米洛舍维奇清洗科索沃的行动造成北约连月空袭和大量士兵伤亡,酿成极大民怨。他的支持基础主要是中老年人,而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下成长的年轻人,则对他愈加反感。塞尔维亚恶性通货膨胀达到每月3亿1300万%,物价翻倍只需要34小时。2000年,米洛舍维奇被指操控选举;10月5日,“抵抗”(Otpor) 青年运动和反对派群众七万人兵分五路进攻贝尔格莱德,推翻米氏政权。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国会大楼前聚集的愤怒民众不再如1989年般,要求米洛舍维奇惩罚科索沃,而是要打倒米洛舍维奇自己。
铁托过分相信自己的个人魅力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统合能力,深信历经战争革命达到独立和联合的各族人民不会背叛联邦,于是即使被迫承认南共思想建设极为失败,即使在生前多次主持分权修宪,还是相信“身后不会有事”。然而,南斯拉夫在可以于文化政策上采取强势的时候,却采消极弱势。铁托、卡德尔等南共领袖,在个人层面表现出极高水平的文化智商,但是只承认文化差异并允许政治分权,而没有积极建构文化融合。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并不是缺乏这样的行政资源,但它的领导人为了避免重蹈“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覆辙,从一开头便有削足就履的态度,对那怕是适量的文化融合都采取了投降主义。早在建国初年,卡德尔便宣布:“我们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众集体,[…]没有 […]以同化各民族语言或文化为原则 […]作为基础。”(1953年1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报告)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几个相互残杀的族群,是否真正有文化冲突,还是同多于异呢?从宗教上,确实有其深刻区别,但语言上却是基本一致。文化融合政策,简单如促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达成文字统一,虽然可能会引致一些阵痛,但可以免除最不必要的文化差异,避免为南斯拉夫联邦制造额外行政负担,也避免为克罗地亚之春以后的民粹政客提供现成的武器。从社会主义无神论的角度看来,宗教差别确实是细微末节的分别,在社会主义下将自然消亡;但不积极进行文化融合的结果,就是这三个族群,往往因为类似于《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就“鸡蛋应该是大的那头还是小的那头放到蛋杯里”这样的末节而相互杀戮。实际上,以西里尔字母书写的塞尔维亚语,目前也在社会推动下逐步进行拉丁化,且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文字也早已拉丁化,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塞尔维亚语进行文字改革并不是天荒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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