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徐静波《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近代中国人的留日，始于《马关条约》签署翌年的1896年，至1899年前后自费和官费前往日本留学的人数渐次增加，宋教仁日记中出现的人名如程家檉在1898年至日本留学，同盟会元老张继99年来到日本，20世纪最初的七、八年，赴日留学出现了高潮，据实藤惠秀引述1906年11月刊载在《早稻田学报》的青柳笃恒等的文章，此时在日本留学的实际人数约在八千人。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出于求学报国的志愿，或研习政法或主攻农商或操习军事，而大部分人后来成了革命党或革命党的同情者，诚如日本近代思想家吉野作造所说：“弱国的热血青年，若突然接触到了强国的文明，很自然的就会成为革命家。支那的青年也是来到日本后，抱着激进的改革思想回国去了。”相对于这些人，宋教仁的经历有所不同，他来到日本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革命志士，他来到日本的初衷，并非是求学报国，而是政治亡命，然而在东京的6年岁月，却让他在汲取新知的同时，还亲身体验了维新以后日本的各种新气象，使他从一个地方上的反清志士成长为一个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领袖以及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和实践的先驱，东京岁月，可谓是这一成长和蜕变的重要温床。检视20世纪初期宋教仁的这段人生阅历以及他在东京与若干日本人的交往经历，可从中捕捉这一风云激荡的年代中近代东亚的诸般印痕和当年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之久，然而当我们翻检往日的文献时，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历史的脉络与今日紧紧相连。
1
东京岁月对于宋教仁的意义
从宋教仁生前留下的一部日记《我之历史》中，我们可以确切地知晓，他是在1904年11月初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沿长江东下，经上海乘船东行，于1904年12月8日抵达长崎，12月13日在横滨登陆后前往东京，自此开始了他的东京岁月。宋教仁的日记只记到1907年4月9日，其时他为策动马贼举事临时前往中国的东北，之后有关宋教仁的行踪，鲜有十分确凿的中文文献，倒是有部分日文的文献，证实了宋教仁在中国东北之行后，依然回到了日本，并一直待到了1911年1月上旬。其具有说服力的文献，一是日本当局对于宋教仁的监视记录，一是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方面的文献记录。当局的文献主要有现由外务省保管的“乙秘第265号明治43年（1910年）12月24日清国革命党员之谈”中的一种“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关于清国人对日本意向的如下谈话”等，其内容表明其时宋教仁尚在日本，“乙秘第22号明治44年（1911年）1月4日有关宋教仁行动的记录”则记载“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于客腊31日午后3时许离开宿舍从新宿车站乘坐火车前往神户”，较大的可能性是宋教仁自神户坐船前往上海。1933年由黑龙会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第25章“武昌革命与黑龙会一派的援助”中的相关记载则证实了宋教仁于此时计划离开日本回到中国，具体记述如下： “宋在明治43年冬天，谓要回到陈其美在上海经营的报社，于是清藤幸七郎和北辉次郎来到内田良平那里对他说：‘请务必与他见一次。’于是内田在赤坂的峰之尾设宴为宋饯行，清藤和北也出席送行之宴，席间相谈甚欢，宋也非常欣悦，在酒席上袒露了回国的计划并期望日本方面的援助：‘实际上我这次回去，是因为举兵的日期已日益临近的缘故。举兵之际，我会给各位打电报，届时还望竭力襄助。’”
从上述文献可知，宋教仁应该在日本一直待到1911年2月上旬，除了1907年4月短暂去了东北之外，他在东京度过了6度春秋。
宋教仁之来到日本，主因是由于湖南起义失败而逃往日本避难，但地处内陆的湖南，其实开风气颇早，其时已有不少他在桃源漳江书院和武昌文普通学堂的同学来到东瀛求学，宋也想借在日本的机会习得日语和英语，再籍此阅读各种近代科学的书籍，以汲取新知，拓开视野，为进一步改造和建设中国积累必需的知识。他在东京实际上学的经历主要有这样几次。
1905年2月1日进入顺天中学（该学校是1888年以私立寻常中学顺天求和社的名义设立的学校），主要学习日语和英语，但20几天后便辍学不去。6月12日，获得公使馆参赞马廷亮的担保，通过购买听课券的方式，进入法政大学上课。在法政大学的听课，一直持续到这一年暑期，听课的内容有“经济学”和“民法”等。但宋教仁抵达日本初期，日语程度还甚低，他自己在2月15日的日记中记道：“余语言不甚通，颇苦。”与日本人的交往，基本上还只能通过笔谈，因此上课的内容究竟能听懂几许，目前还难以确证。
另一次较重要的学习经历是，1906年1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预科学习，同年7月20日自此毕业，上下午皆有课，科目主要有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唱歌和体操，宋用力最多的，似乎还在于日语。早稻田大学保存的明治39年（1906年）的“各科卒业修业生名簿”中记载了宋的学习成绩，在该届360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位居23，平均分为77.15分，在中途插班的九壬组中，名列第一，可见宋教仁还是较为聪慧且用功甚勤的。宋在6年多的东京岁月中，正式入学且有成绩的，就上述两次。他始终没有进入正式的大学本科。宋后来还去过为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日语学习会“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也曾请过私人教师，总之，经过这段时期的学校教育以及私人教习，使他逐渐扫除了日语的障碍，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近代史地和经济学法学的知识。
他后来也曾在正则英语学校和顺天学校等学过英语，但这些课程大抵都从字母起步，效果不佳，他似乎也一直没有升入更高的课程，最后好像未能真正掌握英语的应用能力。
宋教仁抵达日本后不久，就开始购买各种书籍阅读，以后日语阅读能力日益提高，阅读的范围和理解能力都有提升。根据其日记，他在1905年购读的书刊主要有：《万国大年表》、《世界十伟人》、《西力东侵史》、《东洋历史表解》、《外国地理表解》、《军事汇报》、《万国与图》、《各国演剧史》、《北海道殖民图说》、《地理学》等等。此外，他还广泛阅读各种报纸，除了国内的报刊外，他自己订阅了《二六新报》、《日本新闻》等日文报纸。《二六新报》是日本著名的媒体人秋山定辅（1868-1950）于1893年创办的报纸，1900年重新复刊后，矛头直指各种人们关切的社会问题，文笔犀利，因此一跃而成为发行量很高的大报（最高发行量15万份，顺便提及，中国《申报》的最高发行量是14万份），宋教仁之所以会订阅《二六新报》，恐怕也是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吧。宋还经常去各种图书馆、留学生会馆等处阅读各种书报，并订阅了《东洋杂志》、《史学杂志》和《地理杂志》等，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热切关注国内外时事，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知识，既是一个革命青年奋发向上的正常表现，也是他政治识见日趋锐敏深邃的重要条件。
在宋教仁的日文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的1906年，他受湖南同乡、留日回国后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来到日本的杨笃生的委托，翻译了已被译成日文的大量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著作，而翻译的过程，本身是精读的过程。据其日记的记载，3月份完成的有《英国制度要览》，4月份有《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5月份有《国际私法讲义》和《俄国制度要览》，6月份有《澳大利匈牙利（现通常译为奥匈帝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奥匈国财政制度》，10月份有《德国官制》等等。宋教仁当初翻译这些著作的动机，有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报酬来支撑日常的生计，但他确实也想了解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西洋近代文明的这些国家内在的制度性要素，以求“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从政制的改造和建设入手来寻求共和制中国的根本方向，这与他后来以近代宪政的精神来参与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中国同盟会改造为国民党、倡导政党政治和健全的内阁制来防止和制约独裁政权的发生的一系列近代宪政思想的阐发和政治实践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
在日本期间，宋教仁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新刊，实际接触到的日本，也让他感受到改革或维新后的邻国不同与中国的新气象。近代教育虽然还是良莠不齐，但各式学校遍布城乡，总体水准远远高于中国，他在浅草公园、小石川植物园和上野动物园内看到的近代动植物的陈列，在青山操场观察日军队形严整训练有素的操练，更加坚定了他要改造祖国的急迫心愿，实际的体验，无疑加深了他对日本的理解，同时也体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扩张野心。
2
宋教仁与宫崎滔天
根据宋教仁的日记和其他相关资料，宋在日本期间结交了数量相当的日本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对中国革命或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出于各种目的与中国的革命志士交往并伸出积极的援手。这些日本人主要有：平山周（1870-1940），当年与宫崎滔天一同接受了外务省的津贴去中国做调查，是最早结识孙中山的日本人之一，曾著有《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的创始人，主张在中国扩张日本势力，与孙中山私交颇好，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最重要的预备会就是在他的宅邸举行；清藤幸七郎（1872-1931），受滔天兄长的影响支持中国的革命，曾代表孙中山去南洋发展革命势力，是黑龙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可能成为宋教仁的政治顾问；萱野长知（1873-1947），1895年与孙中山相识，参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辛亥革命时曾为黄兴积极购买武器等，曾担任中华革命党的顾问，著有《中华民国革命秘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述宋与宫崎滔天和北一辉的交往（因为有较多的文字记述），以一窥这些日本人对于宋教仁革命生涯的意义。北一辉是一个多少有些传奇性的人物，父亲是一个新澙县酿酒业的经营者，他念小学的时候就跟着父亲的友人、一位汉儒学者修习程度很高的汉文，16岁时作的汉诗赢得了行家的赞赏，中学时曾经跳过级，也留过级，最终的学历只是中学而已。19岁时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并阅读相关书籍。1905年23岁时自费出版了奠定了他一生政治主张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翌年11月受到滔天的《革命评论》同人的关注，邀请他一同活动，他赞同滔天等人的立场，自费购买了几十部《革命评论》送给他佐渡中学的学弟们。他的政治倾向非常复杂，他试图在专制天皇制的框架下引入若干社会主义的元素对日本进行国家制度上的改造，他个人对政治暗杀抱有兴趣，又热心于幸德秋水等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1906年以后的一段岁月，他在中国革命上找到了兴奋点。
我在宋教仁日记中仅查得北一辉（其时名北辉次郎）名字两次。第一次是在1906年12月2日。这一天在神田锦辉馆举行纪念《民报》创办一周年的大会，宋教仁偕滔天同往，到会场时，会已开始，会场内外满是人，宋等无法挤入，于是宋大呼有特邀嘉宾来，请各位让道，才得以入内。“时则孙逸仙氏正演说社会主义，拍掌声如雷，余不及细听。……逸仙演讫，则章枚书继之，又其次则来宾日人池亨吉氏、北辉次郎氏、萱野长知氏及宫崎氏，皆以次演说，余为之翻译一次。”另一次在1907年3月4日：“十一时至《革命评论》社与宫崎滔天、北辉次郎谈良久。”据有关研究，在宋的日记中断以后，北一辉曾与宋有过较为密切的往来，其时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湖南派的革命党势力在日本有所增大，以内田良平为首的黑龙会，为了拓展日本在中国、尤其是满蒙地区的势力，有条件地支持有可能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党，并与滔天一派的人物交织在一起，于是，北一辉也成了黑龙会的重要成员。据《北一辉年谱》，在1910年11月，宋教仁准备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此时曾与北一辉有过重要的商谈。北一辉后来促成了宋教仁与内田良平的重要会见（宋与内田最初结识于1907年2月），宋将回国举事的计划告知了内田，并希望举事的过程中得到日本方面的支持。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立即驰电内田良平，希望日本方面派人襄助，于是内田马上派遣了北一辉和很早就偕同滔天等一起参与中国事务的青藤幸七郎（1872-1931）前往中国南方，在北一辉发给内田等的信函中记录了他们一行在中国的详细行踪。北一辉等10月末先抵达上海，继而又前往武汉会见宋教仁。在11月13日的信函中北一辉向内田报告说：“宋兄事实上总揽一切，作为都督府的总指挥，新近归来的同志及其他人，都会被带到宋兄的跟前，实在是一件快心事。”11月14日在访问了汉阳军司令部之后发给青藤幸七郎的信函中他又写道：“宋兄能顾全大局的贤明和对具体事物的实际态度，毕竟不是我等所能及的，十年的磨练思考造就了他深谋远虑的卓识，要说是快心事那确实是，我等只能对此表示敬服而已。”这样的赞美词，他几乎从未用在孙中山身上，在中国革命党中，他对宋教仁的倾心，由此可见一斑。
1916年4月，北一辉写完了《支那革命外史》（正式出版在1921年）。他在1921年的序中说：“这部书的目的不是叙述支那的革命史，其主旨在于对清末革命前后提出理论性的解说和今后对革命支那的指导性意见。”其时，北一辉对于革命十年后的中国现状已颇为失望，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居高临下的态度非常明显。他之所以要研究中国，其目的完全在于日本本身，他在当初的绪言中说：“支那问题虽不能说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全部，但今天日本的对外政策几乎都以支那问题为主轴。”在该书中，北一辉对于孙中山奉英美为圭臬的政治理想颇多嘲讽之词，而对于宋教仁则推崇备至，称他是“担负了全革命党命运的伟人”，对于自己与宋的关系，他自认为：“既不是宋派的一员，也不是他的顾问和参谋，只是一个既能与他和睦相处也能与他展开争论的同龄的益友，因为与他有过交游，能认识到他与众不同的真正价值。自己之所以能与他相容相处，不是因为一般世人所认为的是由于他的足智多谋、他的博学多识和他的辩论文章，只是由于他是一个始终一贯的刚毅诚烈的爱国者。”“宋的死，等于击破了革命党的脑髓。”
然而关于中国革命党（尤其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宋教仁一派）的革命思想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或形成，北一辉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偏狭，他认为这是由于受了日本思想、具体而言是维新日本的鼓舞和刺激，是日本的近代历程，酿成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革命支那的觉醒，就如同日本国学的复兴一样，是由于其自身的国粹文学而刺激起来的东洋精神的复活。而促进且刺激它的复活、显示出东洋魂的灿烂的光辉并给予其鼓励的是日本以及日本的思想。……日本的兴国思想毫无遗憾地催醒了他们的东洋魂，他们因其觉醒，从而直接将日本的兴国学说作为革命哲学来接受了。”这样的见解无疑是夸大了近代日本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历史的事实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最初与日本并无直接的关联，黄兴、宋教仁等，是因为在国内反清起义失败而流亡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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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大正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吉野作造曾颇为鞭辟入里地指出：“日本过去也曾大力支持过支那的革命党。探究一下伸出援手的那些人的内心，其中既有真心同情革命的，也有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有出于某种目的的，此外，也有实际上是为日本牟取利益的人吧。”日本近代的变革和崛起，日本志士对中国革命的协助和支持，无疑使革命党人颇受刺激和鼓舞，宋教仁日记中出现的有关日本人的记录，文字都是比较温情的，这表明他对那些日本人内心并无强烈的抗拒和敌意，这些日本人在精神上和物资上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客观上对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日本本身，并未能给宋教仁等革命志士以强大的思想资源。中国的志士在日本虽然也目睹了维新后的新气象，但更多的却是借助日本了解到了世界，了解到了西方国家崛起的真正原因，也了解到了与中国背负着相近命运的其他各民族的斗争史，近代日本本身能够提供给中国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虽然截止至1907年4月的宋教仁日记中，并未流露出明显的反日情绪，美国学者任达认为1898-1912年间的中日关系差不多可称为是“蜜月期”，蜜月期当然完全谈不上，但相对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并无大规模的扩张行径，两国关系相对平稳。即便如此，宋在日本6年的体验和观察，应该使他对近代日本、包括向革命党伸出援手的日本人，有了相当冷彻的理解，他在自日本回国后不久的1911年2-3月间发表的《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中指出：“其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因。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记忆之也。所云为何？则日本是也。”宋教仁被刺死不到两年，一直标榜同情理解中国的大隈重信，在他担任总理期间，向中国提出了日本势力全面进入中国的《对华二十一条》，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动作，就更为卑劣，即使是被滔天颂扬对中国一片赤诚的犬养毅，也在他任首相期间发生了1932年的上海事变，北一辉本人则成了右翼的国家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因卷入1936年2月26日的少壮派军人政变而被处死。宋教仁当初所言，果然是真知灼见。确实，6年的东京岁月，既使宋教仁开拓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也从日本本身获得了许多鼓舞和警醒，使他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宪政民主思想的先驱，同时对近代日本的对华图谋，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从这一点而言，东京岁月对于宋的革命生涯，具有多重的重要意义。
（作者授权刊发，原文首发于《汕头大学学报》2018年0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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