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部聘教授”评选和待遇问题
-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沈卫威《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第一届部聘教授评选
1939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根据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第十三项“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应即设立以提高学术标准”规定,着手设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并制定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次年3月呈准,随即由教育部公布施行。 1940年12月6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一次常会,通过“设置部聘教授由部迳聘曾任教授职十五年以上对于学术文化有特殊贡献者担任以奖励学术文化之研究而予优良教授以保障”一案。随之,教育部提交了《规定部聘教授办法要点案》,由1941年2月14-16日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次大会审议讨论,“经修正通过”。关键“修正”是将教授任职十五年改为十年,部聘名额三十人,并确立了具体可操作细则及实施规程。 据二史馆五-1349(2)《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及会议纪录》中存录“常会提”《规定部聘教授办法要点案》所示,最初要点为八项: 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十五年以上,声闻卓著并对所任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得由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二、部聘教授之人选,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出席会员三分之二以上之通过,送请教育部聘请之。三、上项人选之候选人,除由教育部直接提出外,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或具有全国性之学会得就各该学校或学会人员中,合于前条规定者,向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推荐。四、部聘教授任期自受聘之日起至退休之时为止。五、部聘教授薪俸以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第八条规定之专任教员薪俸表教授月薪第三级为最低级薪,由教育部直接拨付。六、部聘教授由教育部于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特设讲座,从事讲学及研究,其服务条件依照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之规定办理。七、部聘教授讲座设置处所得由教育部根据需要随时调动之。八、部聘教授讲座暂在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设置之,其名额暂定三十人,以后得逐年扩充之。 1941年6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517次会议,通过《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十条,宣布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在十条具体办法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中三项自身条件: 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十年以上者。二、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三、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者。 这显示部聘教授在“教学”成绩与“著作”贡献两者间,有一项“声誉卓著”或“ 特殊贡献”都可能入选。后来的事实证明,楼光来就是没有专门著作和学术论文,仅靠教学成绩当选的。 第五条规定“部聘教授任期五年,期满后经教育部提出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续聘者得续聘之”。第九条为“部聘教授名额暂定三十人”。 1941年11月20日下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在教育部陈立夫部长室召开,陈立夫为主席。在多项议题中,其中第五项“关于遴荐部聘教授候选人事项”,商定部聘教授名额暂定三十人,经部决定分为:三民主义、经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心理、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商学、农学、林学、土木水利、电机、机械航空、矿冶、生理解剖、内科医学、外科医学三十科,每科设置一人。并决定程序上分为三个步骤。 这三十个学科的人选分类中,设立“三民主义”部聘教授,显然是陈立夫的政治导向,但在随后举荐和评选中没有实施。“经学”更是莫名其妙,因为在现有大学学科分类中没有“经学”一科,传统“经学”被分解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了。1942年2月13日下午,在陈立夫主持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审议部聘教授候选人时,三民主义、艺术、地质、气象、商学、外科医学等六个学科还没有举荐出候选人。 1942年4月16-17日,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第三次大会的讨论事项中,有“请审议部聘教授人选并讨论部聘教授服务细则草案案”等。决议部聘教授各科名额分配、人选程序、服务细则、薪酬、考核等,并形成《部聘教授服务细则草案修正如次》十四条。 参与遴荐部聘教授候选人的国立学院及学术团体,共有28个单位,所荐候选人121人。教育部根据1942年2月13日学术审议委员会第六次常会决议,直接提出候选人35人,两者共156人。 各科候选人为: 中国文学科9人、英国文学科9人、史学科6人、哲学科6人、教育科9人、数学科14人、物理科6人、化学科13人、生物科14人、心理科7人、地理科2人、地质科2人、政治科3人、法律科6人、经济科4人、社会科2人、农科9人、林科5人、土木水利科9人、机械航空科4人、电机科4人、矿冶科3人、医科6人、生理解剖科4人 这个数据显示当时各学科竞争实况,以及诸位教授对这一荣誉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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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人问题的出现
二史馆五-1349(2)《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及会议纪录》中所存录《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显示,1942年8月24日下午,陈立夫主持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出席者为陈立夫、邹树文、陈大齐、王世杰、余井塘、吴俊升,讨论“请审查三十年度部聘教授人选案”,议决: (一)根据第三次大会决议按应设部聘教授名额以部聘教授荐举结果统计表所列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中被荐举票数最多者为部聘教授请部核定。(二)七月十五日以后收到之荐举名单应照部令规定作为无效。(三)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中被荐举票数最多者如遇有二人或二人以上票数相同时,抽签决定。(四)依照上列各项决议,以左列三十人为三十年度部聘教授: 杨树达、黎锦熙(中国文学科)吴宓(英国文学科)陈寅恪、萧一山(史学科)汤用彤(哲学科)孟宪承(教育科)胡敦复、苏步青(数学科)吴有训、饶毓泰(物理科)曾昭抡、王琎(化学科)秉志、张景钺(生物科)艾伟(心理科)胡焕庸(地理科)李四光(地质科)周鲠生(政治科)胡元义(法律科)杨端六(经济科)孙本文(社会科)吴耕民(农科)梁希(林科)茅以升(土木水利科)庄前鼎(机械航空科)余谦六(电机科)何杰(矿冶科)洪式闾(医科)蔡翘(生理解剖科) 这份《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中,还有“临时动议”一项:“为崇奖师道起见,部聘教授名单定本年教师节公布,其中在战区者之姓名暂不公布,以昭慎重案。决议通过。”这是随后在教师节公布部聘教授为何只有27人的缘由。因为胡敦复、秉志、孟宪承正在沦陷区上海。胡敦复为私立大同大学校长兼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秉志困居上海,更名换姓,蓄须潜隐;浙江大学教育学教授孟宪承此时也在上海,但随后去了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又回浙大。政府为了保护他们三人,没有公布其获得部聘教授的殊荣。虽然没有公布这三人名字,但他们都可以从私人渠道获得相关信息。1942年8月秉志当选部聘教授而未被公示名字,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专门致函西迁重庆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催促秉志填写教员资格审查履历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10月12日及时回复,说正在积极联系秉志,“因特殊情形予以宽限为荷”。
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的依据 查三大报纸《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1942年8月27日《中央日报 扫荡报》合版、《大公报》两报都刊出了27位部聘教授名单。其中《大公报》的题目为《部聘教授各科共三十名教育部发表人选》,内容主要是27位部聘教授的名字和专业,相对简单。《中央日报 扫荡报》合版刊出《部聘教授人选教育部已完全核定今日教师节发表》,内容丰富: 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一案,前曾拟定办法,呈奉行政院核准实施。此项教授人选之决定,极为审慎,先由部令饬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暨具有全国性质学术团体遴荐合格候选人,再由该部分科制成候选人名单,先后发交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务长或主任、学院院长、各科主任,及任教十年以上之教授荐举。荐举结果,并交由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及本月二十四日该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审议。该会已就荐举结果,决定人选,现此项人选,并已由教育部完全核定。计分为中国文学、史学、哲学、英国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理、地质、教育、政治、法律、社会学、农学、林学、土木水利工程、机械航空工程、电机工程、矿冶工程、医学生理、解剖学,各科共三十名,崇奖师道起见,特于本年教师节发表。其在后方各院校任教或已来后方之各部聘教授姓名、标志如下:
杨树达、黎锦熙(中国文学)、陈寅恪、萧一山(史学)、汤用彤(哲学)、吴宓(英国文学)、苏步青(数学)、吴有训、饶毓泰(物理学)、曾昭抡、王琎(化学)、张景钺(生物学)、艾伟(心理学)、胡焕庸(地理学)、李四光(地质学)、周鲠生(政治学)、胡元义(法律学)、杨端六(经济学)、孙本文(社会学)、吴耕民(农学)、梁希(林学)、茅以升(土木水利工程)、庄前鼎(机械航空工程)、余谦六(电机工程)、何杰(矿冶工程)、洪式闾(医学)、蔡翘(生理解剖学)。 这份新闻稿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供的,档案中还留有此文底稿。这里特意强调“其在后方各院校任教或已来后方之各部聘教授”,话中有话,暗含有三位滞留在战区。但《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三年工作概况》中是称公示28人,说两人在战区,有误。据五年后续聘名录可知孟宪承、秉志在随后获得聘任。只有胡敦复一人未获聘。又据《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记录》显示,孟宪承和其他二十三人先期获得聘任,开始服务。秉志不在后方,但“已填送履历来,并已由部聘任”。“胡敦复在上海,情形不明,暂未予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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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问题
荣誉与待遇,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部聘教授个人而言,荣誉是一方面,待遇更重要,因为战时教授多困顿,增加一些待遇,犹如雪中送炭。 当时中国是人多落后,军事实力更是无法抵挡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以及海上的航母。放弃东北、华北及东南沿海,向大西南撤退,寻求持久战和外援,是当局的战略决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大片沦陷,政府的主要财政税收断崖式塌陷。特殊的战时状态,一粒粮食和一粒子弹,都是珍贵的东西。如何解决教授的温饱,让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延续文化血脉的同时,又能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也是至关紧要的大事。 1937年8月21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电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说将平津高效撤离后,在长沙、西安建立临时大学,需要一百万元,提议由朱家骅主持管理的中英庚款中拨出若干成,并盼能分两期拨款。 国统区国立大专院校教授的月薪,也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标准、统一确认任职资格、统一支付的。 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在1940年5月11日-13日,就“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办法要点”暨大学教师薪额上,为等别、级别、月俸制定了明确标准: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第一级 600 360 260 160第二级 560 340 240 140第三级 520 320 220 120第四级 480 300 200 110第五级 440 280 180 100第六级 400 260 160 90第七级 370 240 140 80第八级 340第九级 320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薪俸(自湖南第一师范旧址纪念馆拍摄)
《学衡》杂志 部聘教授候选人公示期间,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自江西泰和致信教育部长陈立夫,说:“钧部设立部聘教授,自是逐渐统制大学之道,惟人选方面尚希郑重。日前奉到所颁部聘国文教授候补人名单,则殊令人失望,厕身其列者多不知名之人,苟其他学科之候补人皆如此类,则人将不以部聘为荣矣。本校以政教合一为目标,故特注重政治经济教席,甚望能指派有名之部聘政治学、经济学教授各一人来泰讲学。对于他校亦宜多用指派讲学之权,庶使学术空气得以流通,而无偏枯之病。”胡先骕认为这“实为目前革新大学教育之道”的方法之一。他所说的让部聘教授流动讲学一事,在战时很难行得通。 本身为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成员的冯友兰,是参加第一次评议(第二次评议时,冯没能得到自昆明去重庆的机票,缺席)的当事人,他看到“部聘教授”公示之后,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5期发表《论部聘教授》一文,对教育部设立并评选“部聘教授”的意图提出质疑。他说教育部意图之一:“优以名位,以示尊崇。藉以鼓励教授们在研究方面,力求上进。”这是正确的。但第二个意图:“部聘教授,可以由部分派到各大学任职,并且可以随时调动,如此则各大学均得到有好教授的利益,因而可以平均发展。”冯友兰认为这第二个意图是“弊多于利”,并提出五条商榷意见。冯友兰意见正好与胡先骕相反,他认为“随时调动”的意图不可行。这与两人此时立身之地有直接关系。因为“随时调动”只能是官方行为,不适合大学教授与学校双向互选任职特性。国民政府教育部从无行使过对教授“随时调动”的职权,也没有这一行政权利。教授去留,是校方和教授之间的事,教育部无权干涉。这是现代大学制度属性所决定的,是大学自主性与教授独立性的体现。民国大学对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接受,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教育部部长与大学校长、院长,几乎都是在国外现代大学接受过制度和学术的教化。虽有“党化教育”的特殊国情,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民国大学对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移植和精神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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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部聘教授评选
1943年10月7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1943年度拟增部聘教授十五人,分十五个学科设置事项。
据二史馆五-2487《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及送审合格教员名单》中,《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所示,第二批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由教育部依照部聘教授设置办法第三条规定,并参照各教授荐举之结果,就每科较多之前两名中提出一名,交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审选。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投票,过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无异议者当选。 第二批部聘教授荐举名单(得本科人员举荐票)
一、中国文学科刘文典12、胡光炜8、朱自清5、闻一多4、卢 前4、罗 庸5、谢六逸3、 朱世溱3、向 楚3、曾运乾4、魏建功4、邵祖平2、王 易1、刘 赜1、王 力2、林思进1、罗根泽1、 汪国垣、赵世忠、刘永济、沈兼士 (沈按:没有票数的,是未得本学科人员荐举,但有非本学科人员荐举票,不计入。下同)二、外国文学科楼光来12、梅光迪10、方 重5、潘家洵3、温 德2、商承祖3、范存忠5 、陈福田1、 罗文柏1、徐仲年三、史学科柳诒徵14、缪凤林9 、雷海宗6、陆懋德4、沈刚伯3、朱谦之2、郑天挺2、 陈安仁四、哲学科冯友兰5、 金岳霖4、 方东美4、宗之櫆3、李翊灼3、贺 麟1、吴 康、汪奠基五、教育科常道直15、邱 椿14、李建勋10、袁敦礼7、汪懋祖7、崔载阳3、马约翰2、 黄思敬4、 吴蕴瑞3、邓胥功2、郑宗海六、数学科何 鲁9、胡坤陞5、 孙 鎕5、何衍璿5、杨武之3、黄际遇3、萧君绛2、 江泽涵2、 汤璪真1、陈建功1七、物理科胡刚复17、周培源10、郑 愈2、熊正理3、朱物华1、赵忠尧八、化学科高济宇12、张江树11、黄子卿11、丁绪贤9、高崇煕6、张贻侗6、邬保良6、 郑兰华9、 虞宏正5、杜长明4、杨秀夫1、葛祖良1、陈之霖1、曾昭抡1九、政治科萧公权8、 钱端升6、刘迺诚3、张奚若2、萨孟武十、法律科戴修瓒13、余群宗5、赵之远4、杨兰荪2、赵凤喈1、蒋思道1、薛祀光1十一、经济科刘秉麟4、 萧 遽3、陶 因2、陈 总1、李光忠2、周炳林1、赵迺抟十二、农科邓植仪15、丁 颖15、贾成章10、汪厥明10、张巨伯9、周 祯10、王 正8、姚 鋈8、 罗清生7、 彭家元7、陈方剂6、曾 省6、冯肇传7、 曾济宽4、 齐敬鑫5、邹锺琳6、 蔡邦华4、杨邦杰3、侯 过3、李寅恭5、 王先佺6、 顾 鎣2、 林 镕5、温文元2、陈之长3、 毛宗良1、 周承鑰1、汪思章2、 张福延、 殷良弼□、戴芳澜1、 金善宝2、 张 辳1、 彭师勤1、 汤佩松□、俞大绂□、 卢子耕1十三、工科刘仙洲8、李熙谋7、陆志鸿7、施嘉焬7、蔡方荫5、杨家瑜6、陶葆階4、陈 章5、余炽昌3、王裕光3、王国松2、陈大爕3、程千云2、衛梓松2、张 □3、章名涛2、张泽熙2、俞 忽1、崔有濂1、顾宜孙1十四、医科梁伯强12、谷镜汧8、陈友浩6、梁燦英5、颜守民2、朱恒璧1、应元岳1、 张 凝2十五、艺术科徐悲鸿7、 洪 深1、杨仲子1 随之,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召开大会,在以下各学科前三名中,投票选出一位:
部聘教授候选人名单(每科前三名至五名) 一、中国文学科刘文典、胡光炜、朱自清二、外国文学科楼光来、梅光迪、范存忠、方 重三、史学科柳诒徵、缪凤林、雷海宗四、哲学科冯友兰、 金岳霖、 方东美五、教育科邱 椿、常道直、李建勋、袁敦礼、汪懋祖六、数学科何 鲁、胡坤陞、 孙 鎕、何衍璿七、物理科胡刚复、周培源、熊正理八、化学科高济宇、张江树、黄子卿、丁绪贤、郑兰华九、政治科萧公权、钱端升、刘迺诚十、法律科戴修瓒、余群宗、赵之远十一、经济科刘秉麟、萧 遽、陶 因十二、农科邓植仪、丁 颖、贾成章、汪厥明、周 祯十三、工科刘仙洲、李熙谋、陆志鸿、施嘉焬十四、医科梁伯强、谷镜汧、陈友浩、梁燦英十五、艺术科徐悲鸿、洪 深、杨仲子
1943年12月15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大会开幕。16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15人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每个学科一位: 胡小石(国文)、楼光来(外文)、柳翼谋(历史)、冯友兰(哲学)、常道直(教育)、何鲁(数学)、胡刚复(物理)、萧公权(政治)、戴修瓒(法律)、刘秉麟(经济)、邓植仪(农学)、刘仙洲(机械)、高济宇(化学)、梁伯强(医学)、徐悲鸿(艺术)。 十五位当选者,除胡小石外,都是本学科最初得举荐票第一名,这说明审议会委员在最后表决时,除有特殊原因,绝对遵从学界口碑和学者意见。据参与投票的竺可桢在日记中所记,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差一票输给了中央大学楼光来。西南联大刘文典被推荐票数很高,最后落选,被中央大学胡小石(光炜)替代,不是学术水平问题,是因他“有嗜好”,即他个人品行有瑕疵(瘾君子)。 二史馆五-2487《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及送审合格教员名单》中,《部聘教授荐举名单》显示,刘文典在本学科中国文学科得向楚、陈子展、蒋天枢、罗常培、冯沅君、陆侃如、霍玉厚、汪国垣、魏建功、台静农、王佩芬、陈鐘凡12人推荐,得票最高,高出得8票的第二名胡小石(荐举人为杨树达、蒋天枢、王力、朱自清、冯沅君、陆侃如、魏建功、台静农)4票。 应当说,部聘教授评选,一方面彰显了教授学术实力和个人修为,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各大学竞争实力。此时,虽不是以修齐治平来评判士大夫的时代,但教授个人修为,还是被看重的。私德、私行对于为人师表的教授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中国文学科刘文典与胡小石竞争,胡小石胜出。他俩都是有故事的人。 胡小石
刘文典的事情主要与吸食、倒卖鸦片有关。这里引随后刘文典参评院士时,遭傅斯年举报信中的一段话:“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 胡小石是抗战前南京中央大学内唯一一位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他早年从李瑞清精研金石碑学,李瑞清去世后,经同学陈鐘凡(中凡)推荐,1920-1922年到北京女高师任教,并出任国文部主任。北京生活得以接触到方兴的新学问甲骨学,于是放下正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钻研甲骨文,遂成《甲骨文例》一书,得此学科之“预流”。 1947年8月,胡小石出任中央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在新学年教师聘任时,他解聘了从重庆复校来南京的教授九人:王扶生、王玉章、徐英(澄宇)、孙为霆(雨霆)、乔曾劬(大壮)、朱世溱(东润)、杨慧修(晦)、唐圭璋、徐震(哲东);副教授三人:李长之、吴组缃、王仲荦;讲师一人:蒋礼鸿。 当年在重庆时,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有国文系,师资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北京大学毕业生伍叔傥任系主任;文学院也有国文系,系主任是汪辟疆,师资则多为两江师范-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毕业生。文学院国文系老底子是胡小石、汪辟疆等从南京带过来的。1943年师范学院国文系与文学院国文系合并,伍叔傥任系主任。伍叔傥带来的师资人多,在合并后的国文系占上风。南京复校后胡小石掌权,对原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痛下杀手,成为轰动学界的胡小石一次解聘十二位教授、副教授“事件”。 此事在日后还继续发酵。这批被解聘的十几位教授中,朱东润晚年在自传中,对“胡教授”(胡小石)作法颇有微词,《朱东润自传》中记载一段当年两系合并后,北京大学毕业生丁山的遭遇:“国文系的丁山教授来了,要开龟甲文的课,这个消息给胡教授知道了,他立刻用文学研究室的名义把图书馆全部有关龟甲文的书借个精光;丁山只有对着图书馆的空书架白瞪眼。” 而出身北大的杨晦,出身清华的李长之、吴组缃都是新文学作家。1943年自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毕业的钱谷融(国荣)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 这是自1922年《学衡》创刊及后继“学衡派”刊物《国学丛刊》、《文哲学报》、《东南论衡》、《国风》等绝不允许白话新诗出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也不允许新文学进入课堂的延续。是“学衡派”与“新青年派”对立的进一步体现。 历史会戏剧性重演。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中央大学改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与教会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三系合并。此时被政治符号化的“伪中央大学”帽子,由1949年以前一直称呼汪伪政权下“伪中央大学”,移戴到国民政府的国立中央大学头上。原“伪中央大学”被称作“汪伪中央大学”。作为“伪中央大学”教授胡小石,被政治势力逼出南京大学中文系,到图书馆任职。他原有的所谓“伪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力阵容,被迅速瓦解,他所倚重的左膀右臂段熙仲、张世禄先后被调离。特别是段熙仲,抗战时在重庆一度为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秘书,有行政经验和办事能力,后来一直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张世禄调到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被彻底洗牌,曾留学日本、法国的“创造社”成员,语言学教授方光焘和北京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教授陈鐘凡先后主政。据陈中凡(鐘凡)《悼念胡小石学长》一文所示,胡在1950年代的政治高压下有过一次检讨。陈中凡回忆说:“在一次送杨咏祁同志到北大学习的集会上,他不胜感慨地作自我批判,说:‘我今天愿以《红楼梦》中焦大的身份说话,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事后回忆,中大这种风气是沿袭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系的,我也应当负重大的责任,哪能完全由他负责呢?” “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是有所指,抗战时仅在当时重庆教育部任职,就有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多位毕业生如吴俊升、张廷休、段熙仲、卢前。陈中凡所引述胡小石的话,还另有隐情。被胡小石解聘的新文学作家杨晦,曾是文学社团“沉钟社”发起人,此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而胡小石所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要送青年教师到杨晦那里进修学习。以创作白话新诗、戏剧出道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杨晦,在1955年9月中文系新生入学的大会上,说出“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正好相对胡小石“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或可理解为胡小石之言,是对杨晦讲话的回应。 中央大学楼光来,毕生没有学术著作,连论文也不写,但政府的外交条约,多次由他最后审定英文文字。他是属于符合“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这一条件的。 清华大学部聘教授领取薪俸及研究费名单 浙江大学此时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文学院长梅光迪没能入选部聘教授,尽管他拿的是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但他在1945年3月20的日记中写道:“遵义物价高于重庆,而待遇反低,未免吃亏。”他在当天日记中,记录了他当时的每月所得: 薪水600元,校中加成410元(加成360元,加薪50元)煤水50元,文化补助600元办公费1200元,教育部研究费2000元生活底数6000元,加成18000元米贴约12000元总计约40860元 而当时重庆、遵义的物价,他有详细对比式记载: 重庆(据内子近函)白米每市斗(约十五斤) $1500较贵二三百元猪肉 每斤$220至250 $300菜油 每斤$400 $900白菜 每斤$20至50 百元以上(阴历年底至三四百元)白糖 每斤$480 $800至$900饼干 每斤$360至$450 $760
上述梅光迪日记中显示,此时,重庆白米每斤100元,遵义白米每斤120元。梅光迪每月所得米贴可买100斤白米。四日后,他日记中所记,一老斗约(15斤)的上等米已经上涨到三千六七百元,即每斤上等米价位在240元以上。 教授薪水虽然每月都可能以特殊补贴的方式略有些涨幅,但抵不住物价猛涨。梅光迪生命最后一年留下有十个月的日记,其中,感叹最多的是物价上涨。1945年7月20日日记显示,遵义物价较去年此时高出六七至十倍以上。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16日领得月薪为46000余元法币。而他前一天在华侨店购买五磅一瓶的美军所用奶粉,就花去28000元。 1945年8月18日,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学校秘书长郑天挺在日记中记录有当月昆明物价: 付羊肉一斤六〇〇元,鸡蛋十个一四〇〇元,西红柿一斤三〇〇元,烧饼三个三〇〇元。 物价高涨,生活艰难,不是梅光迪一个人的问题。此时大学教授,大都面临这样的困境。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多封信中,许多处都是在叫穷,说钱不够用,请傅斯年帮他找钱。在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时,谈教授的尊严,有些难堪。据《竺可桢日记》所示,梅光迪在去世前,要求学校在他死后,补发给他一年应得的教授休假年薪,也真是贫穷之下的无奈之举。他这主要考虑到自己死后子女的生活没有着落。这事,让竺可桢校长十分作难,感叹人死了,怎么还能要再拿一年休假的年薪?但念及同学、老友的实际困难,竺可桢还是给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写信,请求酌情解决梅光迪去世后子女面临的实际生活困难。 还都南京后,1947年10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月薪是800元,和抗战期间陈立夫1944年9月的月薪800元一样。政务次长杭立武(原政务次长顾毓琇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杭立武改任次职)、常务次长田培林(由河南大学校长改任此职)都是680元,和1944年9月朱经农、赖琏两位次长月薪一样。司长贺师俊是630元,和1944年9月吴俊升月薪同。不同的是物价飞涨,他们都得靠生活补助费生活。而领到的这笔钱,是每月都在不停贬值的、以万计数的法币。 教育部官员的薪水
中央大学部聘教授胡小石、楼光来、胡焕庸、高济宇、戴修瓒、吴有训、孙本文、梁希、秉志、蔡翘、常道直1947年7月份每人从中央大学还能领到“学术研究补助费”法币250000元,这是每一位中央大学教授都有的同样数目,比教育部次长的办公费略高。 而此时的大米价格为每市斤法币2300元,并且每天都在上涨。中央大学教授这份“学术研究补助费”大约相当于109斤大米。当时,教授夫人多没有工作,一个教授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人,如果孩子较多,生活相对更加艰难。 1947年8月开学,教育部实行新的教授薪水制度。教授最高薪水统一上涨20元,最高薪水由1940年5月制定的600元,上涨为620元。这坚持到年底。 1948年教授十四级级别薪水分别为660元、640元、620元、600元、580元、560元、540元、520元、500元、480元、460元、440元、420元、400元。副教授最高薪水为420元。这个教授薪水标准一直坚持到南京国民政府垮台。 以中央大学文学院为例。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伍俶、胡光炜、汪国垣、柳无忌、范存忠、楼光来、徐颂年(仲年)、李翊灼、宗之櫆(白华)、方东美、何兆清、张贵永、沈刚伯、缪凤林有600元薪俸。1948年,中央大学文学院有九位教授的最高薪水为660元。能够获得这份薪水的是范存忠、胡光炜、伍俶、汪国垣、楼光来、徐颂年、缪凤林、宗之櫆、何兆清。这个数据与前面所引述的名单不同,是出自两份档案,但最高薪水数目一致。在1948年7月,每位教授可以领到2000000法币的补助金额。这份补助金在当年7月1日的上海,只能买到限价的政府储备米30市斤(两斗米,每斗15市斤,每斤16两)。而7月4日后,这份补助金只能买到12.5市斤米。前线的军事实力与后方的金融经济同时在崩溃。
7
续聘及高校分布
部聘教授,五年一个聘期,1947年7月第一届部聘教授聘任到期。 1947年7月24日下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的讨论事项中,有“请讨论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等三十员应否续聘五年案”。 上会具体提案为《请讨论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等二十九员应否续聘五年案》: (案由)查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黎锦熙、吴宓、陈寅恪、萧一山、汤用彤、孟宪承、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王琎、秉志、张景钺、艾伟、胡焕庸、李四光、周鲠生、胡元义、杨端六、孙本文、吴耕民、梁希、茅以升、庄前鼎、余谦六、何杰、洪式闾、蔡翘等廿九员,任期系自三十一年八月至三十六年七月。本月底即届任满之期,复查设置部聘教授办法第五条规定:“部聘教授任期五年,期满后经教育部提出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续聘者得续聘之。”该教授等服务成绩尚优良,拟一律续聘五年,自三十六年八月至四十一年七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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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届部聘教授评选
1939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根据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第十三项“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应即设立以提高学术标准”规定,着手设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并制定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次年3月呈准,随即由教育部公布施行。 1940年12月6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一次常会,通过“设置部聘教授由部迳聘曾任教授职十五年以上对于学术文化有特殊贡献者担任以奖励学术文化之研究而予优良教授以保障”一案。随之,教育部提交了《规定部聘教授办法要点案》,由1941年2月14-16日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次大会审议讨论,“经修正通过”。关键“修正”是将教授任职十五年改为十年,部聘名额三十人,并确立了具体可操作细则及实施规程。 据二史馆五-1349(2)《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及会议纪录》中存录“常会提”《规定部聘教授办法要点案》所示,最初要点为八项: 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十五年以上,声闻卓著并对所任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得由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二、部聘教授之人选,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出席会员三分之二以上之通过,送请教育部聘请之。三、上项人选之候选人,除由教育部直接提出外,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或具有全国性之学会得就各该学校或学会人员中,合于前条规定者,向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推荐。四、部聘教授任期自受聘之日起至退休之时为止。五、部聘教授薪俸以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第八条规定之专任教员薪俸表教授月薪第三级为最低级薪,由教育部直接拨付。六、部聘教授由教育部于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特设讲座,从事讲学及研究,其服务条件依照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之规定办理。七、部聘教授讲座设置处所得由教育部根据需要随时调动之。八、部聘教授讲座暂在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设置之,其名额暂定三十人,以后得逐年扩充之。 1941年6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517次会议,通过《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十条,宣布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在十条具体办法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中三项自身条件: 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十年以上者。二、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三、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者。 这显示部聘教授在“教学”成绩与“著作”贡献两者间,有一项“声誉卓著”或“ 特殊贡献”都可能入选。后来的事实证明,楼光来就是没有专门著作和学术论文,仅靠教学成绩当选的。 第五条规定“部聘教授任期五年,期满后经教育部提出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续聘者得续聘之”。第九条为“部聘教授名额暂定三十人”。 1941年11月20日下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在教育部陈立夫部长室召开,陈立夫为主席。在多项议题中,其中第五项“关于遴荐部聘教授候选人事项”,商定部聘教授名额暂定三十人,经部决定分为:三民主义、经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心理、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商学、农学、林学、土木水利、电机、机械航空、矿冶、生理解剖、内科医学、外科医学三十科,每科设置一人。并决定程序上分为三个步骤。 这三十个学科的人选分类中,设立“三民主义”部聘教授,显然是陈立夫的政治导向,但在随后举荐和评选中没有实施。“经学”更是莫名其妙,因为在现有大学学科分类中没有“经学”一科,传统“经学”被分解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了。1942年2月13日下午,在陈立夫主持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审议部聘教授候选人时,三民主义、艺术、地质、气象、商学、外科医学等六个学科还没有举荐出候选人。 1942年4月16-17日,教育部第一届学术审议会第三次大会的讨论事项中,有“请审议部聘教授人选并讨论部聘教授服务细则草案案”等。决议部聘教授各科名额分配、人选程序、服务细则、薪酬、考核等,并形成《部聘教授服务细则草案修正如次》十四条。 参与遴荐部聘教授候选人的国立学院及学术团体,共有28个单位,所荐候选人121人。教育部根据1942年2月13日学术审议委员会第六次常会决议,直接提出候选人35人,两者共156人。 各科候选人为: 中国文学科9人、英国文学科9人、史学科6人、哲学科6人、教育科9人、数学科14人、物理科6人、化学科13人、生物科14人、心理科7人、地理科2人、地质科2人、政治科3人、法律科6人、经济科4人、社会科2人、农科9人、林科5人、土木水利科9人、机械航空科4人、电机科4人、矿冶科3人、医科6人、生理解剖科4人 这个数据显示当时各学科竞争实况,以及诸位教授对这一荣誉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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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人问题的出现
二史馆五-1349(2)《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章程及会议纪录》中所存录《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显示,1942年8月24日下午,陈立夫主持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出席者为陈立夫、邹树文、陈大齐、王世杰、余井塘、吴俊升,讨论“请审查三十年度部聘教授人选案”,议决: (一)根据第三次大会决议按应设部聘教授名额以部聘教授荐举结果统计表所列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中被荐举票数最多者为部聘教授请部核定。(二)七月十五日以后收到之荐举名单应照部令规定作为无效。(三)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中被荐举票数最多者如遇有二人或二人以上票数相同时,抽签决定。(四)依照上列各项决议,以左列三十人为三十年度部聘教授: 杨树达、黎锦熙(中国文学科)吴宓(英国文学科)陈寅恪、萧一山(史学科)汤用彤(哲学科)孟宪承(教育科)胡敦复、苏步青(数学科)吴有训、饶毓泰(物理科)曾昭抡、王琎(化学科)秉志、张景钺(生物科)艾伟(心理科)胡焕庸(地理科)李四光(地质科)周鲠生(政治科)胡元义(法律科)杨端六(经济科)孙本文(社会科)吴耕民(农科)梁希(林科)茅以升(土木水利科)庄前鼎(机械航空科)余谦六(电机科)何杰(矿冶科)洪式闾(医科)蔡翘(生理解剖科) 这份《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中,还有“临时动议”一项:“为崇奖师道起见,部聘教授名单定本年教师节公布,其中在战区者之姓名暂不公布,以昭慎重案。决议通过。”这是随后在教师节公布部聘教授为何只有27人的缘由。因为胡敦复、秉志、孟宪承正在沦陷区上海。胡敦复为私立大同大学校长兼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秉志困居上海,更名换姓,蓄须潜隐;浙江大学教育学教授孟宪承此时也在上海,但随后去了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又回浙大。政府为了保护他们三人,没有公布其获得部聘教授的殊荣。虽然没有公布这三人名字,但他们都可以从私人渠道获得相关信息。1942年8月秉志当选部聘教授而未被公示名字,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专门致函西迁重庆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催促秉志填写教员资格审查履历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10月12日及时回复,说正在积极联系秉志,“因特殊情形予以宽限为荷”。
杨树达、黎锦熙(中国文学)、陈寅恪、萧一山(史学)、汤用彤(哲学)、吴宓(英国文学)、苏步青(数学)、吴有训、饶毓泰(物理学)、曾昭抡、王琎(化学)、张景钺(生物学)、艾伟(心理学)、胡焕庸(地理学)、李四光(地质学)、周鲠生(政治学)、胡元义(法律学)、杨端六(经济学)、孙本文(社会学)、吴耕民(农学)、梁希(林学)、茅以升(土木水利工程)、庄前鼎(机械航空工程)、余谦六(电机工程)、何杰(矿冶工程)、洪式闾(医学)、蔡翘(生理解剖学)。 这份新闻稿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供的,档案中还留有此文底稿。这里特意强调“其在后方各院校任教或已来后方之各部聘教授”,话中有话,暗含有三位滞留在战区。但《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三年工作概况》中是称公示28人,说两人在战区,有误。据五年后续聘名录可知孟宪承、秉志在随后获得聘任。只有胡敦复一人未获聘。又据《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记录》显示,孟宪承和其他二十三人先期获得聘任,开始服务。秉志不在后方,但“已填送履历来,并已由部聘任”。“胡敦复在上海,情形不明,暂未予聘任”。
3
待遇问题
荣誉与待遇,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部聘教授个人而言,荣誉是一方面,待遇更重要,因为战时教授多困顿,增加一些待遇,犹如雪中送炭。 当时中国是人多落后,军事实力更是无法抵挡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以及海上的航母。放弃东北、华北及东南沿海,向大西南撤退,寻求持久战和外援,是当局的战略决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大片沦陷,政府的主要财政税收断崖式塌陷。特殊的战时状态,一粒粮食和一粒子弹,都是珍贵的东西。如何解决教授的温饱,让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延续文化血脉的同时,又能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也是至关紧要的大事。 1937年8月21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电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说将平津高效撤离后,在长沙、西安建立临时大学,需要一百万元,提议由朱家骅主持管理的中英庚款中拨出若干成,并盼能分两期拨款。 国统区国立大专院校教授的月薪,也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标准、统一确认任职资格、统一支付的。 第一届学术审议委员会在1940年5月11日-13日,就“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办法要点”暨大学教师薪额上,为等别、级别、月俸制定了明确标准: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第一级 600 360 260 160第二级 560 340 240 140第三级 520 320 220 120第四级 480 300 200 110第五级 440 280 180 100第六级 400 260 160 90第七级 370 240 140 80第八级 340第九级 320
5
第二届部聘教授评选
1943年10月7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1943年度拟增部聘教授十五人,分十五个学科设置事项。
据二史馆五-2487《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及送审合格教员名单》中,《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所示,第二批各科部聘教授候选人,由教育部依照部聘教授设置办法第三条规定,并参照各教授荐举之结果,就每科较多之前两名中提出一名,交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审选。学术审议委员会大会投票,过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无异议者当选。 第二批部聘教授荐举名单(得本科人员举荐票)
一、中国文学科刘文典12、胡光炜8、朱自清5、闻一多4、卢 前4、罗 庸5、谢六逸3、 朱世溱3、向 楚3、曾运乾4、魏建功4、邵祖平2、王 易1、刘 赜1、王 力2、林思进1、罗根泽1、 汪国垣、赵世忠、刘永济、沈兼士 (沈按:没有票数的,是未得本学科人员荐举,但有非本学科人员荐举票,不计入。下同)二、外国文学科楼光来12、梅光迪10、方 重5、潘家洵3、温 德2、商承祖3、范存忠5 、陈福田1、 罗文柏1、徐仲年三、史学科柳诒徵14、缪凤林9 、雷海宗6、陆懋德4、沈刚伯3、朱谦之2、郑天挺2、 陈安仁四、哲学科冯友兰5、 金岳霖4、 方东美4、宗之櫆3、李翊灼3、贺 麟1、吴 康、汪奠基五、教育科常道直15、邱 椿14、李建勋10、袁敦礼7、汪懋祖7、崔载阳3、马约翰2、 黄思敬4、 吴蕴瑞3、邓胥功2、郑宗海六、数学科何 鲁9、胡坤陞5、 孙 鎕5、何衍璿5、杨武之3、黄际遇3、萧君绛2、 江泽涵2、 汤璪真1、陈建功1七、物理科胡刚复17、周培源10、郑 愈2、熊正理3、朱物华1、赵忠尧八、化学科高济宇12、张江树11、黄子卿11、丁绪贤9、高崇煕6、张贻侗6、邬保良6、 郑兰华9、 虞宏正5、杜长明4、杨秀夫1、葛祖良1、陈之霖1、曾昭抡1九、政治科萧公权8、 钱端升6、刘迺诚3、张奚若2、萨孟武十、法律科戴修瓒13、余群宗5、赵之远4、杨兰荪2、赵凤喈1、蒋思道1、薛祀光1十一、经济科刘秉麟4、 萧 遽3、陶 因2、陈 总1、李光忠2、周炳林1、赵迺抟十二、农科邓植仪15、丁 颖15、贾成章10、汪厥明10、张巨伯9、周 祯10、王 正8、姚 鋈8、 罗清生7、 彭家元7、陈方剂6、曾 省6、冯肇传7、 曾济宽4、 齐敬鑫5、邹锺琳6、 蔡邦华4、杨邦杰3、侯 过3、李寅恭5、 王先佺6、 顾 鎣2、 林 镕5、温文元2、陈之长3、 毛宗良1、 周承鑰1、汪思章2、 张福延、 殷良弼□、戴芳澜1、 金善宝2、 张 辳1、 彭师勤1、 汤佩松□、俞大绂□、 卢子耕1十三、工科刘仙洲8、李熙谋7、陆志鸿7、施嘉焬7、蔡方荫5、杨家瑜6、陶葆階4、陈 章5、余炽昌3、王裕光3、王国松2、陈大爕3、程千云2、衛梓松2、张 □3、章名涛2、张泽熙2、俞 忽1、崔有濂1、顾宜孙1十四、医科梁伯强12、谷镜汧8、陈友浩6、梁燦英5、颜守民2、朱恒璧1、应元岳1、 张 凝2十五、艺术科徐悲鸿7、 洪 深1、杨仲子1 随之,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召开大会,在以下各学科前三名中,投票选出一位:
部聘教授候选人名单(每科前三名至五名) 一、中国文学科刘文典、胡光炜、朱自清二、外国文学科楼光来、梅光迪、范存忠、方 重三、史学科柳诒徵、缪凤林、雷海宗四、哲学科冯友兰、 金岳霖、 方东美五、教育科邱 椿、常道直、李建勋、袁敦礼、汪懋祖六、数学科何 鲁、胡坤陞、 孙 鎕、何衍璿七、物理科胡刚复、周培源、熊正理八、化学科高济宇、张江树、黄子卿、丁绪贤、郑兰华九、政治科萧公权、钱端升、刘迺诚十、法律科戴修瓒、余群宗、赵之远十一、经济科刘秉麟、萧 遽、陶 因十二、农科邓植仪、丁 颖、贾成章、汪厥明、周 祯十三、工科刘仙洲、李熙谋、陆志鸿、施嘉焬十四、医科梁伯强、谷镜汧、陈友浩、梁燦英十五、艺术科徐悲鸿、洪 深、杨仲子
1943年12月15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大会开幕。16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15人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每个学科一位: 胡小石(国文)、楼光来(外文)、柳翼谋(历史)、冯友兰(哲学)、常道直(教育)、何鲁(数学)、胡刚复(物理)、萧公权(政治)、戴修瓒(法律)、刘秉麟(经济)、邓植仪(农学)、刘仙洲(机械)、高济宇(化学)、梁伯强(医学)、徐悲鸿(艺术)。 十五位当选者,除胡小石外,都是本学科最初得举荐票第一名,这说明审议会委员在最后表决时,除有特殊原因,绝对遵从学界口碑和学者意见。据参与投票的竺可桢在日记中所记,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差一票输给了中央大学楼光来。西南联大刘文典被推荐票数很高,最后落选,被中央大学胡小石(光炜)替代,不是学术水平问题,是因他“有嗜好”,即他个人品行有瑕疵(瘾君子)。 二史馆五-2487《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及送审合格教员名单》中,《部聘教授荐举名单》显示,刘文典在本学科中国文学科得向楚、陈子展、蒋天枢、罗常培、冯沅君、陆侃如、霍玉厚、汪国垣、魏建功、台静农、王佩芬、陈鐘凡12人推荐,得票最高,高出得8票的第二名胡小石(荐举人为杨树达、蒋天枢、王力、朱自清、冯沅君、陆侃如、魏建功、台静农)4票。 应当说,部聘教授评选,一方面彰显了教授学术实力和个人修为,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各大学竞争实力。此时,虽不是以修齐治平来评判士大夫的时代,但教授个人修为,还是被看重的。私德、私行对于为人师表的教授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中国文学科刘文典与胡小石竞争,胡小石胜出。他俩都是有故事的人。
刘文典的事情主要与吸食、倒卖鸦片有关。这里引随后刘文典参评院士时,遭傅斯年举报信中的一段话:“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 胡小石是抗战前南京中央大学内唯一一位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他早年从李瑞清精研金石碑学,李瑞清去世后,经同学陈鐘凡(中凡)推荐,1920-1922年到北京女高师任教,并出任国文部主任。北京生活得以接触到方兴的新学问甲骨学,于是放下正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钻研甲骨文,遂成《甲骨文例》一书,得此学科之“预流”。 1947年8月,胡小石出任中央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在新学年教师聘任时,他解聘了从重庆复校来南京的教授九人:王扶生、王玉章、徐英(澄宇)、孙为霆(雨霆)、乔曾劬(大壮)、朱世溱(东润)、杨慧修(晦)、唐圭璋、徐震(哲东);副教授三人:李长之、吴组缃、王仲荦;讲师一人:蒋礼鸿。 当年在重庆时,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有国文系,师资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北京大学毕业生伍叔傥任系主任;文学院也有国文系,系主任是汪辟疆,师资则多为两江师范-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毕业生。文学院国文系老底子是胡小石、汪辟疆等从南京带过来的。1943年师范学院国文系与文学院国文系合并,伍叔傥任系主任。伍叔傥带来的师资人多,在合并后的国文系占上风。南京复校后胡小石掌权,对原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痛下杀手,成为轰动学界的胡小石一次解聘十二位教授、副教授“事件”。 此事在日后还继续发酵。这批被解聘的十几位教授中,朱东润晚年在自传中,对“胡教授”(胡小石)作法颇有微词,《朱东润自传》中记载一段当年两系合并后,北京大学毕业生丁山的遭遇:“国文系的丁山教授来了,要开龟甲文的课,这个消息给胡教授知道了,他立刻用文学研究室的名义把图书馆全部有关龟甲文的书借个精光;丁山只有对着图书馆的空书架白瞪眼。” 而出身北大的杨晦,出身清华的李长之、吴组缃都是新文学作家。1943年自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毕业的钱谷融(国荣)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 这是自1922年《学衡》创刊及后继“学衡派”刊物《国学丛刊》、《文哲学报》、《东南论衡》、《国风》等绝不允许白话新诗出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也不允许新文学进入课堂的延续。是“学衡派”与“新青年派”对立的进一步体现。 历史会戏剧性重演。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中央大学改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与教会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三系合并。此时被政治符号化的“伪中央大学”帽子,由1949年以前一直称呼汪伪政权下“伪中央大学”,移戴到国民政府的国立中央大学头上。原“伪中央大学”被称作“汪伪中央大学”。作为“伪中央大学”教授胡小石,被政治势力逼出南京大学中文系,到图书馆任职。他原有的所谓“伪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力阵容,被迅速瓦解,他所倚重的左膀右臂段熙仲、张世禄先后被调离。特别是段熙仲,抗战时在重庆一度为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秘书,有行政经验和办事能力,后来一直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张世禄调到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被彻底洗牌,曾留学日本、法国的“创造社”成员,语言学教授方光焘和北京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教授陈鐘凡先后主政。据陈中凡(鐘凡)《悼念胡小石学长》一文所示,胡在1950年代的政治高压下有过一次检讨。陈中凡回忆说:“在一次送杨咏祁同志到北大学习的集会上,他不胜感慨地作自我批判,说:‘我今天愿以《红楼梦》中焦大的身份说话,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事后回忆,中大这种风气是沿袭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系的,我也应当负重大的责任,哪能完全由他负责呢?” “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是有所指,抗战时仅在当时重庆教育部任职,就有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多位毕业生如吴俊升、张廷休、段熙仲、卢前。陈中凡所引述胡小石的话,还另有隐情。被胡小石解聘的新文学作家杨晦,曾是文学社团“沉钟社”发起人,此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而胡小石所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要送青年教师到杨晦那里进修学习。以创作白话新诗、戏剧出道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杨晦,在1955年9月中文系新生入学的大会上,说出“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正好相对胡小石“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或可理解为胡小石之言,是对杨晦讲话的回应。 中央大学楼光来,毕生没有学术著作,连论文也不写,但政府的外交条约,多次由他最后审定英文文字。他是属于符合“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这一条件的。
上述梅光迪日记中显示,此时,重庆白米每斤100元,遵义白米每斤120元。梅光迪每月所得米贴可买100斤白米。四日后,他日记中所记,一老斗约(15斤)的上等米已经上涨到三千六七百元,即每斤上等米价位在240元以上。 教授薪水虽然每月都可能以特殊补贴的方式略有些涨幅,但抵不住物价猛涨。梅光迪生命最后一年留下有十个月的日记,其中,感叹最多的是物价上涨。1945年7月20日日记显示,遵义物价较去年此时高出六七至十倍以上。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16日领得月薪为46000余元法币。而他前一天在华侨店购买五磅一瓶的美军所用奶粉,就花去28000元。 1945年8月18日,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学校秘书长郑天挺在日记中记录有当月昆明物价: 付羊肉一斤六〇〇元,鸡蛋十个一四〇〇元,西红柿一斤三〇〇元,烧饼三个三〇〇元。 物价高涨,生活艰难,不是梅光迪一个人的问题。此时大学教授,大都面临这样的困境。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多封信中,许多处都是在叫穷,说钱不够用,请傅斯年帮他找钱。在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时,谈教授的尊严,有些难堪。据《竺可桢日记》所示,梅光迪在去世前,要求学校在他死后,补发给他一年应得的教授休假年薪,也真是贫穷之下的无奈之举。他这主要考虑到自己死后子女的生活没有着落。这事,让竺可桢校长十分作难,感叹人死了,怎么还能要再拿一年休假的年薪?但念及同学、老友的实际困难,竺可桢还是给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写信,请求酌情解决梅光迪去世后子女面临的实际生活困难。 还都南京后,1947年10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月薪是800元,和抗战期间陈立夫1944年9月的月薪800元一样。政务次长杭立武(原政务次长顾毓琇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杭立武改任次职)、常务次长田培林(由河南大学校长改任此职)都是680元,和1944年9月朱经农、赖琏两位次长月薪一样。司长贺师俊是630元,和1944年9月吴俊升月薪同。不同的是物价飞涨,他们都得靠生活补助费生活。而领到的这笔钱,是每月都在不停贬值的、以万计数的法币。
中央大学部聘教授胡小石、楼光来、胡焕庸、高济宇、戴修瓒、吴有训、孙本文、梁希、秉志、蔡翘、常道直1947年7月份每人从中央大学还能领到“学术研究补助费”法币250000元,这是每一位中央大学教授都有的同样数目,比教育部次长的办公费略高。 而此时的大米价格为每市斤法币2300元,并且每天都在上涨。中央大学教授这份“学术研究补助费”大约相当于109斤大米。当时,教授夫人多没有工作,一个教授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人,如果孩子较多,生活相对更加艰难。 1947年8月开学,教育部实行新的教授薪水制度。教授最高薪水统一上涨20元,最高薪水由1940年5月制定的600元,上涨为620元。这坚持到年底。 1948年教授十四级级别薪水分别为660元、640元、620元、600元、580元、560元、540元、520元、500元、480元、460元、440元、420元、400元。副教授最高薪水为420元。这个教授薪水标准一直坚持到南京国民政府垮台。 以中央大学文学院为例。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伍俶、胡光炜、汪国垣、柳无忌、范存忠、楼光来、徐颂年(仲年)、李翊灼、宗之櫆(白华)、方东美、何兆清、张贵永、沈刚伯、缪凤林有600元薪俸。1948年,中央大学文学院有九位教授的最高薪水为660元。能够获得这份薪水的是范存忠、胡光炜、伍俶、汪国垣、楼光来、徐颂年、缪凤林、宗之櫆、何兆清。这个数据与前面所引述的名单不同,是出自两份档案,但最高薪水数目一致。在1948年7月,每位教授可以领到2000000法币的补助金额。这份补助金在当年7月1日的上海,只能买到限价的政府储备米30市斤(两斗米,每斗15市斤,每斤16两)。而7月4日后,这份补助金只能买到12.5市斤米。前线的军事实力与后方的金融经济同时在崩溃。
7
续聘及高校分布
部聘教授,五年一个聘期,1947年7月第一届部聘教授聘任到期。 1947年7月24日下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届第二次常务委员会的讨论事项中,有“请讨论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等三十员应否续聘五年案”。 上会具体提案为《请讨论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等二十九员应否续聘五年案》: (案由)查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黎锦熙、吴宓、陈寅恪、萧一山、汤用彤、孟宪承、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曾昭抡、王琎、秉志、张景钺、艾伟、胡焕庸、李四光、周鲠生、胡元义、杨端六、孙本文、吴耕民、梁希、茅以升、庄前鼎、余谦六、何杰、洪式闾、蔡翘等廿九员,任期系自三十一年八月至三十六年七月。本月底即届任满之期,复查设置部聘教授办法第五条规定:“部聘教授任期五年,期满后经教育部提出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续聘者得续聘之。”该教授等服务成绩尚优良,拟一律续聘五年,自三十六年八月至四十一年七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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