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此前的同类制作来说，颇具观赏性的《长安十二时辰》强调，他们着意复原一个真实的长安，以及它的“烟火气”。这部罕见的“城市剧”是否“像”真正的长安？
假如还给这部舞美能打五星的剧挑点瑕疵，不完全在于某些细节本身（比如晚近的器物穿越到了前朝，建筑像日本），而是因为多少让古代人干了现代人的事，细节已经足够古代了，气氛还是太现代的，个性有点美剧的既视感。有时候，100个好的细节凑在一起反而不真实，过犹不及，从考古图像中铺贴起来的城市，感觉怎么还像是片场，出现了些不可能出现的空间场景。
确实，“以意逆志”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的问题和平衡的问题，在于你想从历史的影像中看到什么。真实的长安确曾面临某种危机，但除了外部的强敌和血腥的政治，它的空间也说着一个自己的故事。
速成的长安城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杨坚代北周建立了隋朝，他本打算就定都在汉长安城的基址上。可是，某夜，文帝梦见城下渭河水涨，滔滔洪水淹没了长安……噩梦惊醒之后，文帝决意在汉长安城东边的龙首山南麓营建一座崭新的都城，叫做“大兴城”，由将作大匠宇文愷总结汉长安的得失，据说，只一年时间，这座新的长安城便“建成”了：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隋文帝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市的总设计师。
关于这座速成的城市，至少有一件事人们没法不记住，它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地广人稀的都会之一，大得似乎远远超出实际的需要，人口史论者多有认为已经达到百万。要知道，如果此论成立的话，到了1000年以后清代的北京人口也不过是长安的规模，但是它的尺寸却远不如后者。但是这个美梦从一开始也就隐藏着隋文帝式的祸患，伟大往往失于脆弱，美梦有时会转化为梦魇。
唐代长安城遗址宇文愷理想中的长安城呈现出一个貌似严正的空间权力秩序：坐北朝南，由外及里，中央对称。可是，由于一个或许是偶然的原因，长安城又呈现出东南向西北倾斜而下的地形走向，起伏颇为剧烈，构成由西南到东北纵贯全城的六道岗原，习称“六爻”，这和城市中正笔直的轴线以及方正阵列的城防的逻辑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不规则的地形，打破了横平竖直棋盘格的均势，让特定的居高临下的角度占了先机。城市格局中新的矛盾出现了。比如，面南背北也总还有个“背后”，“背后”确实是无比脆弱的。在京城，好几次袭击的确都是在皇帝的身后北边进行的，这里包括“泾原兵变”之中朱泌和勤王军的决战，包括唐玄宗早年“唐隆宫变”时从北苑突入宫城的冒险，更不用说，在城市的北边还发生过史官们从来都讳莫如深的大事件，太宗李世民杀死自己兄弟的“玄武门之变”。在自己的身后，皇帝不安置任何多余的摆设，只安了一扇理论上没有“背面”的屏风，屏风后被阻挡的一切仿佛都在心理上不存在了，那里只是一片空荡荡的宫苑。城市的北边也不开门，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设计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长安志·唐京城》说：“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
更可怕的是有些公然挑战这种空间设定的乱臣贼子。这方面最有名的故事还是有关玄宗的。从天宝年间开始，粟特人安禄山成为李隆基的宠臣，两人不恰当地拉近了距离。玄宗夫妇打量安禄山，他也会毫不客气地窥视玄宗夫妇，被看得不好意思的杨贵妃，只能把老大不小的安禄山当一个胖儿子看待。《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次朝会的时候，安禄山常经过含元殿的龙尾道，居然会“南北睥睨”，一会做出臣子仰望的姿态，一会又回头去返身往下看，体验一下皇帝君临的眼光。按说，安禄山应该为他的大不敬付出代价，但是如同白居易那样的诗人所描绘，玄宗本身是个风雅皇帝，他和杨贵妃以爱人相称，喜欢跨越天上人间的分别，勇于打破长安空间的禁忌。开元二年（714），在外郭城东面春明门内的隆庆坊，也就是自己的“龙潜”之地，他营建了与皇城、大明宫三足鼎立的兴庆宫。兴庆宫最非同常规的是，它甚至没有大明宫由丹凤门入朝的那一段基本的中轴线，宫内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泓谈不上什么形状的“龙池”湖水。玄宗朝的某些大朝会，不是循例在太极宫的天门街广场举行，而是别出心裁地发生在他临街建造的楼阁上。他给楼阁起的名字都很好听：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开元十四年（726），又在外郭城东墙外修筑了与东墙平行的城墙，以便自己可以从兴庆宫潜到南城游乐，不被人看见，玄宗发明的这古代的立体交通美其名曰为“夹城”——“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玄宗会自认为，自己完美地解决了韩非子的政治形象学疑难。后来发生的事情尽人皆知。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安禄山叛军攻入了长安——快二百年的升平岁月之后，这是长安城的神圣地位第一次受到玷辱，安禄山操练的一切成了现实。次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兵收复长安。但是不管是天门，还是大明宫前丹凤门内的一切已经不再神秘了，派兵勤王的回纥叶护与唐军提出“破城后城池归李家、子女玉帛归叶护”的屈辱之约，长安不可冒犯的荣光已经走泄。此前，长安的危险只是小民的危险，只是破坏毕竟有限的水火之患，而这以后，真正的灾变将会一而再再而三降临。历史证明，无论是沦陷还是光复，长安城就没有过什么像样的攻防战——它实在是太大了。安禄山之后没多久，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来自西南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短暂攻入了长安城，在城里胡作非为了十五天，只是靠着郭子仪的威望，勉勉强强，才令吐蕃最终退出了这座正走向黄昏的城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因为军饷的纠纷，一小队在泾原兵变的叛军占据了长安。这些征服者得手后毫无例外地效仿安禄山。《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八》描述：“……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陈于丹凤门外，小民聚观者以万计。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贼已斩关而入……贼入宫，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硃）泚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含元殿，设警严，自称权知六军。”尊贵者的天台，也是僭越者的舞台和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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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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