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无从选择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如何去生活，如何去给予，如何去爱。


 文｜谢梦遥编辑｜金焰


平行世界

生为同性恋，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选择。那是你天生的样子。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十字路口，可以走左边，也可以走右边。同样，身为同性恋者的母亲，也不是一个选择。
她们是成长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一代人。几乎鲜有例外，对于这些普遍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或者更早的女性而言，在意识到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之前，同性恋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平行世界。「同性恋3个字，我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我，离我太遥远了。」来自广东普宁的单亲妈妈贺荣桂说。错误观念大行其道，很多母亲还认为，那是西方社会某种闹着玩的时髦生活方式。
同龄人中不见出柜者，同性恋文学在她们接触到的范围里不存在。唯一的连接可能，大概是电影了。但即便看过含同性恋元素的电影，也不意味着什么。住在上海的妈妈朴春梅早年看过《喜宴》，对于里面男性间的接吻与拥抱，她没看懂，以为美国很开放，那不过是男孩间一种礼貌行为。
来自陕西网名「暖阳」的妈妈回忆，她曾买回《断背山》的影碟观看，被电影里恋人间的情感深深打动，但依据她当时的认识，同性恋是一种由特定环境造就的主观选择。看完电影，她的下一个举动就是将光碟藏在柜子里，「千万不能让儿子看见，要不跟着学怎么办。」
出柜需要勇气，需要明确的自我认同，需要反复的心理建设，也需要循序渐进的铺垫。孩子在出柜前，有意无意释放出来的信号，母亲们会选择性屏蔽。家住东北的张菊英曾去广州探望儿子，发现儿子和室友其实是住在同一间房，房里摆着一张双人床，一条双人被。她感到不对劲，但马上自我劝慰，不要想太多。看到安全套，她只是想，大概是哪个孩子跟女生谈恋爱了。回东北那天，路上儿子把话题引到同性恋不该被歧视，才说几句她就堵回去：「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
出柜一刻到来时，多数母亲第一反应不是痛苦，而是茫然。「妈妈，我是同志。」当儿子对她说出那句话，上海妈妈朴春梅感到莫名其妙，她想起儿子入了党，赶紧回答：「我也是。」
贺荣桂的女儿向她捅破那层窗户纸时，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作为单亲妈妈的她，一向强势，女儿自小到大，她骂的最多一句话是，「你比那个猪还笨还蠢！」但听到那一刻，她没有任何反应，目光还在屏幕上。于是女儿一遍又一遍地陈述那个事实。她缓缓转过脸，「嗯，我知道，我知道。」又转回去看电视。「妈妈，你怎么没反应呢？」她并不是真的看电视，她像是置身于无法接收也无法传递任何信号的盲区里。
一位来自贵阳的小学老师——她管自己叫「豪妈妈」，将成为贯穿这篇报道的主角。主角的故事会有更多巧合与戏剧性，但抛除这些，所有的母亲的心路历程是相似的。2018年7月，在同性恋这个词像外星飞船一样砸开她的世界的那个夜晚，豪妈妈经历了另外一场大哭。因为琐事和父亲争吵，家庭生活中积压多年的委屈全部涌现出来，几十年来她从未在父母面前哭过，那天竟哭了起来。
还是在长沙工作的儿子发来微信一通开导，让她情绪好转。儿子23岁，永远是那么贴心。话题转向别处，她问道：「过年回来吗？是不是应该可以给妈妈带个女朋友回来？」
「妈，可能我的想法和您不一样。」

「不可能要独身吧？」
「独身倒不会，」儿子说，「只是会找的人和你们的那种希望离得很远。」
「不可能找个离婚的吧。即使那样，只要是合得来，都可以。」她说。

「不是。」
「离婚带一个小孩的？」她觉得自己是个开明的母亲，常理来讲别人不能接受的情况，她能坦然讲出来。
「不是。」
「那你不可能找一个年龄和妈妈差不多的吧。」猜谜游戏里的所有选项都试过了。「哎哟稀奇，你要找什么？」儿子不说话。

有个词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她脱口而出。似乎有那么一个瞬间，豪妈妈觉得她只是开玩笑。「难道你是同性恋？」
「不愧是我妈，太聪明了。」
过往像电影一样在脑海播放，那些曾被忽视的蛛丝马迹重新显现。
豪妈妈永远难忘儿子大学毕业后那半年时光。他没有找工作，假称考研，其实把心思都用在照顾母亲身上：每天7点就起床，变着花样地做早餐，下午买菜、打理家务，晚上一定要煲汤。「那半年我简直像过老佛爷的生活。」豪妈妈说。
现在，她对那半年的相处，有恍然大悟之感——儿子早早在为出柜做着铺垫。「他可能就是用这半年的时间，报答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们对他的付出。」她猜想那大概是一场漫长而温柔的告别，儿子早就做好父母若极端抗拒，日后难再来往的准备。
她又想起，儿子找到工作后，离开贵阳前几天说起的一句话。「妈，我家奶奶把我爸害惨了，我爸也把我害惨了。」那句话说得很突兀，当时她没放在心上。现在她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他肯定早就知道他爸爸不一样。」
儿子是知道这一切的。当年她与丈夫才认识一个星期，婆婆就叫他们结婚。随着孩子长大，丈夫变得愈发奇怪，反感与她身体的触碰，有次她主动靠近，他一脚把她踹下床。「长期都是背对背的，到后来基本都是分床，手都难得碰一下。我守活寡守十几年了。」丈夫工作日都住单位，他们极少交流，出门遇见那些男同事，「他就兴奋得不得了。」她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么多年来，却从来没有往其他角度想过。
事情是这样发展的：首先，她知道了自己有个同性恋的儿子。然后她想明白了，他爸爸和他是一样的人。结婚30年，她用了30年，终于抵达这一结论。 


协力营
那间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如此不同。从事财务工作的谢秀萍来自江西赣州，她是个说话细声细气的小个子女人。从事美容行业的朴春梅来自上海，她身形高大，行事雷厉风行、咋咋呼呼。银行职员董婉婉来自深圳，中学美术老师牟莉来自重庆⋯⋯几乎每人来自一个不同省份。他们有着不同口音，不同职业，不同的人生背景。2013年3月，这彼此陌生的12人（包括11位母亲和一位父亲）齐聚广州时，他们只有一个相同点，孩子是同性恋。

这群人由同性恋亲友会召集而来。这个公益机构成立于2008年，由中国首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吴幼坚与男同性恋者胡志军在广州创办（两人非母子关系）。通过各种活动与开设热线，鼓励性少数群体实现自我，促进其与家庭的理解、沟通。同志父母是核心存在。他们连接着不同世代，也连接着直人与同志社群。
敢于向父母出柜的同志本已是少数（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16年的报告，面对家庭出柜的中国同性恋者不到15%），愿意抛头露面的家长更是稀缺。早期，只有吴幼坚一人接听热线，用的就是她家电话。2012年，由于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吴幼坚离开了亲友会。胡志军希望更多家长站出来，他组织了「协力营」培训，取意「协聚亲友之力」。
人很难找，但凡报名就能来，好不容易才凑了12个人。朴春梅的孩子2005年就出柜了，她是亲友会的积极活动分子。董婉婉在深圳公园里每月组织同志聚会，在圈内小有名气。谢秀萍则完全是个新人。事实上，2012年12月以前，她根本不知道亲友会的存在。

儿子2年多前出柜，她「找不到和我一样的爸爸妈妈」。没有人告诉她该怎么做，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去向哪里。那条路很长，是她自己走完的。即便如此，她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同性恋是不好的，我不能告诉别人，包括连我的父母我都不要告诉。」她甚至做好打算，等孩子苏州房子装修好，就搬去定居，尽量减少与家人、朋友的接触。
谢秀萍参加协力营，「没有带着什么学习的目的去」。在几天的培训里，她听胡志军讲LGBT的知识，再讲到按人口中3-5%的比例，中国有六七千万同性恋者。她感到疑惑，那为什么生活中看不到。胡志军解释，因为外界偏见与缺少自我认同，同志缺少社会能见度。这下，她听懂了。
家长们彼此称呼不用本名，把「爸爸」「妈妈」作为后缀。谢秀萍成了「小涛妈妈」——小涛是孩子小名儿，董婉婉成了「董妈妈」，牟莉成了「小莉妈妈」。「梅姐」比较特殊，那是儿子从小对她的昵称，朴春梅沿用了这个名字。唯一那位男性叫做「玫瑰爸爸」。 


恳谈
2018年7月21日，进入长沙恳谈会的会场时，豪妈妈是抱着极大恨意的。她一路越想越气，认为就是这些人，把她儿子的想法控制了。她到处打量，想着哪里找个棍子或者烂桌子腿，冲突发生时，手里也有个武器。
恳谈会还没开始，她坐在最后一排。她自己一人，儿子去了广州出差。那些年轻人志愿者对她特别关照，都很有礼貌，她的心柔软起来，戒备稍稍放下。每个凳子上摆着一个小册子，她拿起来翻，第一个故事就是牟莉和女儿。故事读完，戒备又放下一些。她决定坐到前排去。
恳谈会开始了，先是女同性伴侣的分享，然后是男同性伴侣分享，再来是妈妈与孩子的分享⋯⋯那些故事里有笑有泪，也有她与儿子的影子。她坐在台下，本来对儿子有些怨恨，但现在她只为他心疼。她依稀明白了，同性恋不是有病，也不是学坏了，「是大自然造成的」。
互动环节，豪妈妈主动上台发言：「儿子，你看见了，妈妈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来，我本来带着生命危险来救你的。」全场哄堂大笑。她想到前面发言的那位青年说，是靠着骗父母去听音乐会才把他们带过来，她突然有了一种冲动，让现场响起真正的音乐。
平时她是个胆小的人，但那一刻，她清唱起《我爱你，中国》。气氛变了，歌词里反复出现的「我爱你」深具感染力——她心里是唱给儿子听的，台下哭成了一片。还未唱毕，她就难以控制，放声大哭。几位母亲涌上来，紧紧地抱住她。
那个晚上，她被安排和月亮妈妈住在招待所。月亮妈妈的儿子博士毕业，是耳鼻喉领域的医学专家。「比我儿子还优秀呢。」她想。博士儿子在医院里走不开，他同居的伴侣——月亮妈妈管他叫「小儿子」——这次陪在她身边。她想，至少儿子并不孤单，「他后面还有这么一大群人」。
很多家长是以求助者身份接近亲友会的，其中一些人像豪妈妈一样，带着对亲友会的不满。接热线电话时尤为明显，有人打进来就破口大骂：「把一个小孩变成同性恋你们能提成多少，为什么那么积极！」
「把你祖宗八代都给你骂到了。」朴春梅回忆，「心里头很委屈。」时常有费力不讨好的情况。有一次，对方家庭要求她带着自己儿子相见。这是个古怪的要求，她还是应承了。她先到场，那位父亲对她一通盘问，待她儿子下班过来，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好了，知道你的意图了，你是支持他们的，所以没什么好谈的。」那位父亲抬腿就走了。她气得想骂街，但看到对方儿子刚买回咖啡和甜品，端着餐盘的手在发抖。她瞬间可怜起他，赶紧让他把食物打包，去追父亲。
热线电话每晚有家长志愿者轮值接听。2014年后，更便捷的微信取代热线。求助的人多了，家长志愿者也多了。无论热线还是微信语音，提供的都不是心理咨询，更多是相互倾听与倾诉。
求助者讲自己的故事，援助者也讲自己的故事。对双方来说，这过程都像一种疗愈。你有个同性恋孩子吧，我也有。你怕吗？我也曾经怕过。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但你爱他，不是吗？那个拿剪刀自残、装病抗争的常州母亲接受了同性恋女儿。那个丈夫离开他的湖南农村母亲接受了两个同性恋儿子。那个叫贺荣桂的单亲母亲，曾想控制女儿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但现在她和女儿及伴侣住在一起。
她们终于意识到，她们的孤独、惶恐、无人理解的痛苦，是孩子们都曾经历过的。网名「非凡」的妈妈忆起，孩子曾对她表示，他小时性格开朗，成年后异常内向，原因正是同性恋的身份压力，让他害怕与自卑。「如果早一点告诉我，他会少受很多苦。」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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