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抑郁症是21世纪的新癌症，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健康。与其说它是一种病，不如说它是一个不速之客，侵占着你的空间，压在你的肩膀上，让你不能动弹。抑郁症并非一个人的事，身边的人都会受它感染，让你不胜其烦，却又挥之不去。一些研究指出，女人的抑郁症，大都与家庭关系有关，尤其夫妻关系；而男人的抑郁症，却往往与工作有关，也许这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所造成的结果。男女有别，我见到的女病人，大都有十年八年的病历，问起她们为什么抑郁，她们大都斩钉截铁，肯定是夫妻问题。要是夫妻出了问题，理应两人一同处理，但是这些女士们，却大都是孤军作战，一直靠药物维持。其中一位妻子说，她知道自己无法与丈夫沟通，结果是自己单独一人去见辅导，一见就见了三年。她与辅导员的沟通是越来越顺畅，但是与丈夫却是越更无话可说。沟通是训练出来的，没有适当的渠道和养成习惯，很难自通。“中国社会越来越焦虑”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的情况。我用了一个焦虑经济学的词。我确实觉得能够让人去花钱,去盲目花钱的方式会把人搞焦虑,搞崩溃,搞恐惧,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我们看一下中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00个中国人当中只有1个人患有精神障碍,而这个数据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7.5%,在座有1000个人,我们在座的应该有180人需要去安定医院,都应该看病了,而且未必能看好。中国人的精神障碍是怎么变得这么糟糕的?主要是焦虑症和抑郁症越来越多。焦虑症的发病率,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概1%到2%,现在是13%,至少每100个中国人当中有13个人是焦虑障碍患者。更糟糕的是抑郁症。20年前,我刚做精神科医生时,中国人抑郁症发病率是0.05%,现在是6%,增加了120倍。这是个爆炸式的增长,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荒唐的事情。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而焦虑抑郁的发病率也高速发展,发生了什么?再看看美国,大约30%的美国人一辈子中会得一次焦虑障碍。美国人抑郁症发病率约为9.5%,美国人的终身患病率是20.8%,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不是焦虑就是抑郁。精神障碍整体发病率在美国是26.4%。也领先于我国的17.5%。这就是全球GDP第二名和第一名之间的差距。过去三十年恰恰也是我们向美国学习的三十年——我们和美国人一样焦虑和抑郁了,甚至于向美国人学习来了怎样通过激发焦虑和恐惧来促进消费。我把这个根植于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经济模式叫做焦虑经济学。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接下来要谈的问题,会让大家更加沮丧。在一个初步的调查中,我对出现自杀倾向的学生做了家庭情况分析,评估这个孩子来自于哪些家庭,什么样的家庭,父母是什么样职业的孩子更容易尝试自杀——中小学教师。这是一个38名学生危机样本,其中50%来自于教师家庭,而对照组是没有出问题的孩子。教师家庭还是很成功的,对照组的学生其中来自教师家庭的占到全部家庭的21%,问题是为什么教师家庭的孩子出现这么多问题?我觉得,一切向分数看,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他们完全认可这样的教育观,对自己的孩子也同样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实施,可能是导致教师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的主要原因。当教育商品化以后,北大钱理群教授有一个描述和论断我觉得非常准确,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制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为什么他到学校会问老师“老师,我做这个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有利于我保研吗?有利于我拿奖学金吗?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如果他们问出这样的问题,我们除了觉得“这些孩子怎么会这样”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下,他们的价值观从哪儿来?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些家长和老师,也许自己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而孩子,是向我们学习的结果。我们回过头说下之前开头说的抑郁焦虑问题吧夫妻是需要清除彼此之间累积多时的垃圾，否则他们就会让怨恨、无奈和气愤遮蔽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再也看不到美好的东西，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而当夫妇之间存有不能解决的矛盾时，正是抑郁症入侵的好机会。传统的心理分析认为，抑郁症是忿怒“往内走”，试想一个人藏着一肚子，甚至五脏六腑的忿怒，这人所发放出来的气息，会是多么让人窒息！但是，这症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逼着夫妇不得不正视彼此间的分歧。对于那些能够清楚地解释自己为何抑郁的病人，我总是对他们说：“知道自己为什么发病，总比混淆不清好得多。找出病源，才是复原之路”。(本文部分资料节选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