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敏华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曾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可见，王阳明救世济民方案的核心，就是“致良知”。那么，什么才是“良知”呢？“良知”一词出自《孟子·尽学》：“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也，良知也。”孟子以后，没有人专门讲过“良知”，直至明代，王阳明才重提“良知”，并成为“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阳明先生云：“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在阳明先生看来，“良知”是天生的，是对自己和外界的良好判断能力，“良知”即至善，即天理。他在《传习录》中还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又云：“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换句话说，“良知”就是指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即“是非善恶之心，孝悌恻隐之心，真诚恻怛之心，忠义爱国之心”。人无德不立，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盛。说到底，品德是做人的“良知”，忠诚是信仰的“良知”，担当是责任的“良知”。三者皆具，方可为人为事乃至为官。人若无德，枉称为人。品德是人性的高德，是一个人“为人立世”的根本，更是做人的“良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蕴含了厚德载物、德行天下的优良传统。诸如，孔融让梨、程门立雪、管鲍之交、千里送鹅毛等脍炙人口的美丽故事，无不映衬着中华文明的道德之光。《朱子治家格言》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何等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啊！历史上许多德高望重的贤能之士，留下了许许多多心怀天下、情寄苍生的高德高知佳话。譬如，清代名吏孙嘉淦，历经康、雍、乾三朝，历任刑、吏、工部尚书等要职，以敢言直谏之官声著称。因孙嘉淦一生清廉，没攒下多少积蓄，告老还乡之时，因怕遭乡绅土财耻笑，便让人买来十几口厚重木箱，装满砖头以充脸面。不曾想，此事遭人举报，说孙嘉淦德不配位，平常假装清廉，实则为贪官墨吏。然而，当派去查验的人打开木箱时，真相立即大白于天下，当朝皇上乾隆听闻后甚为感动，更成为后来者津津乐道的千古美谈。古人云：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坚持真理，坚守人性和节操，铸就铁一般的信仰、钢一样的意志，对于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不可失守的精神高地，更是安身立命、经受住磨难和考验的精神支柱。也只有这样，人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才会始终不忘初心，忠于信仰，正道直行。京剧《徐九经当官记》有句著名唱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其实这句唱词说的就是，食民俸禄，为民解忧，担当尽责，是为政者起码的良知。纵观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无不闪烁着“担当”二字的光辉。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更需要极力弘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担当力量、担当气魄。可以说，极少数遇到困难“忙掉头”、碰到责任“耍滑头”、见到好处“削尖头”之流，既无一丝担当可说，更无半点忠诚可言。将军院士林俊德春蚕到死丝方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忍着巨大的病痛坚持工作，不正是用生命印证忠诚，以铁血诠释担当吗？良知立世，德行天下。为人处事的“良知”，就是天地仁心的道德操守，就是泰山难移的忠诚信仰，就是竭尽全力的责任担当。惟有如此，方可立于天地之间，行走江湖之上。编辑：胡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