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新媒体主编 李少威
今天是五四，你正在阅读的是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这篇文章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1、它是用白话文写的，很容易读懂；
2、它有标点符号；
3、它是从左到右横着排的。
你肯定会想，这算是哪门子特点！
我们现在读书写字，不都是这样么？对于认得字的人来说，这不是像空气一样正常的么？
的确如此。
然而，在100多年前，这些在中文里习以为常的东西，统统的没有。这是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用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学识，为后人争取而来。
说是开天辟地，也不为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了简体字。中国文字和文学的系统性刷新，至少具有两个重要意义。
1、破除了知识被少数人垄断的格局，人人都可以知识化；
2、中文活了起来，能够运用于现代理性思维，真正可以和世界话语对接。
这一切，都和一本杂志有关。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报刊对于文化进步的贡献，能与这本杂志相提并论。
它叫《新青年》。
杂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性情各异，研究领域也不同，共同点是：每一个名字都惊天动地。

不世英雄出1915年6月，一个36岁的男人从日本回到了上海。
他找到了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希望对方帮助自己办一本杂志。
“我早就想办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全国的思想都要改观。”
好大的口气！
影子还没有，就夸下如此海口。别人说出来，怕是要被当作笑话，但他不是别人，他是陈独秀。
陈独秀何许人也？
一个不要命的革命家。
陈独秀
190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伙同邹容、张继，一刀剪掉了清朝学监姚煜的辫子，挂在房梁上示众，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随后三人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
回国后，1903年8月7日，和章士钊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革命，4个月就倒闭了——被查封。
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力倡革新，办了23期，1905年停刊。
1905年，发生了吴樾用人肉炸弹袭击出洋五大臣的故事。《安徽俗话报》停刊以后，陈独秀就参加了暗杀团，创办了岳王会，从事反满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后，安徽成立了都督府，柏文蔚为都督，陈独秀是秘书长。汪孟邹来找他这位高官，希望谋个差事，陈独秀阴沉着脸说，这哪是什么长久之计。
《辛亥革命》剧照
他叫汪孟邹去上海办书店，名字都替他起好了——亚东图书馆。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共和被践踏，孙中山举起了反袁义旗，进行“二次革命”。
安徽都督府响应革命，遭遇军事上的失败，向芜湖方向突围。陈独秀一到芜湖就被龚振鹏逮捕，布告贴了出来，要执行枪决。
陈独秀说：“要枪决，就快点罢！”
芜湖还有一支军队，由张永正率领，扬言龚振鹏敢杀陈独秀，他就率兵拼命，陈独秀得脱。
袁世凯的干将倪嗣冲不会放过他，列出20人通缉名单，“陈逆仲甫”位列第一。
陈独秀只能逃跑，跑到上海，躲进了他让汪孟邹创办的亚东图书馆，潜心著述。写了两本书——《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但社会动荡，这样的书卖不出去。他给远在日本的章士钊写信说，我“已搁笔，静待饿死”。
章士钊正在日本创办旨在反袁的《甲寅》月刊，便函约陈独秀前往日本，共同编辑。1914年陈独秀抵达日本，11月10日，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
《甲寅》是民国初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论性期刊，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
用今天的话概括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立意，是爱国不等于忠君，爱国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政府是个坏政府，“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这是陈独秀早期非常著名的文章，因为一发表，就遭到许多来信谩骂。“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1915年1月，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人们看到了亡国气象，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共和已死，举国唾骂。
此时人们才发现，陈独秀说得多么在理，多么深刻，多么具有预见性。骂他的人，纷纷转向尊敬和推崇。
陈独秀从来不在乎毁誉。
有的人这样想，但不敢这样说，陈独秀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
今天这篇文章，不谈政治，只说文化，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前的历史呢？
因为我们要首先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性格暴烈，敢作敢当，直率坦荡，光明磊落，一往无前，从不知恐惧为何物。
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新青年》这本杂志，能够燃起熊熊的文化变革之火。

在美国的年轻人1915年，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病重，陈独秀归国。
当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年后，因为与上海另一刊物同名，改名《新青年》。为免庸赘，我们就统一用《新青年》来称呼它吧。
下面用一组数据，来说明陈独秀的战斗力有多强——大约相当于《七龙珠》里的超级撒亚人。
《新青年》一月一号，每号约100页，6号为一卷，从1915年创刊到1917年8月，一共3卷，也就是18期，1800页，都是陈独秀一个人主写。
在这不到两年时间里，知识青年争相追捧《新青年》，把陈独秀尊为青年领袖。
第一期，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敬告青年》
青年要用“横厉无前”的美德，去征服“恶社会”，“战胜恶社会”，“而不可逃遁恶社会”。
就是在这创刊词中，陈独秀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起源。
石破天惊，多少青年被他激励得热血沸腾，纷纷给他写信，其中就包括后来被称为“战神”的叶挺将军。
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年轻人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和陈独秀一样，安徽人，叫胡适。
胡适没有陈独秀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
1906年，他15岁到上海入读中国公学，生活糜烂，花天酒地，打牌招妓，醉生梦死，最后终于进了“局子”（巡捕房）。
在“局子”里，他突然醒悟，决心全力准备官费出国留学的考试。
他考上了庚款留学，1910年8月赴美。
胡适
庚款留学生，生活费是按月寄给每个人。社会改革热心人士钟文鳌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工作，负责寄月票。他总是夹带私货，往信封里塞入一些改革汉字的传单。
胡适收到一张传单，上写：“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拼音不可。”
他年少气盛，回信说，你们这些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革中国文字的问题。
毕竟内心善良，写信骂人一顿之后，又感到很不安，盼着钟文鳌回信，再做解释。但是他没有等来回信，自那以后也没有再收到传单。
正是这种自责，驱使他开始认真思考文字改革的问题。1915年夏天，他在留学生年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他说，中国文字的教授方法是死记硬背，费时费力，误人子弟。
他说，汉字是“半死之文字”。文字有死文字、半死文字、活文字三种，白话文是活的，而文言文是死的，就像狗字是活语，犬字是死语，骑马是活语，乘马是死语。
他说，中国人学自己的文字，如果学死文字，那么跟学外语没有差别，阅读的时候，脑袋里要先把死文字翻译成活文字，才能理解含义，多么愚蠢，多么麻烦。
他说，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密密麻麻，乌黑一片，屏气阅读，不知可在何处换气。
他后来又专门写文章，推行10种标点符号。
胡适曾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图片来源：《建党伟业》剧照）
他这时的说法，是“文学革命”。为了找到革命的合理性，他认真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史，发现历史上也在不断革命。
从三百篇到离骚，又到五言、七言古诗，从赋到无韵骈文，从古诗变为律诗，从诗变为词，从词变为曲，变为剧本，都是革命，历史上一共已有6次。
不论是否在理，“托古改制”是中国改革的常用模式，从古代寻找依据，说明改革的决心已经坚定下来了。
然而，他的文学革命论一出，在美国的同学、朋友之间掀起轩然大波，大多都是反对和攻击之辞，胡适本性敦厚，就有点害怕。
他的安徽老乡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了胡适，就让汪孟邹向他约稿。“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文学改良刍议》，这篇胡适名声最大的文章，就这样从美国寄往上海。
胡适作品《文学改良刍议》的一个版本
因为挨了骂，“胆子变小了”，“革命”改为“改良”。
陈独秀拿到文章，异常兴奋，“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他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这就是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一发出，这个只有26岁的帅气青年一下子名满天下。
发表之后，胡适挨了身边人更多的骂。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文学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定下来的，应该和国人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可是个革命家。他把给胡适的回信发表在《新青年》上，让这件革命的事情再无转圜余地。
他说，学术当然可以自由讨论，容纳异议，“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后来承认，没有陈独秀，文学革命搞不成。“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
搞革命，两个人还不够，更多“牛人”还会出现。

“钱二疯子”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此前他一直在思考，怎么改革北大死气沉沉的学风。
蔡元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舍不得《新青年》，蔡元培建议一起迁到北京。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伴随着陈独秀一起进了北大。
北京是是旧派学人云集之地，鼓吹新文化，处境比上海艰难得多。
就拿北大来说，原来的文科教授们，大多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朋友或者故交，多属旧派，而且大多很有名望。
蔡元培
蔡元培兼容并包，把辜鸿铭、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人都容纳下来，这些人，就是陈独秀的死敌。
陈独秀推荐了胡适，蔡元培同意。
胡适正好因为文学革命在美国被围攻，也想脱身，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决定归国赴任。
他引用《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话来显示雄心：“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

守旧派不断攻击陈独秀和胡适，要求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
蔡元培说，“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觉醒年代》中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发表演讲
陈独秀为了给蔡元培减轻压力，则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艰难之中，又有一员猛将出现。
这人名叫钱玄同，后来被认为是《新青年》中“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
他有个儿子叫钱三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钱玄同和黄侃一样，是章太炎的学生，都是国学大师。
然而，钱玄同思想激进，敢“犯当世之不韪”，把那些守旧的文人称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选学指的是以《昭明文选》为宗的古文，桐城派则是清朝最负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
《觉醒年代》里，刘半农与钱玄同双簧著自问自答《复王敬轩书》
他说古书里，“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书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钱玄同对《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他的加入，对陈独秀是强大的奥援，陈独秀自然大喜过望。
“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有了钱玄同的入伙，陈独秀胆气更壮。钱玄同有陈独秀这样大名鼎鼎的人倾力支持，说话也更不客气。“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林纾、辜鸿铭这些旧派大家，恨陈独秀是无疑的，但相比之下肯定更恨钱玄同，因为他骂起人来，简直让对方要爆炸。
电影《建党伟业》中刘佩琦扮演的辜鸿铭
作为同门师兄弟，钱玄同和黄侃思想上完全对立，经常当面“掐架”，恨不得把对方摁在地上摩擦。
黄侃被称为“黄疯子”，钱玄同则被称为“钱二疯子”。
钱玄同主张，彻底废除汉字，推广世界语；为免思想守旧，年过四十就该枪毙。
大师们也有“重口味”，意图说理的文字里，不时“气味芬芳”。1918年，钱玄同和陈大齐在《新青年》上相互通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就是“粪便横飞”。
陈大齐把旧文化譬喻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那种是粪，那种不是粪”。他建议钱玄同用点工夫，编写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
陈大齐还讲了一个笑话，说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眼睛不干净，拿出来洗一洗，洗完放在院子里晾晒，不料被老鸦衔走。医生就给患者装了一双狗眼，从那以后，这人香臭不分，把粪便当作香喷喷的饭来吃。
钱玄同回信说，《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国粹万不可保存，粪万不可不排泄。”
钱玄同
戏谑也罢，疯狂也罢，钱玄同是真的有功于后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直接受惠者。
前面说了胡适提倡白话文和标点符号，钱玄同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主张应用文改革，其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是文章从左到右横迤。
他说，人的眼睛是“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站在屋里，横视左右很省力，纵视上下、一仰一俯则很费劲。然后你看，每一个汉字都是从左到右书写，为什么把它们堆在一起就要从右到左呢？
这确实是符合人体结构、人体工学的议论，而且也指出了过去汉字书写真实存在的自相矛盾，陈独秀当然认同。
钱玄同是个急性子，他说，既然都认同，那么《新青年》就要开始干啊，把从右到左竖排，改为从左到右横排。同时，既然主张白话文，那我们就应该都用白话文写作，不再搞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东西。
陈独秀也是急性子，但他考虑得更多，在这一点上有点蔡元培的风度。
他认为不应该操之过急，有些人确实写不好白话文，但也要继续让他们说话，这样才吾道不孤。
白话文，还在等待一个人。

荷戟独彷徨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鲁迅。
这个人的战斗力和意志力，在20世纪的文学界无出其右，正是《新青年》需要的人。
陈独秀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十几年前曾经帮助过鲁迅。
1902年，周树人被公派日本留学。
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期
1903年，在江南班，他第一个剪去了被西洋人称为“猪尾巴”的辫子。政府派来的“监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对他严加制裁，遣送回国。
偏在这时，姚文甫通奸事发，被3个留学生捉住，一剪刀去掉“猪尾巴”，悬在厅堂的房梁上。这三个留学生，一个是邹容，一个是张继，另一个就是陈独秀。
姚文甫自身难保，也就顾不上处罚周树人。
陈独秀想起他的时候，周树人正在教育部任职，意志消沉，看着文学革命风生水起，虽然认同，却无声息。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他心情抑郁，有时间就躲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抄写古碑碑文聊以纾解。
《觉醒年代》中的鲁迅
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钱玄同来了，带着陈独秀交给他的使命——激起鲁迅——而来。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记录了这个过程。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回忆起来很平淡，但他抛出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简直就是平地惊雷。
鲁迅先生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胡适1922年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他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1923年，鲁迅接受陈独秀的建议，把他在《新青年》《新潮》上发表的十几篇小说，编成一本集子，就是《呐喊》。
鲁迅说，自己的小说是“遵命小说”，都是在《新青年》编辑们的催促下写出来的。其中催促最繁的，就是陈独秀。
这个“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几乎就是陈独秀逼出来的。
他的白话小说，以及白话杂文，成为了白话文运动实践的标杆。

后记一篇文章，说不尽当时风流。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干将，还大有其人。
一本杂志，以及团结在这本杂志周围的一群人，在100年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了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背景和最基础的思维方式。
《新青年》的功绩，不止于文学的革命，还有现代思想的启蒙与播火，但仅就文学一端，也足以让后代子孙，心旌动摇。
这本杂志和这群人多年艰辛，播下的火种，在1919年5月4日，燃成燎原之势。
适逢五四，致敬这本杂志，致敬这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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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何子维排版 | 浦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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