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我会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
文︱杨  靖

1492年，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病重。多明我会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应召入宫，为之布道——因为这位修士据说能够预知未来，被信众奉为“先知”。萨沃纳罗拉的预言是：由于道德败坏，恶贯满盈，美第奇家族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在他看来，“豪华者”洛伦佐唯有放弃财产，并将自由交还给城邦，方能逃脱厄运。
洛伦佐去世后，其子皮耶罗即位。皮耶罗缺乏其父祖高超的政治手腕，先是贸然与法王查理八世开战，战败后又率尔签订城下之盟，让城邦蒙受割地赔款的双重耻辱。正如史书记载：“公平地说，这个家族为我们这个城市带来的所有好处，都被这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抹杀了。”1494年11月，皮耶罗及其家人仓皇逃离佛罗伦萨。同日，佛罗伦萨重要港口比萨宣布独立，并鼓动阿雷佐（Arezzo）、蒙特布查诺（Montepulciano）和锡耶纳等属地共同举兵反叛，一时间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的统治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根据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李在《丑陋的文艺复兴》（2014）一书中的记载：危难时刻，萨沃纳罗拉挺身而出。他先是通过谈判与法国军队达成条件宽松的和平协定，而后着手改组佛罗伦萨市政府——将原先洛伦佐治下的“七十人”小议会升级为“三千人”大议会。正如他在一系列政治色彩浓厚的布道文中所说，佛罗伦萨市民智力超群，自古崇尚自由，因此只能生活在共和政府统治之下。最终，萨沃纳罗拉引领佛罗伦萨人成功建立起他所理想的“基督教共和国”，或“新耶路撒冷”。虽然新政府仍不乏显贵家族，但与此前相比，公众无疑具有更为广泛的参与权。与之前的“第一公民”科西莫以及洛伦佐一样，萨沃纳罗拉从未在佛罗伦萨担任过公职（甚至也从未成为该市市民），却凭借个人魅力和道德力量控制了整个城邦，并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神权共和国”（1494-1498）。

一

“先知”萨沃纳罗拉本为圣马可修道院院长，以苦行生活及渊博学识而著称。他打造神权共和国的第一步是将自己包装为上帝的“使者”——受上帝派遣来佛罗伦萨，拯救万民于水火。为了排斥世俗君主的合法性，萨沃纳罗拉向议会提出“基督王”的议案。该议案将基督耶稣奉为佛罗伦萨唯一的最高统治者，而他本人仅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通过他向佛罗伦萨人传布谕旨——由此萨沃纳罗拉大权独揽，堂而皇之登上历史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虔诚的宗教人士，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进行政治改革并非意在恢复古已有之的共和政府，而是要倒退到中世纪的神权加封建专制——以“政教合一”为最高宗旨。
十四世纪以来，佛罗伦萨政治最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城邦共和国一变而为实质上专制的君主国。这一变化的基础，就是包括城市中兴起的工商业“新人”以及古老的贵族之家共同构成显贵家族（optimate），后者通过权力集中建立起寡头政治——可以经由反复选举长期执掌大权。以洛伦佐时代为例，由于掌握议员遴选大权，这位“第一公民”可以任意选择“执政团及其他行政机构”，他本人的任期也“一再得以重复确认”。针对这一政治规矩，萨沃纳罗拉决定以“双重选举”（抽选与选举相结合）取代之前的单一选举（任命制），由此一方面动摇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扩充了实力。
执政之初，萨沃纳罗拉便通过一一列举罪状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统治进行了整体“清算”。首先，美第奇以奖掖文化艺术为名，大肆挥霍钱财。比如兴建圣马可修道院，一次性耗资二十万金弗洛林，令人咋舌。同时，其家族为满足虚荣及个人享受，也不惜一掷千金。据悉某次举办轰动全城的假面舞会，梵蒂冈居然有六名红衣主教应邀前来，盛况空前——与贫困市民食不果腹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该家族成员利用强大的政治资源打击商业对手，试图实现金融垄断并进而控制城邦的经济命脉。洛伦佐即位时佛罗伦萨有上百名银行家，经过几番整顿仅余三十家，且大多控制在“自己人”手中。此外，美第奇家族通过兴办柏拉图学院加强对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控制——妄议执政者极有可能因“异端”之名遭受严惩。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文人只能“故作闲适”，如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在《论人的尊严》（1486）中宣称，他已放弃对公共事务的一切兴趣，转向闲暇的冥思。另一位新柏拉图主义代表费奇诺（Marsilio Ficino）自1462年起奉科西莫·美第奇之命执掌柏拉图学园，以向美第奇家族邀宠献媚为乐事（将“祖国之父”科西莫称为“我的精神之父”）。在“半官方哲学”新柏拉图主义的引领下，佛罗伦萨文化精英大多放弃了对公共政治生活的追求，而这恰好迎合了美第奇家族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不仅于此，正如萨沃纳罗拉在“地狱之火般的”政治檄文中愤怒控诉的那样，在取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绝对控制权以后，美第奇家族又悍然发动针对教皇国的战争，将全体佛罗伦萨人拉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瘟疫、饥荒和战争的伤亡如影随形，成为佛罗伦萨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当然，萨沃纳罗拉也注意到，美第奇家族在数十年间所遭遇的种种危机，绝大多数来自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虽然美第奇统治在罗伦佐当政时臻于鼎盛，但是这个政治框架内部也随之产生出一个奇特的悖论：个人统治力越强悍，众寡头对它的“类君主”性质便越发抵触。这一冲突造成最直接的后果是，市民既不能实现传统的共和自由，美第奇家族也难以实现绝对的君主专制。相反，美第奇家族任何实行全面专制的意图都会招致公民社会，尤其是曾经与之相颉颃的豪门望族的强烈反对。在举世震惊的“帕齐阴谋案”中，其政治对手帕齐家族图谋行刺，结果洛伦佐之弟被刺身亡，洛伦佐本人侥幸逃脱。由此引发两大政治世家之间无休止的报复与反报复——这成为佛罗伦萨政治最大的顽疾，也是此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佛罗伦萨政治动荡的主要症结。尽管佛罗伦萨行政当局试图借助一次次的顶层设计和政改实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但由于愈演愈烈的党争及教皇势力的掣肘，改革往往无疾而终。而此刻，自认为“受命于天”的萨沃纳罗拉受到危局的激励和上帝的指引，决心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革新和群众运动，彻底根除佛罗伦萨城的罪恶，建立道德完满的神权共和国。

二

萨沃纳罗拉自称对世俗权力一向“不感兴趣”，他之所以愿意领导这一场宗教革新运动，纯粹出于上帝的感召，以及他不愿让权力落入敌手——他的敌人，除了美第奇家族，还有远在梵蒂冈的教皇，以及教皇的“鹰犬”圣方济会。在《论统治和佛罗伦萨城的政府》一文中，萨沃纳罗拉公开宣称：“有一条公理：权力集中比分散更强，比如燃料集中比四散能使火焰更旺盛。”在他看来，唯有集中权力方能够使得邦国稳固，从根本上避免党争和政治骚乱。1494年底，萨沃纳罗拉组建面向全体公民的“大议会”，负责选任包括执政团在内的所有官职。而美第奇家族党羽及拥趸也一律免于刑罚，只是被清除出权力中枢——后者不得不蛰伏下来，被时人戏谑为“灰党”（Bigi，或Palleschi）——意为躲在阴影里的人，一时人心大快。恰如著名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在《佛罗伦萨史》中所说，建立大议会和允许部分流放者归来，堪称萨沃纳罗拉政治改革的两大成果：这不仅缓解了佛罗伦萨内部的党争，更进一步树立了萨沃纳罗拉的政治权威。
在经济政策方面，萨沃纳罗拉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鉴于城中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他着手进行税制改革，加大富裕阶层的税负，贫民则减少甚至免除税金，并倡导富人捐款扶贫，保证不饿死一个饥民。同时，考虑到民生多艰，借贷不易，又主持成立政府主导的放贷机构——凡是佛罗伦萨公民，只要提出申请，该机构必须无条件放贷。在类似“均贫富”政策的作用下，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解，萨沃纳罗拉民望也日益高涨。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他念兹在兹的宗教道德领域。
萨沃纳罗拉为人刚正严肃，十分厌恶玩笑和轻浮之举，对诗歌、酒馆和性（特别是同性恋）行为深恶痛绝，坚决抵制赌博、华冠丽服、珠宝首饰以及各种铺张浪费。作为正统宗教人士，他痛斥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文学作品，对裸体绘画、异教诸神的画像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文化持整体否定态度。在他眼中，包括荷马、奥维德在内的希腊罗马古典作家“荒诞不经”，其作品应该统一封禁。亚里士多德、卢克莱修则应该限制阅读——只有在与圣方济会进行宗教论战时，上述作品才能派上用场。
当然，遭摒弃的不仅是文艺作品，也包括科学研究。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掀起科学探险的热潮：天文观测仪器的改进，航海技术以及工匠技艺的提升，都与科学研究紧密相连。与美第奇家族大力扶持的态度相反，萨沃纳罗拉恪守修会传统，认为适当的科学研究必须限定在修道院范围以内；一旦推广，极有可能败坏人心。此外，萨沃纳罗拉的反智主义还体现在他对天文学家、医生等专业人士极度仇视——前者的占星术打破了他对上帝“预言”的垄断，后者胆敢与上帝（以及死神）争夺主顾，理所当然必须严惩。据说他当政不久，城中占星术士便被消灭殆尽：相当一部分逃往罗马，其余的全被送上绞刑架。
萨沃纳罗拉向以纯洁道德为己任，于是决定对城邦进行大规模的生活改造运动，以此打造“道德共和国”。他在布道坛宣讲“基督徒的正当生活”和如何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目标指向全体公民：他下令关闭所有妓院和酒馆，以此促进男性“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对于妇女，他倡导简朴的生活原则，反对衣饰浮夸，严控嫁妆数量。同时，他更注重少年儿童教育，将他们组织成为童子军（或称“少年团”），负责上街巡逻——一旦发现妇女着装“有伤风化”，立即予以整肃。此外，上述童子军经过简单培训，又会被派遣进入富家豪门（其中不少是富家子，还有一些则乔装为仆人），负责侦察并举报主人是否有“不检点行为”。一旦坐实，不但家产查抄罚没，主人一家也难逃厄运。通过发动并利用无知少年达到清除异己巩固政权的目的，可谓是萨沃纳罗拉的一大“创举”。
由于门徒和童子军的助力，萨沃纳罗拉轻而易举地将布道坛打造为感化院，并进而升级为审判庭——除了道德教谕，更增添审判功能——凡被点名之人，无论其为医生，教授或行政官员，立刻被定义为“人民公敌”，由童子军负责抄家，收罗其“罪证”。而萨沃纳罗拉本人则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专制君主，生杀予夺。当然，由于佛罗伦萨长期的法治传统，更多时候，萨沃纳罗拉会诉诸法律，要求他实际控制的“大议会”通过他提议的若干法案，比如以“严肃风纪”为名，将赌博和酗酒者判处监禁，将原本罚款了事的同性恋判处死刑，甚至连牟取暴利的财主和商人也予以严惩。这位颇具“道德洁癖”的修士希望，通过上述立法和社会改造计划，能够将佛罗伦萨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之幡然悔悟，由此建立起一个富裕而强大的“人间天国”——将佛罗伦萨共和国变为上帝之城。
萨沃纳罗拉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变革，是将佛罗伦萨人传统的狂欢节变更为培养宗教虔诚的庄重节日——在狂欢节当天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其高潮则为“烧尽一切浮华”之庆典。在1497年庆典中，赌桌、纸牌、节日面具、镜子、假发、裸体雕像以及“不洁”的书籍、绘画等被当街付之一炬。不仅此前美第奇家族苦心经营多年的古代文物毁于一旦，无数民间收藏的奇珍异宝也在劫难逃。素来以文化艺术自豪的佛罗伦萨人在围观熊熊烈火时居然感到幸灾乐祸，更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并未料到，这种逞快于一时的疯狂之举，不仅使得城邦蒙受经济损失（据说一位旁观的威尼斯商人出价二十万金佛罗林，购买火堆最顶层的波提切利画作及彼特拉克手稿，遭拒），更促使神权共和国加速走向灭亡。

三

自1480年代奉命来佛罗伦萨传教，萨沃纳罗拉从一介修士登上权力巅峰耗时十余年，然而他从神坛跌落到政权覆亡却在转眼之间。改革之初，民众不仅享受到广泛民主，能够参政议政，而且享受到各种赈济和扶贫计划支持，兴高采烈。但由于萨沃纳罗拉以反对奢侈为名，采取仇视商业及商人的态度，使得佛罗伦萨引以为豪的毛纺织业遭受沉重打击。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反过来对金融业也造成致命影响，若干银行商号被迫关门歇业。雪上加霜的是，萨沃纳罗拉以正统基督徒的身份极端敌视犹太人——在他的鼓动号令下，城中犹太当铺被洗劫一空；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采用无息贷款政策，更令犹太高利贷商人无地自容。一段时间后，当萨沃纳罗拉感觉时机成熟时，他又下令将犹太人悉数驱逐出境，而连同犹太人一道被驱逐的，自然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货币。由于缺少硬通货，商业及市场陷于停顿，抄家藉没所得充公也只得暂解燃眉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赌徒、酒鬼将轻易到手的扶贫款项挥霍一空后，故态复萌，城中经济形势益发恶化。
此外，佛罗伦萨长期赖以生存的海外贸易也遭遇挫折——土耳其人占领东地中海形成的贸易障碍，以及英、荷等北方国家对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渗透（尤其是英国纺织业的崛起），使得欧洲商业中心逐步由南欧转向西欧。尽管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前，佛罗伦萨以富庶繁华著称于世，但它的经济结构其实相当脆弱：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并且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水平脱节，因而无法经受外部条件变化引发的震荡。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佛罗伦萨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也招致民众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接踵而至的瘟疫及饥荒更将城市贫民逼上绝境。人心思变，无数佛罗伦萨市民开始怀念国泰民安的美第奇时代，甚至暗中联络其昔日党羽，令萨沃纳罗拉大为恐慌。1497年夏，五名政治犯在遭受酷刑拷打后承认：他们与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暗通款曲”。当局宣判他们犯有谋反罪并处以斩首。五人声称其有权向大法院提起诉讼——当年萨沃纳罗拉在改革宪法之时，为收买人心，曾坚持保留这一权利；然而在本案中，出于政治考量，他却对此袖手旁观，置若罔闻。根据传记作者温斯坦（Donald Weinstein）在《萨沃纳罗拉：文艺复兴先知盛衰记》（Savonarol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一书中的论断，此举不仅是司法审判的一次严重失误，更是萨沃纳罗拉本人道德腐败的明证。由此他也丧失了大部分市民的拥戴。
《萨沃纳罗拉：文艺复兴先知盛衰记》此前萨沃纳罗拉凭借预言教皇英诺森八世之死名噪一时，号为先知，而此刻他与继任教皇的冲突则直接导致他政权的垮台，一切仿佛冥冥注定。西班牙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原本通过贿赂上台，在他治下罗马教会之贪腐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也因此饱受抨击——萨沃纳罗拉公开谴责教会及其领袖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并将梵蒂冈贬斥为“娼妓之家”，令教皇颜面扫地。最初，教皇试图通过高官厚禄收买这位修士，但不料他竟断然拒绝世人梦寐以求的红衣主教职位。随后，教皇下达绝罚令，终止他的布道权。萨沃纳罗拉对此不予理睬，相反，他在《十字架的胜利》等政治檄文中大声疾呼，警告佛罗伦萨人不得加入教皇倡导的反法“神圣同盟”，令教皇恼羞成怒。而此时来自佛罗伦萨城中的一封举报信则成为压垮萨沃纳罗拉的最后一根稻草。举报之人是当世著名哲学家费奇诺。
费奇诺在目睹萨沃纳罗拉种种倒行逆施对基督教社会及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灾难后，致信红衣主教团，宣称萨沃纳罗拉为诡计多端的“恶魔”，他只是外表佯装忠于德行、践行美德，私下里却效力于“邪恶的精神力量，其自身就是反基督者”。在费奇诺看来，这位道貌岸然的修士不仅欺骗了他的拥护者，也欺骗了他自己，而事实上他只是一名“伪先知”。因此，作为基督教正统捍卫者的教皇在听取主教团意见后下达诏令，将这名妄自尊大、冥顽不灵的多明我会修士革除教籍。倘若佛罗伦萨权力机构袒护此人，教皇扬言，他将要对佛罗伦萨乃至托斯卡纳大区颁布禁令，暂停其教权，并威胁没收在罗马经商的佛罗伦萨商人全部货物。
据史料记载，佛罗伦萨市民未能经受这一考验：转瞬之间他们对先知的忠诚烟消云散。正如这位修士的政治对手、著名律师圭丹托尼奥·韦斯普奇（Guidantonio Vespucci）解释的那样：“我们意大利人，就只是意大利人罢了。”——富于商业头脑和实用主义精神的佛罗伦萨人无法做到牺牲一切来捍卫上帝的荣光；何况他们此刻并不确定这位“先知”的信息是否确实来自上帝。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当局裁定：今后萨沃纳罗拉不得在佛罗伦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意见。换言之，这位凭借雄辩术起家的政治家如今已被“禁言”，仿佛一位征战的将军被解除了佩剑。
关键时刻，萨沃纳罗拉的老对手、圣方济各会著名修士弗朗西斯科·迪·普利亚（Francesco di Puglia）发起了致命一击。关于先知萨沃纳罗拉的真伪问题，他提议用佛罗伦萨民众喜闻乐见的神判法来解决：他和萨沃纳罗拉（先知未敢应战，后由一位门徒替代）一同穿越火海。如果其中一人幸存下来，那上帝的审判就不证自明。当日，围观的民众人山人海，然而就在观众们翘首以盼、修士们呼喊争辩之时，忽然天幕洞开，一时雷雨交加，将执政官广场高燃的火堆浇灭，审判因而不得不宣告终止。萨沃纳罗拉的拥护者声称出现了“奇迹”，但反对派却指控他施行“巫术”，双方发生激烈争执。
更主要的是，围观的民众未能如愿一饱眼福，感到自己遭受愚弄，于是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失势的萨沃纳罗拉身上——他用巫术浇灭火堆，不正说明他内心的惶恐与怯懦？当他退回到圣马可修道院时，愤怒的民众在少数别有用心的暴徒带领下，包围了这座修道院。萨沃纳罗拉的主要支持者被杀死，他和另外两位门徒缴械投降，而后被收押。经过表决，萨沃纳罗拉“异端”罪名成立，被判处火刑，执行后其尸骨被粉碎，抛入阿尔诺河中，以免其遗骸被信徒当作“圣物”供奉。
萨沃纳罗拉被执行火刑正如同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一书中所说，“一旦暴政在一个自由的共同体里建立起来，由此带来的第一个恶果是，这些城市不再进步，她的力量和财富不再增长；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倒退没落。”——萨沃纳罗拉以反对美第奇暴政为政治口号，不料最终仍重蹈覆辙，其神权专制及暴政较前者有过之无不及，其理想的“神权共和国”至此也灰飞烟灭。不久，美第奇家族二次复辟，佛罗伦萨重新成为专制的君主国。
1494 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当时政坛人物大多以“人民之子”自我标榜）的确是在危机中仓促诞生的——皮耶罗仓皇出逃，佛罗伦萨群龙无首，由此毫无政治根基也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一介修士被推上权力高位，这就决定了这一共和国政府先天不足。最高领导人对政治传统较为陌生，政策立场摇摆不定，加上党争及利益集团内讧不止，可以说，这一“人民”政府自建立之日起，就处在风雨飘摇、急剧变动之中。换言之，从一开始它就注定了必将倾覆垮台的结局。共和国成立不过两年时间，佛罗伦萨人民便都开始怀念美第奇统治的美好时光：他们认为洛伦佐治下（1469-1492）才是这座城邦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尽管它同样违背了佛罗伦萨源远流长的自由传统，但统治的效果及人民的幸福指数远超“神权共和国”。
二十世纪英国史学大家诺曼·科恩（Norman Cohn）在其著作《千禧年的追求》（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1970）中曾指出，像萨沃纳罗拉这样的千禧年革命者，通常被认为是那些自1917年起领导“穷人当中最迷惘和最绝望的那部分人”站起来的革命者的先祖——其追随者大多是城市中居无定所的无产阶级——他们共同“憧憬着对腐朽的旧世界发起一场终极且彻底的斗争；建造一个完美世界，将追逐私利者永远驱逐出理想国”。时至今日，这种憧憬仍然激励着自修士萨沃纳罗拉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参考文献：
Donald Weinstein, Savonarol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lexander Lee, The Ugly Renaissance, London: Arrow Books, 2014
Gene A. Brucker,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9
Paul Strathern, The Medici: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7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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