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录》[英]汤因比著李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128页，88.00元━━━━


文︱郑  非

一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人交游感兴趣，但不是我。鸡蛋好吃，但未必需要认识那只下蛋的鸡。我之前这么想。在浏览过《交游录》后，我改变了想法，去关心了一下阿诺德·汤因比的个人经历。他不仅写了本有意思的书，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汤因比在晚年的时候自承，他对古典世界而非现代西方世界更感兴趣。但从他的个人履历看却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出身英国知识分子世家，1912年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就成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教员，教授古代史。1915年，作为声名鹊起的历史学家，他进入了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部门，负责起草各国政治形势的备忘录。
招募一个历史学家从事政治情报工作，在英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到现在为止，英国高级文官的录用也是不需要看特定职业资质的，挑选的唯一标准就是“伶俐劲”。传统上，这也意味着该人需要在牛津或者剑桥获得历史学、文学或语言学这类英国上流人士较为青睐的学位。眼界宽宏也好，任人唯亲也罢，这就是汤因比出仕的渠道。
汤因比和其他专家一起参加了旨在塑造战后地缘政治的巴黎和平会议。然而，在和平会议上，政治逻辑优先于这些专家分析意见。失望的专家们转而成立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汤因比从1925年开始在这个研究所当了三十年的主任，充当政府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智囊。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汤因比保持着对德国问题的热切关注，在德国有广泛人脉以及被德国权贵所留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毕竟，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有着热烈现实政治关怀，跟英国政府内部人士也能搭上话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希特勒会见他的原因。

二

在1933年，汤因比将自己的大儿子送去德国波恩大学读书，在书中，表面上的理由是其子不喜欢温彻斯特公学的古典学教育，需要换一个环境。但未必没有父亲自己借此机会研究敌国且培养后辈的意思。
汤因比在德国认识了不少人，反纳粹人士和纳粹都在其中。1936年2月，德国纳粹法律学会邀请他发表演讲。他来到德国，他的一位友人向希特勒提到了他（这位友人是纳粹要员里宾特洛甫的顾问，能够接触到纳粹核心圈子），希特勒决定与汤因比碰头一晤。
希特勒在想要表现良好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到礼貌得体，这给汤因比留下了好印象。但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抢过了话头，讲了两小时一刻钟（只是最后用五分钟让汤因比提了一个问题）。这可能是由于补偿心理，作为一名从未进入大学的差等生与前下士，需要在国际知名的学者面前谈笑风生。也可能是希特勒将汤因比看成是英国政府的工具人，希望汤因比能在此关键时间给英国政府带个话（一周以后希特勒就将以武力占领莱茵兰，解决一战遗留德国领土问题，正式宣布德国的再武装化）。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希特勒跟所有的大独裁者一样，分不清外交与宣传之间的区别，分不清对话与发言的区别。
希特勒率先开口：“你们为什么对苏联如此友好？”（汤因比留意到，希特勒一直用“你们”来称呼汤因比）。不等回答，就自顾自的说道：“我知道，那是因为你们害怕日本。可就算你们需要一个朋友对付日本，怎么选了苏联？我难道不能成为你们的朋友吗？当然，如果要我成为你们的朋友，你们就得把我的殖民地还给我。”（200-201页）然后开始进行了一番大历史的阐述，将德国描述成自六世纪以来抵御“东方黄祸”、保卫西方世界的英雄。
汤因比觉得，希特勒的讲话连贯清晰，一点都没跑题。他一讲完，会面就接近于结束（希特勒用五分钟回答问题，然后迅速离开）。
在这场会面中，汤因比的另一位友人迪克霍夫（纳粹权贵之一，外交部的副部长）也在场。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之后，迪克霍夫同汤因比会面，讲述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在占领莱茵兰之后，他和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来回穿梭柏林和伦敦，以求化解国际紧张局势。顺便说一下，日后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在莱茵河事变中，他极力推动英、法两国对德强硬，认为这是最后一个能兵不血刃压制纳粹的机会（这无疑是绝对正确的）。
在谈判的关键阶段的某一天，里宾特洛甫和迪克霍夫从伦敦赶回，想向希特勒汇报关键进展。已经很晚了。希特勒当天正好在杜塞尔多夫发表了演讲，双方见面后，希特勒没有询问伦敦的情况，而是谈起了他今天是如何调整情况顺利发表演说的。等他终于夸耀完毕，科隆歌剧院的院长正好到访，希特勒看见他，眼睛都亮了，他们马上开始兴致勃勃的讨论如何提高科隆歌剧院的演出水准，这段对话比希特勒之间的那段还要长。等到这段对话终于结束，希特勒终于才开始询问里宾特洛甫和迪克霍夫两个人的外交情况。
迪克霍夫对汤因比说道：“你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听出希特勒心中的轻重缓急……希特勒首先是一个煽动家，打动听众的天分是他获取政权的秘诀，因此与公众的关系就是他的生命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首先告诉我们他在杜塞尔多夫的经历，然后才能关注其他事情，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第二关心什么呢？对，他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煽动家，他是一个奥地利人，骨子里的艺术热情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艺术让他放松，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首先和科隆歌剧院的院长讨论，然后才轮到我们，艺术是他第二关心的事。外交事务呢？排在最后。”迪克霍夫的评论是：“但这样非常危险。”（207页）
窃以为，汤因比讲的这两个故事非常之传神，一则亲身经历，一则听人转述，不是圈内人，是写不出来的。这两则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至少到了1936年，希特勒已经是一介独夫（当然，很可能的情况是，他一直都是独夫）。他已经习惯于用自己心中所想、所见、所欲去掩盖他人的意见，没有为可能的动摇留下一丝空间（这在认知上是件大坏事）。他有一个固定的历史和世界图景，习惯性认为所有事物都会不出所料，或失去其控制。后一则故事还能告诉我们，从民粹主义煽动家出身，希特勒在当时已经无法分辨对自己重要的事情，和对国家重要的事情。他的目光是内向的。
汤因比还有一个小故事，他有一个德国朋友是一家天主教报纸《日耳曼尼亚》的编辑，1939年6月，这位编辑朋友来到英国，请汤因比劝说英国首相张伯伦严厉斥责希特勒。他说：“我了解英国人，知道他们总是言简意深，但纳粹不知道。因此英国政治家的言语温和，会让纳粹看轻他们。如果英国领导人继续这样说话，我们将失去震慑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最后机会。”（195页）从事后来看，这个意见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对深陷在认知陷阱里的人，商量的语气是不行的，只有行迹激烈或出人意外，才能震动他们。

郑非上海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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