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人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他读书，是为了粉碎功名。别的人从政，只能掩埋于历史；他从政，却缔造了历史。
别的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已经功德圆满；他一辈子几经易辙，却每件事都做得登峰造极，开天辟地。
有人说，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是两个广东人：一个叫孙中山，创造了中华民国；另一个人，他创造了“中华民族”。
他，是梁启超。”


早年的梁启超，和一般人一样：

读书是为了什么？科举。科举是为了什么？功名。功名是为了什么？光宗耀祖。
仅此而已。

但人生何幸，他遇上了康有为，原本迷蒙的生命天际裂开一道缝，光明才透进来了。
初次见康有为的时候，康就“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他讲了十多个小时，条理清晰，偶尔引入西方文化阐述，切合现实针砭时政，然后又回到孔子之道，入则深入，出则浅出，完全不是教八股文的那种路数。
梁启超听得如痴如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先是茫然不知所措，“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继而翻出困局，悟彻诸天，境界一时豁然开朗。
他从小以来做学问、考科举的那种书呆子念头，全部被震碎了。回去以后，他决定从原来的学校退学，一心一意跟着康有为学习。
而康有为也非常满意这位学生，把自己平生最得意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交给梁启超参与校勘、编撰，还让他代替自己去外地讲学，建立名声。
天才如梁启超，很快就超越了康有为。
1895年，师徒两人一起进京参加会试。主考官早就听闻康有为要来考试，之前他就对康的主张非常有意见，于是下令众考官，凡是措辞和文风很像康有为的，一律不予录取。
结果梁启超文采斐然，见解深刻，完全像康有为上身，本来可以名列三甲的，结果被这条不明文的潜规则给害了，替老师扛推了一把，硬是给名落孙山了。
而康有为本人，居然还高中进士第八名。
但是，其实当时梁启超已经无心功名了。在他心中，变法救国的梦想已经形成，一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开启民智，变法图强。
最终，梁启超和老师一起领导的维新变法开始了。
▲图1.图2 | 梁启超.康有为
变法最终当然是失败的。
梁启超甚至都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了。
当他听到官兵已经到康有为家中搜捕的时候，他匆匆赶到了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求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当时他脸色苍白，急忙要来笔和纸，要和对方笔谈，因为怕自己的广式普通话对方听不懂：
“我可能三日内将要遭遇不测了，请您不忘旧交之情，帮我完成两件事。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
林权助一听就知事态紧急，连忙问什么事。
梁启超神色凝重地说：
“一，救光绪皇帝。二，救我师傅康有为。”
危急关头，梁启超先想到的，是不负自己的理想，也不负自己的老师。
林权助立马说：
“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
梁启超没说什么，只是暗暗落泪。
当时逗留在北京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听到梁启超有难，马上指示林权助说：
“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一个日本政治家都知道梁启超的价值，中国的政治家却要追杀他，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是多么诡异。
林权助帮梁启超化妆逃出了北京，离开中国，东渡日本，开启了流亡生涯。要描述他这时的心境，用他在甲午失败之后就写就的一首词就好了：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人生总是在不幸的时候赐予你幸运。梁启超虽然流亡日本，很苦；但也有一大得着，那就是他再也不用通过老师康有为的介绍，而能直接接触西方最先进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他结交了孙中山。
没去日本、还在上海办报纸的时候，梁启超就听过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章太炎曾经问他觉得孙中山怎样，
梁启超说：
“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
恰好日本宪政党的党魁犬养毅是梁启超和孙中山共同的朋友，于是他出面，邀请了他们在他的寓所见面。
梁启超见了孙中山，居然对他的言论非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1899年，梁启超召集齐十二个同门师兄弟，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结义，谋求革命反清。他们联合孙中山，两派合作成立组织，并且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问：
“中山先生当会长，我当副会长，那我的老师怎么办？”

孙中山回答：
“弟子为会长，那么弟子的老师，地位岂不是更加尊贵吗？”
哦也对。梁启超也没话说了。
▲孙中山
梁启超虽然没话说，可是康有为却火大了。他的弟子来报，他最得意的门生梁启超跟孙中山走得非常近，还居然要把他架空，都快要合成一派了，他气都不打一处来。
康有为自恃“帝师”，也是很看不起孙中山的。于是他电报叫梁启超马上离开日本，去檀香山组织保皇会。
作为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学生，梁启超还是马上动身去了檀香山。孙中山觉得没关系，檀香山也是他兴中会的地盘，于是还写信介绍他认识自己的大哥孙眉。
去到檀香山了之后，梁启超打出了保皇会的旗号：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在梁启超的巨大名声帮助下，一下子就筹到了十万银元的款项。
后来孙中山自己到檀香山募款，结果只募到了两千，气都不打一处来，把责任推到梁启超身上，责备他借着革命的口号，却行保皇之实，消耗了海外华侨的民气，也背叛了当初大家共同的誓言。
其实这就是梁启超。
保皇也好，革命也好，他考虑的，始终是哪一种方法对中国最好。如果两种都好，那就把他们都糅合起来。
早在1902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后来他进一步解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历史上第一个将汉、满、蒙等多种民族糅合起来的人，“中华民族”这个词凝聚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既然多种民族都是中国人，那么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是不对的；革命党、立宪派和满清政权的开明贵族，完全可以万众一心，为一个美好中国而奋斗。

梁启超在海外流亡了十四年，在外国人眼中，梁启超就可以代表中国的形象。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一再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政府，担任法务总长。
梁启超想：既然皇帝完成不了自己的志向，没准这个大总统还是可以的。
于是他满怀憧憬，回到祖国。梁启超给自己的女儿写信掩不住得意：
得知自己回国的消息，全国若狂，自己成了北京的中心，每个人都围绕在他身旁，好像天上无数的星星拥戴北斗星一样。
无奈袁世凯还是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组织“筹安会”准备做皇帝。但他最怕的是梁启超的笔，所以不遗余力去笼络、贿赂梁启超。
但梁启超算是认清了这个人，愤然说道：“如果复辟，就是叛国！”并且马上和他的最得意的弟子、云南军阀蔡锷商量，“再造共和”。
首先，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袁世凯，举国震动。蔡锷此时在北京，假装公开表态说：
“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但书呆子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先稳住了袁世凯的心，以为他不会和他的老师一起反对。但蔡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久就乔装出京城，密会梁启超。
蔡锷见到老师，一时愤慨：
“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师徒于是约定：
“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

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概。
此后，蔡锷趁袁世凯不备，借口去日本养病实则偷偷返回云南，举起护国战争的大旗。而梁启超对战事也非常着急，实在不想留在安全的地方光等消息。
他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乘坐日本邮船南下。但是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杀，他只得日夜蛰伏在舱底用来贮存邮件的小房间。
房间旁边是邮船的锅炉，日夜运作不停，梁启超每天都挥汗如雨，呼吸困难。只有到了深夜，他才敢偷偷爬到舢板上，透一口气。
为了抵达目的地，梁启超不断伪装，日夜兼程，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搜捕回去了。其间，他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差点就客死异乡。
经过了九死一生的跋涉，他终于到达广西，和蔡锷一起领导反袁战争。而袁世凯，终于被全国的军事力量和群众唾沫给逼死了。
▲1913年袁世凯举行传统祭天仪式
护国战争结束，民国的乱局一塌糊涂，梁启超无心从政，准备就此退隐。但他还需要最后出一次手。
他的老师——康有为在袁世凯取消帝制短短几个月过后，就祭出了他的复辟主张：“行虚君共和为最良法。”
共和也好专制也好，有个皇帝就最好了。而他口中的皇帝，自然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满清皇帝。
梁启超早就不爽这个老师了。1913年他回国任司法总长的时候，康有为就向他多次请托，又是要钱，又是荐人，搞得他烦不胜烦。
现在他忍无可忍了，先是向复辟党开炮：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全国人民痛心疾首，你们在一旁袖手旁观。现在袁世凯要垮台，你们忽然来搔首弄姿，助贼张目，是什么居心！
面对自己为老不尊的老师，梁启超也直接开骂了：
“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康有为也怒了，没想到昔日乳臭未干的学生，现在居然也来反对自己。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也写诗会骂：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一个公开称老师是“大言不惭”，一个称弟子是食父食母的妖魔，曾经情同父子的师徒两人，算是正式决裂了。
决裂就决裂吧，此时的梁启超，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学生，而是指导整个反对复辟联盟的谋主和文胆。
复辟鞭子军浩浩荡荡开过来，梁启超的战斗檄文一篇一篇传出去，他那种四六骈文的铿锵有力，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了：
主持复辟的张勋，变成了蟊贼、垃圾；他带领的复辟军队则成了丑类、土匪、凶党。
这些文章的影响，早就有人总结出来了，非常精彩：
清朝皇室挨飞机轰炸过后，再看到这样的檄文，早就打退堂鼓了；
众遗老争先恐后，逃离北京；
徐州的辫子军将校，见大事不妙，声明跟张勋脱离关系；
在京的辫子军，则被人轻易收买了。仗打到一半，大半兵力都已经投降了，复辟势力，基本瓦解。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梁启超作为天下仰望的启蒙知识分子，他的一支笔，往往比天子一怒更能震慑乾坤，扭转大局。
从政时的梁启超，经过了许多次大变，有人说他善变，有人说他只是政治投机。他自己的话说的最清楚：
“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康有为）分开？

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
为什么拥袁又反袁？
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
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梁启超是善变的，但他的善变是跟着时代而变，他不过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能做到的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康有为
1929年，梁启超去世了。
死后，他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为他设计了墓碑——墓主体是黄色花岗岩结构，两通汉白玉石碑上只写着梁启超和夫人的名讳，对于梁启超生前的事迹，一个字都没有。
这其实是梁启超本人的意思，不留墓志，不做评价：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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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云婵 人生是一场独自的修行，谋生亦谋爱。 人生的旅途中，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你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会懂：走遍世间，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走回内心的路。 75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叶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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